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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青铜器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也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由于其特有的自然条件与历史原因，有幸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青铜器是古代劳动者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发明，它不仅标志着人类生产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凝聚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它的种类大致可分为：工具、兵器、饮食器和礼乐器等，是研究我国古代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料，其造型与纹饰具有重大的美学价值。据史籍记载，山西早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万荣县庙前村后土祠附近发现了铜鼎，元狩七年，汉武帝认为是祥瑞，遂改年号为“元鼎”。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在庙前村后土祠又发现铜鼎，唐玄宗将原来的河中府汾阴县改名为
2、宝鼎县。明、清以来，地下出土铜器渐增，有闻喜县南王村出土商代“父癸敦”、“卣”太原市出土的“铜鹦鹉”，偏关县出土的商代“卣”，永济县出土的商代“参父已”，万荣县庙前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铺”和“钟”，代县蒙王村出土的春秋晚期吴王夫差鉴，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战国间青铜器群，吉县出土东周铜器等。但上下千余年出土青铜器总数不多，并且大都被掠夺、盗运到国外，收藏在美、英、法、日、德等国博物馆中。1949年以后，文物考古事业受到重视，地下出土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四十余年来，山西青铜器出土已超过三千余件，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都远远地超过过去千余年的发现，成为全国研究商周青铜器的重要出土地区之一。一、
3、据考古发掘证明，我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原始红铜器物的实物资料。80年代初，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古墓中出土的一件用红铜制造的铃铛，经碳14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2085年，略早于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年代，是山西省发现的最早铜制品，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新发现，是近年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该遗址出土的铜铃长6.3、高2.7、壁厚0.3厘米，是一件含铜量高达95%的红铜铸件，它是仿照遗址早期文化层内的陶器制造的，是中原地区目前见到的最早的红铜制品之一，已充分证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龙山文化时期(含甘肃齐家文化)中国已经进入铸造铜器的初级阶段。
4、 同时，在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典型遗址中，也有早期红铜和青铜小工具等发现。东下冯遗址面积有25万平方米。碳14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900-1500年之间，是研究我国夏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在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已有铜凿和兵器镞发现。经定量测定、光谱定性分析和金相鉴定，除凿为红铜制品外，其他均为青铜制件。同时在三期地层中还出土了一件铸造青铜斧的石范，片麻岩制成。这里青铜小工具的母型都是仿造石器而来，斧，形短小，无銎，不能安装木柄；凿，扁平长条形，横剖面呈梯形，顶端略宽；刀，弧形刃，尖上翘，长方形的柄；镞，双翼，两面有脊，铤横剖面有扁圆形菱形两种，长5-8厘米，酷似石箭头。铜爵，俯视呈桃形
5、，前有流，后有短尾，流后有柱，柱呈三角形，腹微外鼓，爵身有一道弦纹，圜底，下附三个棱形尖足，素面，流至尾长14厘米。这些铜制品的造形特征说明东下冯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仍保留着原始性质，同河南二里头文化类型相同，这时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但生产工具仍以石质的铲、镰、斧为主。陶寺和东下冯二遗址正处在传说中的夏墟范围之内，陶寺的年代略早，相当唐尧至夏人时期，东下冯相当于夏末商初。 汤灭夏后，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主要在黄河之南，现河南北部。山西与河南省仅仅是一河之隔的近邻。考古调查表明，相当于二里岗时期的商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晋南黄河畔的平陆、永济、垣曲、夏县、曲沃；东南部的黎城、潞城、长子；晋中有太
6、谷；以及大宁、隰县等地。这些地方都出土过不少商代文化遗存。目前，在夏县和垣曲古城南关发现的两座商城遗址，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夏县东下冯发现的商代城址呈矩形，城墙宽6-8米。圆形建筑群基址东西成行，南北成列。此外，还有窑址、窖穴等。出土铜器有爵、镞等。垣曲古城镇南关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平面呈平行四边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内东南部为居民区，中部有一组夯土建筑群，可能是宫殿区。有两座二里岗时期铜器墓压在城墙上，出土铜器有直领尖锥足、鼎、爵等。一九九年初，在平陆县坡底乡前庄村发现的商代早期祭祀遗址出土了一批二里岗期铜器。主要有大方鼎1件，大圆鼎2件，一件；同时出土的还有爵、觚、有銎的铜斧
7、等。此外还发现有赞、凿、灼痕的无字卜骨。这些都是商代王室所用之物，是王权统治的象征。建邦立国的重器，都是与古代祭祀黄河、祈福禳灾相联系的。这一批铜器对研究早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非常重的意义。还有沁水县南沟村发现早商时期尖锥足爵，在颈、腹部已有简单饕餮纹、数道弦纹，流短、柱呈方铁钉状。与前者风格、时代相同。 另外在长子县北高庙，隰县城关庞村和大宁大德都发现了商代中期或早期铜器，特别是北高庙出土的铜器，非常难得。这个时期铜器工具有撅、有銎能直接按柄的斧、锛、环首小刀和锥、赞。兵器有双翼的镞、直内戈，援和内之间加有凸棱，说明人们在使用时已经学会加柄，成为长兵器。青铜容器有鼎、鬲、爵、觚、尊、和盘
8、等。从数量上看酒器的比重较大。鼎，从器形看，都是小耳、深腹、短锥足，底部园形或分裆形，锥足多空。爵为长流、短尾、平底、直足式。为短柱、平底、空足式。觚有矮粗和细长两种，但腰部均随势凹下，少鼓腹者。喙在顶部，口在脑后，三袋足组成颈腹，扁平，无兽头。从制法上看，鼎、鬲、等都是三足器，用包底铸法而成。觚、盘为圈足器，周围都有十字孔。从花纹上看，所有器物都是单层印纹，无地纹。花纹题材以兽面纹为主。从使用情况看，有些器物外有烟薰痕迹，内有水锈，都是实用器。墓中的随葬铜器，都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没有冥器。商代晚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繁盛时期。山西省出土这一时期青铜器比较丰富。主要地点有平陆盘南、常乐；曲沃曲
9、村；晋中灵石旌介、太谷白燕、太原阳曲；忻州连寺沟的羊圈坡和牛子坪；保德林遮峪；右玉大川；吕梁的石楼县二郎坡、后兰家沟、桃花庄、贺家坪(下庄峁)、义牒、圪垛坪、会坪；柳林县高红；永和县的下辛角；隰县城关庞村；晋东南长子县北高庙；潞城县潞河；黎城县城关等。器物成群的有北高庙、旌介、后兰家沟、桃花庄、二郎坡、羊圈坪、牛子坪、高红和林遮峪。其它地区或是少量的几件容器，或仅数件兵器。 按纹饰特征和器形分析，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在晋东南和晋南黄河沿岸主要是同河南殷墟商王朝的王畿地区相仿佛。而在晋中、吕梁、忻州、雁北等地均属商王朝周围的方国文化区。 出土的这一时期商代青铜器，数量远远超过二里岗时期，器物类形
10、也增多了。常见的礼器、酒器有鼎、鬲、爵、觯、尊、觚、簋、盘、壶、卣、瓿、觥、角等；兵器有直内戈、带銎戈、矛、戚、带銎刀、镞；工具有斧、斤、凿、锛、锥等。纹饰有了较大发展，一般都在颈、腹部，耳或足部饰有饕餮纹、兽纹、夔龙、夔凤等。出现了通体饰有花纹的礼器。饕餮一般都面目狰狞，有恐怖感。新器形和纹饰都有了巨大的演变，说明商代后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铸铜手工业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进步。这么众多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段，现分别叙述如下：1.早段：以长子北高庙、忻州连寺沟和石楼后兰家沟三处为代表。铜器群的基本组合都是鼎、觚、爵、鬲、等。一九七
11、一年至一九七二年两次发掘的北高庙铜器群的特点是：多仿陶器。鼎体呈罐形；平底或凸形底；单柱形爵；觚体矮粗，十字镂孔；鬲、鼎、足成尖锥体。纹饰为单层花纹，主体是带状单层饕餮纹，尾向上卷，在饕餮纹的上下也有用连珠纹、弦纹相配称。饕餮纹面目远不十分凶猛可狰。出现了新器形，的上部呈现三角形；、觚与郑州白家庄出土的相同。饕餮纹鼎和爵同殷墟一期相似。忻州连寺沟出土的青铜器已经可以看到云纹鼎，锥尖足向柱足过渡；爵体逐步加长，流长尾短，柱在口流之间，体向卵形发展，饰有满体花纹的瓿体最大径在肩部；觚柄中部起凸棱，作饕餮的鼻梁。总之，这一时期青铜器较多地保持了二里岗时期的特点。2.中段：主要以桃花庄、保德林遮峪、柳
12、林高红三地铜器为代表。特别是桃花庄的龙形觥，带有双角，体成兽形，通体饰有精细的夔龙、鼍纹等，是商代铜器中的精品，极为罕见。还有立耳、圆底、矮柱足的饕餮纹鼎；无耳、高圈足盆形簋；浅腹、高足盘；短颈、矮身、乳钉纹瓿；圈足内挂有铜铃的喇叭形觚以及双头兽条形提梁卣等。保德林遮峪出土铜器30余件，其中，铃豆、车铃、马铃等各种车饰，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柳林县高红出土的则是各种小巧玲珑的冥器和实用品，有靴、胄、铃首剑、矛、戈等。这一阶段铜器的特点是：容器的数量、种类增加了，出现了新器形壶、豆、盘。鼎耳微侈，外撇，柱足；簋为敞口高圈足；豆与陶豆相同；瓿体腹扁圆，上有扉棱；卣下腹大。特别是柳林高红出土的胄、铃首剑
13、、铃、矛、钺、斧、靴形器、塔形饰、双环首刀等，更为特殊。纹饰广泛采用多层满体花纹，在瓿、觥上最为明显。3.晚段：以灵石旌介，石楼义牒、二郎坡三地为代表，灵石旌介出土青铜器百余件，主要有形体瘦高的直耳、柱足象纹方鼎、饕餮纹分裆鼎、蕉叶纹觚和体如伏虎的饕餮纹觥等。石楼二郎坡出土有立耳柱足分裆鼎、弦纹鼎、连体、伞形方柱的饕餮纹、卣等15件。这一时期铜器的特点是鼎、鬲、方鼎等普遍运用柱形足，立耳，深腹。爵体呈卵形；觚体呈喇叭状，腰部开始有宽厚的箍。普遍使用扉棱，如旌介的方鼎、二郎坡的等。出现了新器形方鼎、卣、簋、尾戈、觯等。戈的援部加宽。带状饕餮纹减少或不见了。普遍使用多层或满身饕餮纹、夔龙纹、三角纹
14、。以旌介的觥、簋、卣最典型。开始使用的新纹饰有蝉纹、珠纹、蕉叶纹和凸棱、附兽等。族徽和单体字铭文的使用，在灵石旌介，大量用“”族徽，也有的用“天”、“辛”、“羌”等。晋中、吕梁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又称北方草原青铜器。除具有商代铜器中一般的普遍特征外，还有它自身的特点：既受商王畿地区青铜制品形式的影响，又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对殷墟类型青铜器加以改造，创造了既保存有殷墟类型青铜器的特点，又寓以自身气质的风格。如忻州羊圈坡的云纹鼎，采用立耳、柱足的形式，而鼎体变得矮胖，腹部饰有云纹。石楼桃花庄的直线纹簋，簋体拉长，用高圈足，饰有特殊的直线纹。敞口盘，用三个扁平足。夔龙纹觥，长角
15、状。小件器物匙、匕、刀等一端装饰蛙、蛇、虎、马头、羊头、或两蛇与蛙相斗等动物图案。同时，在蛇嘴、马头、车马器、觚、豆柄内安有或挂有弹丸，或动物嘴作成镂孔状，舌头可转动，似铃铛。这个地区独有铜器是：表面上卦有许多铃铛的舞铙器(曹家垣)、铃首剑(高红、林遮峪)、管銎戚(高红)、蛇首匕(褚家峪)、马头刀(旌介)、铃首刀(林遮峪)、长管銎钺(曹家垣)、倏形三銎刀(义牒)、蛙首(牛子坪)、胄、靴形器(高红)、弓形器(後兰家沟、旌介)、条形勺(义牒)、銎内戈(义牒)、梳(义牒)、蛇首带环匕(曹家垣)、双球铃、单球铃等车马饰(林遮峪)、铃豆(林遮峪)等。这批铜器小工具90%以上都是素面，少量带有简单的斜方格
16、纹和斜条纹。多数遗址或墓葬出土铜器以小件工具和武器相组合或单独出土，不同大件铜器相伴生。二、武王翦商，进入周代。成王封其弟叔虞于晋南的“唐”地，至其子燮父改国号为晋。 山西周代古文化遗址和墓葬主要分布在洪洞的北秦、坊堆和永凝堡，翼城凤家坡、苇沟、北寿城，翼城天马曲沃曲村，闻喜上郭，芮城柴村，晋东南长子西旺村、晋义村，黎城石梁等地。历年来在这些地方先后发现过大批青铜器。 西周早期，相当于成王时代的遗址有：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含凤家坡村）。遗址位于翼城县西北公里，包括东寿城、后苇沟、老君沟、营里村之间。文化内涵丰富，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晋文化及汉代文化遗存。其中以晋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根据出土文物可分为四期，主要铜器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