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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流域的围湖造田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的浪潮，那是西 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至唐末、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这些移 民迁徙的方面主要是长江流域。据粗略估计，第一次移民从北方迁往南方的大约 为90万，第二次大约有650万，第三次约有1000万。这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 移的结果，造成南方土地的大量开辟。第一次北人南迁时，长江以南尚有许多荒 地，北来居民在地广人稀处建立起府州郡县，王公贵族尚可以广据田宅，占而不 垦，发展起庄园经济。第二、三次北人南迁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数量数倍 于前，又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成都平原和三峡以东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增，人多 地少的
2、矛盾十分突出，苏轼说：“吴、蜀有可耕之地人，而无其地。”当时东南地 区平原地带已“野无闲田，桑无隙地。”于是将目光投向不宜开垦的山地与湖滩， 开始了大规模以围垦江、湖为主的造田运动。宋代长江中下游两岸圩田不知其数， 如皖南、江西鄱阳湖区的圩田即始于此时，东南的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更是大兴 围湖垦田之风，绍兴的鉴湖、上虞的夏盖湖、镇江的练湖、余姚的汝仇湖、宁波 的广德湖都在这时被垦成平地。太湖流域在宋前无大灾，围湖造田后，“涝则水 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当时人就指出东南水旱之灾，“弊在于围田”，南 宋政府也三令五申禁止围田，但由于人口压力和豪门霸占，且湖田高产，故政令 如一纸空文，两浙地区围
3、田反而愈演愈烈，直至宋亡。至于无湖滩可围的丘陵地 区，则以垦辟山地为主。江西、福建因平原狭小，寸土皆耕，“步丘皆力穑，掌 地也成田”。出现“一寸之土，垦辟无遗”的现象。进一步解决人稠地狭矛盾的 唯一出路，就是将丘陵山地都辟为梯田，于是“山化千般障，田敷百级阶”“岭 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全顶”成为赣、闽山地的普遍景观。湖田的围垦、山地梯 田的普遍开发，对农业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使东南地区成为全国粮食生产 基地。宋代江西、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当与农耕业发展有关，而太湖流域更 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誉，其代价则是山区的土壤侵蚀，下游的河湖蓄水面积 缩小，水旱灾害加剧。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环境进一步
4、恶化，其原因是16世纪中叶美洲耐寒、耐旱、 耐瘠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传入，使灾害之年的人口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 由此加速。17世纪初中国人口约有1.5亿，至18世纪中叶达到了 3亿。人口的 大幅度增加，而耕地却没有增加，再加上土地兼并、赋役繁重等原因，在全国范 围内有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离乡背井，形成一股流民浪潮。流民主要趋向是进入 南方山区，成为棚民，从事伐木、造纸、烧炭等生业。北部的秦岭、大巴，南方 的浙西、闽西、赣南、湘西等山区大批原始森林被毁，引起长江各支流上游的水 土流失严重，加速下游河道和湖泊的淤浅，新生的滩洲，相继被垦成田。以两湖 地区为例，明清以前两湖地区人口稀少，荒地甚多，
5、农业不甚发达。入明以来大 量江西移民进入湖广，有所谓“江西填湖广”之说，移民主要集中在江汉洞庭平 原。在重大人口压力下，耕地不足，唯一出路就是大规模围江围湖，开辟垸田， 与水争地。清乾隆年间湖北江汉两岸，“百姓生齿日繁，圩垸日多，凡蓄水之地， 尽成田庐疽清代前期（顺治全嘉庆）洞庭湖区10县有大小垸田544个，共有湖 田122万余亩。对湖区的稻米生产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 因种植棉花、耕地减少的情况下，两湖地区成为全国粮食输出大省，明中叶开始 “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替代了 “苏湖熟，天下足”。清代“湖广为天下第一 出米之区”，每年平均出境大米在600万石以上，最高时可达100
6、0万石。然而， 清代洞庭湖区水灾也与日俱增，1644至1820年，湖北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29 次，其中水灾83次，占64.3%。湖南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92次，其中水灾60 次，占65.2%。灾害造成的损失很大，即所谓“纵积十年丰收之利，不敌一年溃 溢之害疽清代乾隆年间湖北巡抚彭树葵就指出：“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 地为殃”。由于湖区灾害严重，垸田也开垦饱和，于是清代中期以后，人口向山 区移动，“与水争地”变成了 “与林争地” 了。近现代以来，虽然出现不少新兴工业，但农业仍是我国基本产业，农民仍 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曾经有过“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的 政策失误，再加上人口的压力，造成全国性围湖造田、毁林造田的局面。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邹逸麟）上海地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