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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汇报|童世骏:以“敬成就凡俗生活中的理想境界对未来社会和人生的美好想象有助我们反观当下缺点改善现有状态我今天要讲的“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包括三个含义：“凡俗时代”中的生活与理想境界,“凡俗人群的生活与理想境界，“凡俗活动时刻的生活与理想境界。我们的问题是：这三种意义上的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有矛盾吗?凡俗生活当中,可以并且应当追求理想境界吗？凡俗时代能否有理想“凡俗时代相对于“轴心时代”所描述的有神袛或天国存在的“神圣时代”，尼采说“上帝死了”,泰勒描述为“宗教信仰已不是唯一信仰”“凡俗”是“神圣”的反义词；说我们的时代是“凡俗的时代”，就是说我们的时代不是“神圣的时代”.什么叫“神圣的时代呢
2、?就是“神圣者”或“神圣的力量”、“神圣的事物”在社会当中占无可怀疑的主导地位的时代。意识到在我们平凡的人们之上还有不可亵渎的神祗存在,在我们平凡的世界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天国存在,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所说的公元前60年左右的“轴心时代”发生的事情.“轴心时代”所出现的这种世界“神圣化”，在现代遭遇了重大挑战.现时代被马克思称作“资产阶级的时代，他指出“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有意思的是，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恰恰是因为在它的精神文化中出现
3、了一个反对“法术”、否定“魔法师”的变化.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七十年以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用一个后来更流行的术语来形容这种变化：“祛魅”.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前几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对“凡俗时代做了三种解释：政治生活与宗教信仰相分离,众多民众与宗教信仰相分离，宗教信仰与唯一信仰的确定性相分离。泰勒说他写凡俗时代就是为了讨论这第三种意义上的“凡俗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或许可以用斯蒂夫乔布斯临终前说的“我对上帝的信仰是一半一半”来描述：在凡俗时代依然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是真心信神的，但对这一点他们常常不仅要说服别人,而且要说服自己.对这种情况,德国哲学家尼采
4、有一个不仅惊世而且骇俗的说法：“上帝死了！”他写于2年到186年的一本书中称:“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上帝不可信了，此乃最近发生的最大事件有许多东西，比如整个欧洲的道德，原本是奠基、依附、植根于这一信仰的。欧洲人用“理性”赶走了“上帝”，而理性仅仅作为一种批判的方法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它并不能代替上帝来支撑目的、支撑理想从思想史上来看，欧洲人用来“杀死上帝的武器,叫理性。理性这个武器在康德和在他之前的启蒙思想家那里，被用来批判基督教神学中为上帝存在所做的各种论证;在从达尔文到霍金的许多自然科学家那里，则被用来对有关上帝创世和上帝造人的宗教信条从科学上加以釜底抽薪.于是,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大多数人只能
5、眼睁睁地看着上帝放弃他存在的权利。上帝放弃存在权利以后，用上帝来支撑宏大理想也就不再有效。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能否把理性自己作为宏大理想的依据呢？在1516年出版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或“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都是想要用“理性”来取代“上帝”作为社会的权威.但问题在于,理性自身也要受理性的批判.理性精神的典型形式,是毛泽东在192年对共产党员提出的那个要求-“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它会问出什么结果呢?最近十来年国外出版的这几本书的书名就是证明:如果上帝死了，一切就都被允许吗?，为什么要努力成善？,为什么要有孩子?，吃人错在哪里?。美国哲学
6、家理查德罗蒂虽然持鲜明的左翼政治立场,但却说他作为哲学家并不认为对“为什么不能残酷这个问题有一个不自我循环的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原因，是理性被视作只是一种批判的方法。作为一种批判的方法,理性只具有破坏作用,而没有建设作用，结果只能是“破而不立”。当然，理性不仅可以是一种破坏的方法，它也可以是一种建设的工具，帮助我们达到既定的目标。但问题在于，这种意义上的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它至多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的是不能追求的，但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标是应该追求的。我们的手机上大概都装了PS，这可能是工具理性的最新最不可思议的成就了,但虽然能准确告诉我们在哪里，却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去哪儿
7、.工具理性不仅是不够的，还可能是过分的；它非但无法告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它如果被用于实现邪恶目的的话，还会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力量,被用来更高效地杀害无辜、破坏环境.因此，局面就是这样：上帝被理性赶下台了,而理性仅仅作为一种批判的方法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它并不能代替上帝来支撑目的、支撑理想.面对“上帝死了”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所造成的理性危机，人仍然是需要超出物质欲望、社会规范和个人私情的精神追求但是人总是有精神需要的，总是要有超出物质欲望、社会惯例和个人私情的精神追求.从正面来说,如鲁迅所说，“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或套用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人生
8、是一个大故事，很多人会希望自己的整个人生能成为一个更加华丽的宏大叙事的精彩篇章。从负面来说,如马克思所说，被压迫生灵需要用精神鸦片来麻痹自己的痛苦；或者如毛泽东所说，在科学不发展不普及的情况下老百姓要用龙王菩萨作为他们的“保险公司”。因此，面对“上帝死了”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后来又加上理性的自我批判所造成的理性危机，似乎就只能是重新进入一个“多神教”时代才不至于惶惶不可终日：干脆还是转向自己碰巧遇到或努力找到的神祗，作为自己的信仰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违反法律甚至违背人性的新兴邪教，极端主义的宗教观，以及“做戏的虚无党现象，很容易出现。凡俗人群是否要理想套用毛泽东所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
9、”是指按照规律改造世界的愿望、以及实现愿望的那种决心在中国讨论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的关系，不仅要考虑西方所主导的整个现代化进程的精神特点,而且要考虑以一个明确主张科学无神论的政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社会的精神特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常常被理解为“物质主义”在英文中，这两者是同一个词，而与之对立的“唯心主义”，在英文中则与“理想主义是同一个词。因此，一个唯物主义者能不能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套用毛泽东于195年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和在1年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两
10、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能不能有一点精神？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大学甚至中学的哲学课上，已经了解过了：物质也能以人类生命、包括人类精神生命的方式存在;属于物质的大脑产生属于精神的思想,并不像是肝脏这种物质分泌胆汁这另一种物质那样,而是像刀刃这个物质实体具有锋利这种特定功能一样。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并不是相对于物质的那个精神,而是相对于我们所承担的改造世界的任务的那个精神，也就是改造世界的那种愿望,以及实现愿望的那种决心。唯物主义不仅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而且认为物质是变化的，而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能不能有一点精神，而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不要有一
11、点精神？”或者说,当我们在根据必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候，“有一点精神”是否必要?人类社会的变化,取决于人在可能性当中进行的自觉选择;人有没有精神,有什么样的精神，对未来社会有重要影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共产党宣言说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中的“不可避免”这个说法，与“2061年哈雷彗星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地球观察的范围中这句话中“不可避免”这个说法，做一个比较。这两个说法有区别吗？如果没有区别，“有一点精神似乎就没有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还真没有什么区别.任何规律，它的实现，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当我们说,201年哈雷彗星必然到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假定“如果在这之前哈雷
12、彗星没有撞到其他天体的话”。客观世界充满着可能性,最后实现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性,因为它们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就这点而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没有区别。但是，人类社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多数是人参与其中的，而人是会在各种可能性当中自觉地做出选择的。自然界的变化现在也有人类参与其中了,比如气候的冷暖、水量的多少，但在人类出现之前,在人类加以干预之前，自然界的变化虽然也有无数种可能性,其中却并不包括人类选择这一项。但人类社会的变化，则取决于人在各种变化的可能性当中进行的选择，取决于人们是不是做选择、做什么样的选择。既然如此，人有没有精神，有什么样的精神，对于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当然就有重大影响。因此，彻底
13、的唯物主义者“有一点精神”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当马克思、恩格斯写“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时，他们是把有关历史可能性的历史规律性认识和有关人类价值的精神追求结合了起来。换句话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是以现实中诸种可能性之一作为基础的,而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实现,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可能性有怎样的认识和评价，采取怎样的选择和行动.马克思之所以要批判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虽然具有他高度肯定的“文明化趋势，但一旦成为“主义”,则会因为它所拥有的那种巨大能力，那种把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变成经济价值的巨大能力，而成为可怕的野蛮力量.但我们不要野蛮,要文明,不要人吃人的社会,要人人自
14、由幸福的社会。对这些价值和理想，空想社会主义者说了好多，在马克思看来其实那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必的，因为关键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力量是不是具备。但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并不是说共产主义是那种不管我们怎么想、怎么做都一定会实现的理想目标。毛泽东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种信念很合理，但有条件,条件就是我们不仅“有一点精神,而且“有许多精神”，如果我们太缺乏精神，太不努力了，前途很可能就很不光明.我们经常说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根据就在这里。无论谁家的精神，如果量级达到蔑视客观规律的地步，就会给同胞、给人类带来破坏或灾难，崇高理想就容易沦为荒唐和野蛮但还有更复杂的一面
15、:不管是谁家的精神，哪怕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精神,如果量级达到蔑视客观规律的地步，如果方向出现无视民生甚至践踏人性的迹象,就会给同胞、给人类带来破坏,甚至是巨大的灾难。就在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话的两年后，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一年后，出现了“大跃进”。更何况，到了文革，从共和国主席到劳动模范、从学校领导到普通学生都受到严重的人格侮辱和迫害。什么样的崇高理想才能使这样的野蛮和荒唐变得可以理解、可以饶恕？为追求理想而付出的代价,怎样才不算过高?在思考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的问题时,无法回避。凡俗活动如何寻理想通往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的凡俗活动有多种，道德活动追求“善”，科学
16、活动追求“真，艺术活动追求“美”讨论凡俗活动与理想境界的关系问题,还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的世俗化程度历来就远远高于其他民族。中国人很早开始就不把人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截然对立起来,不指望通过超脱这短暂的污浊的尘世来达到永恒的圣洁的天国。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认为人生可以有四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思想传统的系统而精致的表达。冯友兰的“境界说”有三个要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强调达到“天地境界”的人的行为的“内在性”。在冯友兰看来,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同样的规则，可以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境界）,可以是工于算计的（功利境界）,可以是在遵守“人道”（道德境界），也可以是在遵守“天道”(天地境界)。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达到天地境界，冯友兰说就是古人所说“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