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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的防疫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彷等，而一 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 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 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 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 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 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 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
2、”。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 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 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 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彷之灾，“死者十九”。古代防疫方法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认识，是很难在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 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
3、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 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 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 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 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医学的发展让人们的这种观念渐渐淡薄下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 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 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 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
4、 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 民得爽垲以居。”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许多典籍表明，是隔离。这种方法自古 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方法。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 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 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一六疾馆，以 隔离收治患病之人。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 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 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
5、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 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 的进步而有所减少。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 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 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 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 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 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
6、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 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 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 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 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 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 的一则事例，所用治
7、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 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 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 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古代政府对于灾变的防治颇让人欣慰。然而，这只是在几千年的防灾过程中零星 闪烁着的几点光芒。许多“会办事”的大员对健康有效地防疫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很不可 思议的坏作用，譬如清代的李鸿章。1896年5月李鸿章时来运转，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 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
8、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 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 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 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 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说，李鸿章见到 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 上？ ”维特回答说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 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 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 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 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 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李阳泉，原题：古代防疫方法：“隔离”最早见于汉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