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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颜色学术:黑城学研究跋涉记孙继民研究员访谈录孙继民 朱文通编者的话：孙继民研究员近年从事敦煌学研究,成果颇丰,在这一领域已是出名学者。近年来又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将重要精力放在了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近期,孙继民研究员就敦煌学、黑水城研究诸问题接受了朱文通研究员的采访。朱文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如下简称“朱”）:近年有人戏称学术界存在“颜色学术”现象,将红楼梦研究的“红学”、敦煌文书研究的“敦煌学”、徽州文书研究的“徽学”和黑水城文献研究的“黑城学”分别称为“红学”“黄（煌）学”“灰(徽）学”和“黑学”。您近年从事敦煌学研究,并有所成就。为什么近年将重要精力放在了黑水城文
2、献研究方面，由“黄(煌)学”转向了“黑学”?孙继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如下简称“孙”）：说来话长。我在此前的确重要从事敦煌学研究，近十年来才逐渐转到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但是说精确某些,这里所说的敦煌学研究,应当是和隋唐史结合起来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我从事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工作是从研究生时代开始的。当时报考研究生，专业研究方向的表述是“吐鲁番文书整顿与研究”，后来导师唐长孺先生觉得这一名称表述不够精确,就改为“隋唐史(吐鲁番文书研究）”。此后直到毕业，涉及学位论文,在波及到填写专业研究方向一栏时，我们都做如是表述。这一表述揭示了隋唐史和吐鲁番文书学的关系，既表白学习训练
3、的重点是吐鲁番文书,又表白学习掌握吐鲁番文书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进一步隋唐史的研究,两者密切相连。唐先生为我们讲授的课程和进行的指引就是环绕着这一理念进行的，我们因此受到了隋唐史研究和吐鲁番文书整顿研究的双重训练,也在双重训练中逐渐体会加深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对隋唐史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当时我的兴奋点是军事制度，与之有关联，吐鲁番所出军事内容的文书和隋庸的军事制度就成为我关注的重点。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最初设想环绕地方兵做文章,后来因考虑到文书材料太少而作罢。这时我读了几篇日本学者菊池荧夫先生有关行军制度的文章，受到启发，同步又觉得这一课题尚有继续进一步的余地，加之文书也有些有关的材料，因此在征得唐
4、先生的批准之后，就以唐代行军制度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最后定名为从吐鲁番所见的唐代前期行军制度。由于文书资料、论文题目和学力的限制,我在撰写过程中感到行军制度的许多问题无法波及，波及的问题又难以展开，当时设想待将来条件成熟争取写成一部有关行军制度的专著。从198年到1990年，我开始侧重于以运用史籍文献为主，环绕行军制度撰写论文，先后完毕了行军制度探源有关行军制度的几种问题唐代的行军统帅有关唐代前期中押官一职的探讨等文。运用出土文书探讨行军制度的文章有跋唐重拱四年队佐张玄泰牒为通当队队陪事从一鲁番文书谈唐代行军制度的两个问题。此外,从研究生时期开始，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还重点阅读了几本载有唐代军事
5、制度的兵书，并因此而撰写了武经总要的编纂及其版本李筌太白阴经琐见李卫公问对辨析等文，这可以视为行军制度研究的副产品。上述论文的撰写旨在为将来的专著打基本,但由于其间环境的变化,研究重点一度游移,设想中的专著始终未能成为现实。191年,我以唐代行军制度及其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影响为题，向“国家青年社会科学基金”提出了资助申请，有幸获得了通过。这一项目促成了我的最后决心，对行军制度的系统研究这才真正展开。9年项目完毕,定名为唐代行军制庭究。1995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将该书出版，列为文史哲大系的一种。至此，我对行军制度的研究暂告一段落,近年的心愿终于了却。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出版后,我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隋
6、唐史结合上的研究工作尚有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和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两书。前者的动因是15年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1996获得批准的一般项目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研究的课题,后者的动因则是获得的一般项目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北边军研究的课题。目前回头看来，此前从事的敦煌学研究，在范畴和论题上基本上属于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上的扩展和进一步,其局限性不言而喻，当时也意识到了这点,也曾思考过如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展空间问题,却不知如何下手。一种偶尔的机会，促使我迈出了将研究重点转向黑水城文献的研究第一步。冬天，我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查阅资料时,随手翻阅看到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7、6册彩色插页上的宋代军事文书图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黑水城文献也有如此多的汉文文书甚至我历来感爱好的军事文书?由于在我的模糊意识中，总是将黑水城文献与西夏文和西夏文书相联系。从这一刻起,那些宋代军事文书彩色图版的影像就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这大概就是我后来研究重点转向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的最初冲动。既有了爱好，自然也就多了几分关注。当我理解到自1996年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出版起究竟第6册面世，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尽管已经出版直至完毕，但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却与新闻界的竞相报导出版消息形成巨大的反差,居然难得觅到几篇学术论文,自己忽然意识到，在敦煌吐鲁番学人一般因学科关系不越界宋辽金元
8、史领域和宋史学者一般因史籍资源丰富而对出土文献但是分投入的中间地带，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或许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下一种学术发展空间,套用时下一句流行语，就是寻找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主意一定，我便选择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切入点,运用既往研究敦煌吐鲁番学唐代军事文书的经验,尝试对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进行学术式的解读,并终于在草就了一篇有关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军事文书的考释，刊登于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0月出版)。上文作为自己寻觅学术新域的处女作，其中有些内容目前看起来不免稚嫩,甚或错误,但艰苦的劳动毕竟结出了硕果，就整体而言仍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此，这更坚定了自己开拓学术新领域的信心。这
9、就是我的学术爱好和重点从敦煌学转向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的重要背景和过程。朱:您近年的研究不限于黑水城文献,您在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重要做了哪些工作？孙：我将研究重点转到黑水城汉文文献方面以来,重要做了如下方面的工作，一是申报了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两项课题分别是申报的一般项目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和申报的重点项目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经文献整顿与研究。前一项课题已经完毕，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是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顿与研究。后一项正在紧张进行,估计可以在年内结项。二是指引一批研究生选择黑水城汉文文献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培养了一批黑水城汉文文献方面的研究人才
10、。这项工作是从开始的。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让学生选择黑水城汉文文献作为学位论文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冒险性，自己心里都不踏实,由于这时我本人对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理解都尚未充足,对与黑水城文献密切有关的宋史领域更是一种门外汉，让学生选择这样的论文题目与否明智?能否完毕？类似的疑问曾经在我脑海萦绕多时。幸亏她们的天赋与勤奋，陈瑞青的研究生论文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献所见文书制度初探和张春兰的研究生论文俄藏黑水城宋代“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有关文书研究均得以顺利完毕，并获得宋史领域论文评阅专家和答辩专家的高度肯定。只是到了此时,自己几年的悬疑才真正放下心来。从此之后，每次招收研究生我都要拟定至少有一名学生选择黑
11、水城文献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说到这里,我非常感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是作为兼职专家招收、指引研究生的,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教师予以了极大支持，提供了许多便利。朱:您在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哪些？可否简介一下？孙:近年黑水城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顿与研究一书外,尚有近二十篇论文。这些论文大体环绕四个方面进行,第一种方面是环绕黑水城文献作为一种专门学问所进行的某些思考,属于对黑水城文献的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共刊登了三篇论文，分别是黑城学:一种更为贴切的学科定名)、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始年及在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和敦煌学视野下
12、的黑水城文献研究。第二个方面是环绕宋代文书所进行的研究,属于对其中俄藏.o.1 23号文书即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系列研究，形成了一批论文，大部分已收入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顿与研究一书。第三个方面是对几件西夏汉文文书进行的专门研究,有俄藏黑水城西夏汉文文献数量构成及经济类文献价值西夏汉文乾祐十四年(1183年）安排官文书考释及意义西夏天盛十五年(163年）王受贷钱契等考释(与许会玲合伙,见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和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与许会玲合伙)。第四个方面是对几件金代的文书进行了专门研究，有俄藏黑水城所出金毛克文书初探和俄藏黑水城所出一件金代军事文书再探对杨浣先生黑城
13、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一文的正补两文。此外,对伪齐一件文书的研究火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新刊伪齐阜昌三年（13）文书解读也可以归入此类。朱：您对黑水城文献的整体性综合研究重要波及哪些方面？孙：这些方面重要波及黑水城汉文文献发现的始年问题、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朝代构成问题、黑水城文献的发目前中国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和特点问题、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科定名问题、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问题，黑城学与敦煌学的关系问题等,都是关系到黑水城文献作为一种专门学问或曰学科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朱：有关黑水城汉文文献发现的始年问题，您为什么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孙：有关黑水城文献发现的时间,通行的习惯是把9作为黑水城文献发现
14、的时间。例如俄罗斯学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汉名孟列夫)在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一书的前言中就说:“19,当柯兹洛夫在死城哈拉浩特出名的塔中发现了大批迄今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西夏文图书时,谁会想到,这收集品成了几代学人悉心研究的对象。”1她的另一文黑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一)也说：“柯兹洛夫19在哈拉浩特（黑城译注）出名的塔中发现的涉及古代书面文献在内的收集品，早已举世闻名。”2俄罗斯另一学者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在西夏书籍业一书称科兹洛夫在19发现了黑水城，是次年“第二次来到黑城发现写本”的3。同为俄罗斯学者的克平在为西夏书籍业汉文版所写的前言中称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是“科兹洛夫于19在
15、哈拉浩特(即黑水城)发现的出名西夏文献的书库”。她们都是把9作为黑水城文献发现的时间。不仅国外学者如此,中国多数学者也不例外。例如陈育宁承百年老式创将来新业一文就曾提到“19沙俄大佐科兹洛夫在国内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盗走了大量西夏文献与文物”4，杨浣二十世纪中国西夏学学术园地一文也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国内内蒙古居延海地区盗掘到大批以西夏文为主的古代文献，俗称黑城文献。”5至于其她有过类似议论或说法的学者（涉及台湾学者在内）更不在少数,兹不赘举。对于黑水城文献发现的时间上存在着歧见或者说以9作为发现始年的通行说法，我持一种否认的意见,我主张应以19作为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始年，这是由于在9黑水城“出名的塔”文献发现之前的19,科兹洛夫第一次进入黑水城遗迹时就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西夏文、汉文和其她文字的材料。科兹洛夫带领的俄国探险队在194月、1月曾两次进入黑水城。对于其第二次进入黑水城,由于随着有“出名的塔”所藏文献的惊人发现而为人所熟知,因而也就往往被人想固然地视为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始年。实质上，科兹洛夫早在此前的194月第一次进入黑水城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文献材料,其中就有西夏文文献。据俄罗斯学者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文献前言6简介,科兹洛夫探险队第一次在黑水城逗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