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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七夕节的源流 陈连山新文化运动以来，疑古主义盛行，导致大量古代文献的史料内容被歪曲，史料价值被贬低。时代越早的材料，遭到的质疑越多。本来，越古的材料越珍贵，现在却是“时代越早越可疑”。七夕节起源研究中的相关史料也遭遇这样的命运。为了更好地理解节日发展历史，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那些史料的内容，重新判断它们的价值。当然，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以及新的研究条件，都给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七夕节的起源跟牛郎、织女的关系很大。所以，我从牛郎织女说起。牵牛（一名河鼓，俗名牛郎星）、织女在先秦时代是两组星，牵牛三星直线排列，织女三星呈三角形分布。它们分别位于银河（古称“河汉”或“汉”）两侧。织女
2、星在天空的位置是古人判断季节的方法。夏小正云：七月，“汉案户。”银河南北向，正对房门。又云：“初昏,织女正东乡。”初昏时刻，织女星在正东方向。这是秋季开始（七月）的时刻。星经记载：织女三星在天市东端，常以七月一日、六日、七日出现于东方。牵牛星与织女相对于银河两岸，因此并提。这是先秦天文学上，牵牛织女星与七月初的关系。当然还没有固定在七月七日。关于这两组星之间的关系，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全诗是批判宗周掠夺东方诸侯国财富，导致东方各国民不聊生的，诗很好。周王朝居然收入诗经，也颇有肚量。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 睆：星光明亮的样子。（hun）彼牵牛，不
3、以服箱。”意思是：银河光亮照人。三角形的织女星一天变换七个方位。即使如此，她却只向西移动，不能往复，所以无法织成布帛。明亮的牵牛星，却不是用来拉车的。诗人的意思是说牵牛织女二星有其名无其实，借此以批判宗周贵族尸位素餐。所以，这里叙述的牵牛织女只是一种比喻，不是真正的叙事。跟牵牛织女爱情无关，既不能证明他们之间当时没有爱情，也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有爱情。不过，我从中推测可能有爱情。首先，民众为二星取了这样的名字，一定是有意义的。东汉末年占星书荆州占云：“王者至孝于神明，则三星（指织女三星）俱明；不然，则暗而微，天下女工废。”织女星被看作人间女工兴废的象征。向织女乞巧，就建立在这个观念上。牵牛，代表了
4、农耕，是男人的工作。日本学者中村乔认为：人间有用三牛（大牢之礼）祭祀河神，那么祭祀天河也要用牛。牵牛的牵，是祭祀银河的活的牺牲品，牵牛就是作为银河祭品的太牢。史记天官书可证：“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甲骨文以牛祭河是祈求丰收。祭祀银河的牵牛，也应当看作丰收祭的牺牲。史记天官书是天文学，其说法不能代表民间的观念。至于中村乔又推论织女是嫁给银河神的女性，类似人间为河伯所娶之女，这就更加不可靠。他说：织女作为判断七月的标志星，七月又是收获季节，人间有丰收祭祀。所以，织女大概也是想象的向天河祈求丰收祭祀的牺牲品。中村乔的推论很有趣，但是，史记天官书就有一个反证：“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婺女，其北织女，
5、织女，天女孙也”。织女是天帝的孙女，怎么可能做牺牲？淮南子俶真训云： “若夫真人，则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地位还比较相当。所谓男耕女织正好代表了农业社会最典型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命名是很有意义的。可惜诗经时代命名之意的直接材料失传了。我们只能推测。其次，从字面上看，这首诗中的牵牛、织女之间没有什么爱情关系。但是，此诗不是客观记录，不足为证。另外，因为先秦资料失传很多，我们更不能根据此诗下结论当时牵牛织女之间真的没有爱情关系。否则诗人为什么把他们放在一起谈？再说，既然虽然有银河相隔，但牵牛、织女一男一女，很容易想象他们之间会发生爱情。过去学者以此为根据否定先秦时代牵牛织女没有爱情，
6、是不妥当的。当然，我也不能推定当时已经有爱情关系，只是一种可能。如果要说当时的牵牛织女有爱情，还需要举证。拜赐现代考古学的成就，我们现在还有了证据。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秦国的简书日书证明当时牵牛织女已经有爱情了，而且谈婚论嫁。日书甲种第一五五简记录“取（娶）妻”的忌日云：“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意思是：戊申日、己酉日，牵牛迎娶织女“不果”。字面上是不成功。但是，从当时人的忌讳看，如果在这些日子娶妻，丈夫会三次抛弃妻子。另一简文云：“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 所以，我推想，牵牛织女是结婚之后又分离。可见，当时秦国已经普遍出现牵牛织
7、女结婚，最终失败的传说。但是，由于先秦时代的牵牛、织女婚姻是一个悲剧结局，所以当时人的婚礼忌讳在戊申、己酉这两天举行。戊申、己酉在几月呢？不详。这条材料极其重要，它彻底打破了先秦时代牛郎织女没有爱情关系的旧说。回到日书所记录的戊申、己酉这两个与牵牛织女婚姻有关的日子。它们在几月不能确定。日书云：“正月、七月朔日，以出母（女）取（娶）妇，夫妻必有死者。”意思是：如果正月初一和七月初一结婚，那么夫妻必有死者。朔日是初一，而前文所说的“戊申”、“己酉”这两个相连的牵牛、织女结婚的日子，可能也在正月，或七月。这两个材料，可以帮助确定汉代一些一直被怀疑的关于牛郎织女传说。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
8、20年）在长安开凿昆明池。当时在两岸各设一个石像，即牵牛、织女。班固西都赋云：“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这石像保存下来了，相隔三公里。（图见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卷第120页。原载文物1979年2期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一对孤零零的男女老这么互相遥望，人们最终设想他们可以相见。淮南子逸文（白氏六帖卷九十五白帖鸟部鹊“填河”注文引述）：“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可惜没有日期。 杨琳认为此注是宋人所加。但即使是宋人所加，也不影响出自淮南子。 王孝廉认为这内容跟淮南子俶真训真人“妻织女”有矛盾。（见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卷第97-98页）但是淮南子是集体创作的议论文，有矛盾是可能
9、的。我推测可能是七夕。因为这个传说在后来的记录更加完整，都是讲七夕渡河相会。虽然三国以后依然很多诗歌说他们还是各自孤单，但是，这跟一年一见并不构成截然对立的矛盾，不能用后者否定西汉的材料 杨琳认为东汉到三国时代诗文只说牵牛织女分离，没有提及相会，“若当时有相会的情节，他们不至于都只字不提。”（P287）此说不对。毕竟天河中二星相隔，所以诗人多观星而感伤，自然强调相隔。更加重要的是曹植九咏明确说“交际兮会有期”。详后。何况先秦日书已经表明他们结婚之后又分离！以上是传说。还有与传说相关的风俗。西汉时代，除了淮南子逸文所记录的七月七日采瓜叶治疗黑痣以外，西汉还出现了七月七日表达爱情和祈求子嗣的习俗。
10、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云：“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彩相羁，谓为相连爱。”（笔记小说大观本。（彩，连，在根据岁时广记引其文为“缕”、“怜”）葛洪时代虽晚，但是近来的史学界认为其史料基本可信。这种习俗后来一直流传。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引唐代天宝遗事云：“唐宫中七夕，嫔妃各执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古诗云：金刀细切同心鱼会（kui），玉线争穿九孔针。”又引唐金门岁节云：“七夕装同心鱼会。”这个“同心鱼会”，就是表达爱情的食物。唐陈鸿长恨歌传云：杨贵妃与唐玄宗于天宝十年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
11、人风俗夜张锦绣，陈饮食，树花。燔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始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之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七引）唐代七夕求子用蜡制婴儿像化生。宋周弼编三体唐诗卷一薛能吴姬“水拍银盘弄化生”。元释圆至注解：“唐岁时纪事曰：七夕俗以蜡作婴儿形，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谓之化生。”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名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襕座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也。”民国时代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七广州岁时记：“初六夜初更时
12、焚香燃烛，向空叩礼，曰迎仙。自三鼓以至五鼓，凡礼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拜仙之举，已嫁之女子不与会。惟新嫁之初或明年，必行辞仙礼一次，即于初六夜间礼神时，加具牺礼、红蛋、酸羌等，取得子之兆。”这些后代材料印证了西京杂记记录的涵义。所以，西汉开始，人们转变了先秦时代的牵牛织女婚姻无果的观念。 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第171页，中华书局，2002年。从此，七夕跟婚姻爱情关系更加密切了，不再是分离，而是强调重逢。七月七日从先秦时代的凶日，逐渐演变为吉日良辰。西汉还有乞巧活动。其一是穿七孔针。西京杂记又云：“汉彩女（低级嫔妃）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这个穿针习俗，就是后
13、来普遍流传的乞巧习俗之一。这应该是与牛郎织女七月七日相会有关。宋孝武帝七夕诗：“沿风披弱缕，迎晖贯玄针。”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梁顾野王舆地志云：“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后代有穿双孔针、五孔针、九孔针等等（见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其中引天宝遗事最完整，先祭祀女郎织女星，然后乞巧：“宫中七夕以锦彩结成楼殿，高百丈，可容数十人。陈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穿针乞巧。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皆效之。”其二是水浮针：杜台卿玉烛宝典（成书约在北周）引淮南子：“丰水十仞，金针投之，即见其形，乃有旧事。”总之，西汉时代七月七日已经有了表达爱情、祈求子嗣、求健康美丽
14、和乞巧的习俗，这个节日正式出现了。（杨琳认为东汉才流行，可能觉得西京杂记不够可靠。）三、东汉七夕节的发展东汉牛郎织女传说的记录更加完整。鹊桥相会的时间明确为七夕。艺文类聚卷四引崔寔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之正白气，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曜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乞愿，三年乃得。”杨琳认为“时果”以下文字在其他类书所引中均无，当是来自周处风土记的类似文字。不过，杜台卿玉烛宝典（成书约在北周）卷七之所以不引，是因为他先引了风土记有此文，紧接着就是四民月令，相互可能避免重复。但是，韩鄂岁华纪丽卷三七夕：
15、“鹊桥已成，织女将渡。”原注：“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 杨琳根据渊鉴类函转录唐类函同样的文字为出自风俗记，不是风俗通，而判断韩鄂失误。杨琳的判断根据不足。第一，可能是渊鉴类函有误。第二，今本风俗通无此文，是因为风俗通原书三十卷，今仅存十卷。用这个不完整的本子无法判断韩鄂征引有误。清钱大昕辑风俗通义逸文有此文。不能都是假的吧？杨琳认为鹊桥情节最早是梁代庾肩吾七夕诗“倩语雕陵鹊，填河未可飞。”这个雕陵鹊是神话中的大鹊，不是乌鹊，所以杨琳认为现实化的乌鹊一定是后出的变异说法 杨琳书P288。这个推论不可靠。文人喜欢雕饰，很可能把原来的民间传说的喜鹊改为雕陵鹊。我相信白氏六帖转引的淮南子和岁华纪丽转引的风俗通。这里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鹊桥，而不是其他鸟架桥。杨振良认为是因为喜鹊是阳鸟，是报喜讯的鸟，所以用它 杨振良“桥”在七夕传说中的民俗意义，见名家谈牛郎织女第288-28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还说古人崇拜候鸟。其实，喜鹊是留鸟，不是候鸟。喜鹊传喜讯，与架桥不矛盾。但是也没有多大关系。用它的关键在于喜鹊七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