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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与铁水21世纪的曙光即将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在0世纪成为显学而又历经风风雨雨的红学如何迈向世纪？这是一种为当今红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9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设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励与回应，至本次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进一步的研讨。一红楼梦文献研究,重要是指有关这部故事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浮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局限性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局限性徵也。文
2、献局限性故也。”朱熹觉得,这里的文献涉及历朝的文献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课本记载；“文献”之“献”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多种材料，所谓“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某些变
3、化，大体是指历史文献，即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涉及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域里,也重要是指尽量地收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其做一番具体而进一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觉得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范畴涉及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之前景，红楼梦学刊93.。）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书
4、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此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研究两个方面。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种文学概念,重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种现成的文学作品。但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现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称大的歧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本。新批评派觉得文本是一种由独立的词语构成的物体，是一种客观的有自身构造而与社会、读者没有关系的独立存在，因此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xuacrticism）、“客观批评”（ojctivism）或“客观主义
5、理论”（objetvethory）,根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觉得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多种读者对作品的反映，就是“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自身,觉得作品即“本体”,它涉及了自身的所有价值与意义，因而不必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不必关注与研
6、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因素中推导批评原则,其终则是传记式批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成果相混淆，即混淆诗自身与诗的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原则,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中谋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
7、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行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当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故事作品，着重就作品自身展开研究，具体涉及人物形象、情节构造、叙事模式、语言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开掘。有关“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
8、是外延上的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用描述性的措施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种典型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涉及知识、信奉、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涉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她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但人们还是比较承认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措施，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畴也相称广泛，重要涉及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
9、文化、艺术文化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固然难度也更大。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互相衔接、依次递进的,并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现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规定。二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种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同步从这一特定视角回忆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的确成
10、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仍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却在她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团圆老式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摸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此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刻性，从而启动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种持
11、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留学西方的胡适以中国老式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措施,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她的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由于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措施,但其主体仍是老式的考据学。例如胡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有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得到的大量资料，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