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兴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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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充参考资料:唐诗兴盛的原因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 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 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 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 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 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 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 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

2、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 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 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 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 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 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 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 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

3、,在政治上文 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 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 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 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二、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 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 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 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 象”。三、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 形式、

4、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 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 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 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 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 族强大的创造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 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 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

5、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 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 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 实的精神。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 1955 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 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 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 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

6、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 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 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 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 中说: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 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 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游

7、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所揭示 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 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 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 了诗歌创作的发展。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 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 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 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 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

8、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 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1979 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 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 1 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 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 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 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 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 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 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

9、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 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 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 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 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 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 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 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 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

10、关系。王水照再谈 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 7 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 容: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 经 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 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 经 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 的扩大。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 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 第 1 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

11、然儒 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 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 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 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 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 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 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 赋词曲编)初唐诗研究概述(许总)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

12、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 之一大宗,而初唐诗作为唐诗整体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诗艺术高峰出现的 前奏,自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 初唐诗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唐诗学界向来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在初唐诗 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也正是文献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理论研究 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二十年来,初唐时期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有整理校注本出版。王绩 诗文集在其去世后由吕才辑为五卷,中唐时被陆淳删节为二卷本,元明以后通 行的便只有删节本。韩理洲发现了五卷本王绩文集的三种清代传抄本,便以东 武李氏研录山

13、房抄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而成王无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87 年出版,共收王绩诗文一百五十余篇,比删节本多收诗文九十余篇, 同时还辑入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成为现存王绩文集最完备版本。另外,王绩 诗文集还有王国安的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出版)和康金声、 夏连保的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初唐四杰”诗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 书局 1980 年出版),以张燮编幽忧子集和童佩编盈川集为底本,并 补入若干佚诗佚文。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出版),是第一部卢集的编年笺注本,材料详赡,考辨精细。此外,祝尚书

14、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出版),李云逸有卢照邻集 校注(中华书局 1998 年出版)。“文章四友”诗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这两种书都属“唐诗小集丛书”。同属这一丛书的初唐诗人集还有陈文华的刘 希夷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启兴、张虹的贺知章包 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其他重要诗人诗集整理本还有彭庆生的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卷一为感遇诗,卷二、卷三按编年顺序收录其他作品,每 篇作品先校后注,并指出编年理由;连波、查洪

15、德的沈佺期诗集校注(中 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出版),是第一部沈诗全注本,注释简明,并附有历代 评论资料;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出版)共收诗 三百九十首,详加校勘、注释和解说,是迄今搜罗王梵志诗最为完备的注本; 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 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诗校 评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据现存宋版为底本,收寒山诗三百一 十三首、拾得诗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诗十首,并详加注释。总之,文献资料建 设方面几乎涉及到初唐时期所有的重要诗人。在初唐诗的研究中,诗人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初唐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诗人群体即“初唐四杰”和“文

16、章四友”的研究上。有关“初唐四杰”的论著有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生平行踪、德才品评、作品剖析三编,附录有“四杰”年 谱,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初唐四杰”的专著。张志烈著初唐四杰 年谱(巴蜀书社 1993 年出版)则是一部四杰合谱,该书不仅对四杰的人生 经历、思想变化以及诗文系年加以详细钩稽考证,同时兼及义理辞章分析,创 获甚多。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 年出版),前十 章叙述骆宾王传奇式的一生经历,后五章评述骆宾王文学创作的特色和影响, 以及历代对骆宾王的评价问题,对骆宾王研究有开拓性贡献。除此之外,浙江 省古代文学学会还编有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收录论文二十九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骆宾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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