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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石钟山记几点看法一、为李渤叫屈唐代的李渤之所以“出名” ,并不是因为他写了辨石钟山记,而是因为遭到了苏轼的嘲笑。苏轼写石钟山记的意图之一,便是“笑李渤之陋” 。究竟李渤陋不陋、可笑不可笑呢?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有一脍炙人口的警句: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告诫人们对事物作结论前,要注重亲自搜集第一手资料,不可妄加臆断。这诚然是难能可贵的金玉良言,但放在“笑李”的文章中,则让读者产生一个错觉,好像李渤提出新观点前,并没有经“目见耳闻”地考察,纯属“臆断” 。这实在是冤枉。好在李文不长,请读者读一遍:水经云: “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 ”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
2、,因受其称。有幽栖者,寻纶东湖,沿澜穷此,遂跻崖穿洞,访其遗踪。次于南隅,忽遇双石,欹枕潭际,影沦波中,询诸水滨,乃曰: “石钟也,有铜铁之异焉。 ” 扣而聆之,南声函胡, 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若非泽滋其山, 山涵其英, 联气凝质,发为至灵,则安能产兹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旧矣如善长之论,则濒流庶峰,皆可以斯名贯之。聊刊前谬,留遗将来。 (辨石钟山记 )李渤以为石钟山是因山中产奇石“石钟”石而得名。指出善长(郦道元之字)之论是错误的。李文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李渤自谓“幽栖”于此,其实是作江州刺史,湖口在其辖区之内。而苏轼只是路过。由此可以推断, “李太守” 来此游览的次数和对其
3、熟悉的程度,当大大超过仅留“鸿泥雪爪”的苏轼。第二,李渤的观点也是经“目见耳闻”后得出的,并非“臆断” 。苏轼的文章也不能回避李渤“始访其遗踪”的事实。第三,李渤的考察有两点是苏轼所不及的,其一是“跻崖穿洞”特别是“穿洞” ,苏轼没有。李渤所“遇”的“双石” ,经约 270 年的风雨沧桑,苏轼已无缘得见了。所以苏轼对山体的石质没有多少感性认识,更不用说深刻印象了。其二是李渤“不耻下问”地“询诸水滨” ,苏轼却没有找“渔工水师”开调查会,大概认为他们“虽知而不能言” 。李渤从“土著居民”口中得知那两块大石叫“石钟”后,还“扣而聆之” ,待验证无误了,才得出山是依据石钟石而得名的结论。李渤的观点不
4、能说失之臆断和草率,李渤的表现岂可讥之为“陋”乎!苏轼颇为自负地对长子迈所说的周景王的无射钟和魏庄子的歌钟, 其实究竟是什么声音, 谁听到过呢?若不从富有浪漫情怀和丰富想像力的诗人苏轼口中说出, 人们是很难将 “无射”和“歌钟”与石钟山联系起来的。当然,笔者丝毫没有要否定苏说的意思,相反,倒是很佩服苏公学识的渊博和联想的机敏,感谢他颇富个性色彩的解说为石钟山更增添了人文的魅力。但是,同不能因肯定李说就否定苏说一样,也不能因肯定苏说就否定李说,因为二说不是A和非A这种矛盾关系,充其量只是A和B这种对立关系,不排除二者可以并存。第四, 李渤作记的意图是 “刊前谬” 。 在游览过程中, 发现了新的资
5、料, 研究出了新的观点, 提出来以纠正前人的谬误,这种认真和勇敢的态度应该受到称赞,做学问要有这种向古人挑战而不“为古人讳”的精神。但是,苏轼却将矛头指向了李渤, 不仅要维护郦说的权威性和唯一性, 而且扩而大之地抽象出一条 “古之人不余欺也” 的“说教” , 给敢于向古人说 “不”的创新者扣上一顶“陋”的帽子,苏公似有“是古非今”之嫌,至少是没有“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兼收并蓄的雅量。其实,李渤并不那么可笑。从郦道元到李渤,其间约 580 年。对郦说尽管“人常疑之” ,但真正“访其遗踪”以求解疑的,李是第一人。仅此一点,李就不“陋” 。更何况对石钟山命名的由来提出新的观点,解放了思想,引发此后延续
6、一千多年的“争鸣”呢?公允而论,石钟山的出名,苏轼固然是立了大功,而李渤则立了“头功” ,不应遭到嘲笑。中心思想”不妥苏轼的石钟山记现收入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编者通过课后练习,提示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种分析是符合作者意图的。但是,作者以该句来揭示文章的中心思想,却是不贴切的。当然,错误不来自今之编者,而来自古之作者。苏轼在此犯了什么错误呢?笔者以为犯了观点与材料不一致的错误,即本文的内容推论不出“事不目见耳闻”这一观点。其一是中心思想与李渤其人挂不上钩。作为“笑李渤之陋”的文章,该是“笑李渤”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之陋”。但是,作者所叙之材料却说
7、李渤“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事实为李渤不仅“目见耳闻”,而且动手实验了。如此,李渤当然不应在作者质问“可乎”的对象之列, “可乎”之“矢”怎能射中并非“的”的李渤呢?苏公岂不放了一空炮! 其二是中心思想与得名由来这一内容挂不上钩。 若是仅仅判断事物的有或无, “目见耳闻” 的确是快捷可靠的方法;但若是探究其但以然,便不是一看便知、一听便明这么简单了。而本文但争辩的不是石钟山的“有无”这种直观性的问题,而是石钟山得名的由来这种理论性的问题,远非一经“目见耳闻”便可奏效的。文章叙述李渤和苏轼都“目见耳闻”了石钟山的有关情况,但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便是“目见耳闻”并非唯一法宝的佐证。
8、既然争论的问题不是“有无” ,问题的症结又不在是否“目见耳闻” ,那么苏文的“中心思想”明显与材料不一致。无论从逻辑思维来说,还是从文章章法来说,都是疵病。三、笑人者,人笑之石钟山记是散文中的千古名篇,但“苏说”却不是千古定论。毕竟人们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其艺术魅力的,而 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肯定其科学价值的。苏轼在夜泊石壁调查后,如他“笑李渤”似的,也“自以为得其实” ,得意洋洋地对儿子宣布自己的“新发现” 。苏轼此刻多么自负!但“苏说”也免不了被人“疑之”的命运。到清代, “得名说”旧话重提,并掀起了一个争辩的小高潮。先是周准 “寻思坡公但见, 犹为知之未尽。 盖是山石质轻清, 又复空中多
9、窍, 但发风水相值, 独锵锵若金奏” (游石钟山记 ) ,对“水石相搏发声”说补充了一个“内因” : “石质轻清” 。认为如果不是“石质轻清” ,即便“空中多窍” ,与风水相吞吐,也不能发出噌眩之音。“周说”明显“兼容” 了李渤和苏轼的观点。接下来是曾国藩曰: “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 ” (求阙斋日记 )以其人之“语” ,还治其人之身,语气够刻薄的。曾国藩打破了“以声得名”的框框,开拓了“以形得名”的新思路。常与曾国藩同游石钟山的湘军将领彭玉麟撰石钟洞序 ,谓“冬潮落则(石钟洞)门出焉” ,彭入洞内考察,看到不少无年代可考的题诗题词,发现“全山内空如钟覆地”
10、 ,认为山之得名,“似宜以形论不以声论。苏子所谓霰坎链鞫噌眩如乐作者,乃过其门未入其室也。”彭实际上也是“笑”苏轼之“陋”,但碍于苏的名气太大,赶紧声明自己“非敢妄议古人,不过亲历其境,身经目睹,以形象意度之”言外之意是强调自己并非“臆断其有无”!清代著名学者俞檄的春在堂笔记卷七记下了 “彭说”,郑重介绍“余亲家翁彭雪琴侍郎驻江西最久” ,弦外之音不难听出:他的亲家翁对石钟山相当熟悉,其观点是可信的。今人考察认为,石钟山既有钟之“声” ,又具钟之“形” 。前人的观点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苏说”遭到质疑甚至否定,似乎也是势在必然。因为:第一, “苏说”的理论依据患有“先天不足症”人对客观事物的
11、认识,有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臆断”固然不能获得真理,但事物“目见耳闻”了,就一定能得到正确认识吗?否!苏轼十分强调的“目见耳闻”,其实只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无 A (目见耳闻)必无 B(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但有A却未必能B。例如,李渤,苏轼,直到清代的周准,曾国藩,彭玉麟,都是就游历石钟山的“目见耳闻”而作出判断的,都不是“臆断” ,但他们的观点并不相同。这至少说明“目见耳闻”后的判断不可能都正确。“目见耳闻”固然有其可靠性,但也有其拘限性。且不说见闻有真伪之分、全面片面之别;也不说“见”的时间有朝暮和四时之异;仅仅看的角度不同,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这就是“目见耳闻”的“
12、先天不足”处。苏轼自己就深有体会嘛,同样是看,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呢! “苏说”比之“郦说” ,详则详矣,然而角度是一致的,都可比之为“横看”水石相搏而发声。 “李说”则有如“侧看”扣石而发声。第二,石钟山得名的原由可能本来就具有多元性。石钟山,是比喻式的称呼。能构成“比喻” ,是因为二者有某一相似点或某些相似点。而相似点的认定,是带有很浓的主观色彩的,但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就决定了石钟山得名的由来可能具有多元性,不像“华阴”这一类解说式的地名只有“在华山北面”这一种解说。 “石钟山”从字面分析,可有多种理解。一是像石头钟(非金属钟)一样的山; (石头钟,以石做成的钟
13、,既可“以形”论,也可“以声”论,亦可“以声、形”兼论。 )二是石头如钟的山(石头如钟,只宜“以声”论) 。截至目前, “得名由来说”恰好有以形论、以声论、以声形兼论这三种,大概不是什么巧合吧。这段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公案” ,给后人好多的启示,在此只想说一点。在学术问题上,对持不同意见者,不论其名气的大小,应取平等的态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解说也应丰富多彩。 事物是复杂的, 认识是无止尽的, 谁也不能打包票说自己的观点是千古不刊之论, 也无须苛求认识一步到位。自己对某一事物研究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便在真理的长河中增添了一朵浪花,也算尽到了一份对人类的责任。以平常心对待不同意见的争论,既不因自己提出了什么观点而“踌躇满志” ,也不因遭到批评而“大发雷霆” ;对别人勿须冷嘲热 讽,更不应施以人身攻击。笑人者,人笑之;对别人的宽容,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宽容。大家都是人而不是神,谁都难免犯 这样那样的错误,何必对别人一一其实也是对自己一一过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