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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13节税收转嫁与归宿：一般均衡分析所谓一般均衡分析，是在多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应、需求、价格互相影响的假定下，分析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应和需求同步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1131 税收转嫁与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对税收的转嫁与归宿问题作一般均衡分析,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多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应、需求、价格等因素都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若对税收转嫁与归宿的考察仅仅局限于课税商品或生产要素的特定市场上，所得出的结论还不完全。具体说来,局部均衡分析的局限性之处重要表目前两个方面:(1)局部均衡分析未能顾及政府征税对非征税商品市场的影响这里重要是指商品课税归宿的局部均衡分析。食品业服装业图1.17 对
2、食品课税的局部均衡分析未能涉及服装业受到的影响如图11.所示,假定整个经济体系中只生产两类商品：食品和服装。在图(a)中，为食品的需求曲线，S为税前食品的供应曲线。D和S在税前的均衡点为E，其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P和Q。假定政府只对食品征税,而不对服装征税。征税之后,食品的供应曲线从S向左上方移动至，与D在相交。这时，生产者实际得到的净价格从下跌至，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从P上升至，食品产量从减少至。和之间的差额为政府的税收。这是在局部均衡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 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一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在食品业的利润率因政府征税而相对下降的状况下，食品业的生产要素会向服装业流动。
3、再假定食品业流出的生产要素所有被服装业所吸取,图(）中服装的供应曲线就会从向右下方移动至，与需求曲线在点相交。于是，服装的价格从本来的下降至，产量从本来的Q增长至。 由此可见,在分析对食品课税的转嫁和归宿时,既要考察食品市场,也要考察服装市场。对食品的课税不仅导致了食品价格上升，并且随着食品业生产要素流入服装业，也导致了服装价格的下跌以及服装业收益率的下降。（2)局部均衡分析未能顾及到政府征税对生产要素收益率平均化的影响这里重要是指生产要素收入课税归宿的局部均衡分析。食品业服装业图11.18 对公司部门课税的局部均衡分析未能涉及合伙经营部门受到的影响如图118所示，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只有两种组织
4、形式的厂商：公司部门和合伙经营部门。在图()中，CD为公司部门的资本需求曲线,它代表了公司部门在不同投资规模下所能获得的多种水平的资本收益率。在图（b）中,G为合伙经营部门的资本需求曲线。政府征税前，两个部门的均衡状况是：公司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为I，资本投入量为；合伙经营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也为I,资本投入量为M。现假定政府只对公司部门的资本收入征税，而对合伙经营部门的资本收入不征税。那么,投资于公司部门的每单位资本所能获得的纯利润将因此减少。公司部门的资本需求曲线因此而向左下方旋转至。这时，两个部门的资本收益率浮现了差距,资本将从资本收益率相对较低的纳税部门(公司）向资本收益率较高的免税部门(合伙
5、经营)流动。资本的这种流动会始终持续到两个部门的资本收益率相等时为止。即公司部门的资本投入量减少至K,资本毛收益率升至N,税后资本纯收益率为P;而合伙经营部门的资本投入量增长至L,资本收益率降至P。由此可见，在分析对公司部门资本收入课税的转嫁和归宿时，注意力不仅要放在公司部门,也应涉及合伙经营部门，对公司部门资本收入课税而产生的税负，最后要随着资本从公司部门向合伙经营部门的流动而为两个部门的资本所有者分担。arberg税收分布恒等式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是由美国出名经济学家哈伯格(A.）一方面提出的。 Harberger, A. C. , Thc Incidence of the Cor
6、poration Income Tax,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一种所谓“哈伯格经济”,涉及如下假设：整个经济体系仅有两个市场，即食品市场和服装市场；生产要素仅有两种,即资本和劳动力；家庭部门没有任何储蓄,即收入等于消费。又假定该模型波及四种税：对某一部门的某种生产要素收入课征的税,对两个部门的某种生产要素收入课征的税,对某种商品的消费课征的税，对综合所得课征的税。该模型如下表所示：表1 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表中：F=食品业；M服装业;K资本；L=劳动力；=以食品业的资本收入为课征对象的税;以食品业的劳动者工资收入为课征对象的税;=以食品的
7、流转额为课征对象的税；=以服装业的资本收入为课征对象的税;以服装业的劳动者工资收入为课征对象的税；=以服装制品的流转额为课征对象的税;以食品和服装两个部门的资本收人为课征对象的税；=以食品和服装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收入为课征对象的税；=综合所得税。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它可以揭示各个税种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成果。其措施是将其中两种税相结合，使其产生的效应与另一种税(或称第三种税)的效应相等或相似。也就是说,通过某些税种的结合，并使其具有的归宿等同于其她税种的归宿，可以揭示整个经济体系中所有税收的归宿，同步也能辨别不同税种之间在质和量上的差别。例如： 在模型的右边一栏，如果政府既征收也征收，且
8、使用的税率相似,那么，这两种税的共同效应将等同于政府征收的效应。其因素在于，如果对消费者的各方面支出额分别按相似的税率征税，其效果等于对消费者的所有收入按与前相似的税率课征综合所得税。 在模型的最后一行,如果政府对所有的资本收入和劳动者工资收入按相似的税率分别征收所得税率和，那么,这两种税的共同效应将等同于政府征收的效应。其因素在于,对多种来源的收入分别按相似的税率征收分类所得税，其效果等于将所有来源的收入相加，并按与前相似的税率统一征收综合所得税, 在模型的左边一栏,如果政府同步征收和，且使用的税率相似，那么，这两种税的共同效应将等同于政府征收的效应。其因素在于，如果对两个部门的资本收入分别
9、按相似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效果等于将所有经济部门的资本收入汇总相加,并按与前相似的税率统一对资本收入征收所得税。 在模型的中间一栏，如果政府同步征收和,且使用的税率相似，那么,这两种税的共同效应将等同于政府征收的效应。其因素在于,如果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分别按相似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效果等于社会所有劳动者工资收入按与前相似的税率统一征收所得税。 依此类推，在模型的最上一行，如果政府同步征收和，且使用的税率相似,那么,这两种税的共同效应将等于政府征收的效应。在模型的中间一行，政府若按相似的税率同步征收和，那么,其效应将等于政府征收。 只要可以按照这种措施找出一系列税种的互相关系，便可通过对少
10、数几种税的归宿的分析，来把握整个经济体系中所有税收的归宿。讨论题()价格可以变动是税收转嫁的前提条件吗？(2)为什么税收转嫁在很大限度上受课税对象供求弹性的影响？(）税收转嫁与归宿理论对于税制建设有什么意义?案例分析卷烟厂缘何成为纳税大户？析论税收的转嫁与归宿 本案例根据李保江的文章编写，原载经济学消息报，5月4日、2月15日。案情描述 据报道,杭州卷烟厂创立于149年10月,原名利群烟厂,1964年改为现名。建厂以来,它为政府和地方提供了大量的利税。949998年,共生产多种卷烟145万箱（每万支为1箱)，合计缴纳利税96.3亿元，也即建厂0年来平均每年缴纳利税近2亿元。近年来始终被评为杭州
11、市最大的纳税大户。另据报道,改革开放0近年来,全国烟草业共上缴税利7000多亿元,每年上缴的税利约占财政总收入的10%,已持续1近年高居各行业之首。案情评析 从记录数据看,卷烟厂的确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由于对卷烟课征重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就目前而论，世界各国平均的卷烟销售税收率（对卷烟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特种税、附加税等各项税收占卷烟市场零售价格之比)约为51。在名列前位的卷烟生产大国中，中国的卷烟销售税收率为55,英国为8，巴西为74%,荷兰为72%,德国为70%,土耳其为66,日本为%，印度尼西亚为6,美国为29%，俄罗斯为0。可以看出，卷烟税负是十分沉重的，在大多数国家,其市场价
12、格的一半以上都直接或间接地转化成了税收。然而，对卷烟征收的税收大多为流转税,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却是可以转嫁的。转嫁的途径既可以是提高卷烟的销售价格,又可以是压低烟叶的采购价格。如下图所示。烟叶种植者烟叶商卷烟厂卷烟商卷烟消费者后转前转图1119 对卷烟厂征税后税收承当的转嫁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名义上卷烟厂缴纳了大量的税收，事实上税收承当重要落在广大的卷烟消费者和烟叶种植者身上。 政府对卷烟征收重税，除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之外，尚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为了维护消费者身体健康。由于卷烟内含焦油、烟碱及其她某些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使得卷烟消费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构成一定限度的损害。各国政府为了
13、减轻居民身体健康的受损限度，纷纷对卷烟采用“寓禁于征”的高税政策，企图通过加大公司和消费者的费用支出来控制卷烟消费量,从而达到维护消费者身体健康的社会性目的。为了矫正卷烟消费的负外部效应。吸烟除了损害吸烟者的身体健康之外，还不可避免地向周边环境排放烟雾和烟灰，不仅污染了空气，并且危害了不吸烟者的身体健康，同步没有燃烧完全的烟支还不时地引起意外火灾。为了矫正卷烟消费的负外部效应,各国政府均按照“使用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对卷烟征收重税，迫使卷烟消费者补偿对环境和她人导致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吸烟成瘾的消费者对卷烟的需求缺少弹性,加之价格提高反而会使卷烟成为一种“炫耀”产品,因而重税措施很难有效控制
14、和减少卷烟消费的数量。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全世界常年吸烟者约有1亿人,其中8亿在发展中国家(约3亿多又在中国）。全世界每年因吸烟导致的损失达亿美元之多。科学专家测算的成果显示,吸烟损失与烟草税收之比为2:1。 政府对卷烟厂征税，尚有一种税负与否公平的问题。从中国卷烟品牌实际市场价格与核定计税基价的互相对比关系来看,税负不公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国内目前仍由中央税务部门统一核定卷烟消费税的计税基价,并且核定成果基本上不随市场状况的变化而调节,从而导致了各卷烟品牌间的税负不公和竞争扭曲。由于中国卷烟生产公司数量众多，并且每家公司又生产多种品牌,每一种品牌又涉及着多种规格。在这种状况下,完全由中
15、央税务机关来核定每家公司每种品牌的计税基价，囿于时间、精力和信息的限制(有时还受公司寻租活动的影响),具体主管人员不可避免地会把纳税能力或纳税义务大体相似的卷烟品牌核定成很不相似的计税基价。例如上海烟草集团生产的“双喜(4全包）”和昆明卷烟厂生产的“云烟(8全包)”，这两个牌号的市场零售价大体都为72元/条；然而,“双喜”的计税基价被核定为元条,而“云烟”的计税基价却被核定为40元条,两个牌号的市场价格相似但计税基价却相差了近一倍。再如宁波卷烟厂的“大红鹰(84翻盖）”和玉溪红塔集团的“红塔山(84全包）”，这两个牌号的计税基价均被核定为7元/条;然而，同年“大红鹰”的市场零售价约为0元条,而“红塔山”的市场零售价仅为6元/条,两个牌号的计税基价相似但市场价格却相差了一倍多。 再从卷烟的消费者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