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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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我以为,更值得推荐的,当属梁氏另外两个容易被忽视的见解。一是强调中学生需要培养欣赏美文的能力,“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一是主张“学文以学叙事文为最要”,但不应该从小说入手。所谓“有名的史家或叙事文大家,大抵不会做小说;而叙事文的技术,绝非从小说可以学得来”,或许说得过于绝对,但强调叙事文的写作训练,主要在于观察生活与整理资料,而不是驰骋想象力,却是个值得注意的思路。大约两个月前,收藏家程道德教授给我看了装裱好的八页梁启超手稿,后面有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的跋,称“此梁任公先生手书清华学校讲稿也。任公此文

2、写于民国十四年任教时,谓学生作文不拘文白,亦先生生平为文主张也”。因术业有专攻,史先生跋语中间部分的铺陈有失误;至于断此乃梁启超手书,我是信服的。除了纸张及书风,我更看重文稿的内容,并认定这方面的考辨更有价值。八纸文稿背后,隐含着一段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故事,其所涉及的中学国文教育,时至今日仍是个棘手的难题。前几年的中学语文教学之争,放在历史上看,乃是其流风余韵以下先谈这八页手稿,考定其写作时间及机缘,努力回到当初争辩的现场,最后再引出此话题的现实意义。这里发表的整理本,由程道德教授提供,我只是在文字方面略加订正;至于专业研究所需的影印本,将刊于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现代中国

3、第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文稿写在“清华学校用笺”上,第一页还圈着“接笔记稿”四字;页数有两套系统,一是汉字的一至八,一是阿拉伯数字的26至33。此细节提醒我们,这不是完整的文章,必须考出其来龙去脉,方能准确理解梁启超的思路。梁启超1925年起出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这点世人皆知。故一见八行笺上有“清华学校用笺”字样,史先生当即断言:“任公此文写于民国十四年任教时。”但依我的看法,此文的写作时间应提前,很可能撰于1922年的秋冬之际,地点是南京的东南大学。单从用笺本身,其实无法判定此文的写作时间;因梁氏之使用清华用笺,早在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十年以前。1914年冬天,梁启超辞币

4、制局总裁职,假馆于北京西郊清华学校,著欧洲战役史论;1920年春天欧游归来,梁启超更是多次在清华学校讲学。而据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22年春天,“先生在清华学校讲学”;四月起则辗转于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南通等地,为各学校及社会团体做专题演讲。其中,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所作的系列讲演,均以“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为题。这两次系列讲演,恰好都有文章传世,拿来与这回发现的八页手稿相对照,很容易发现三者之间互相勾连。八张文稿所表达的主要意见,与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作文教学法,以及192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

5、版的(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有很多相近或相通处,但又明显有所区别,很像是对前两者的补充说明。作文教学法初刊改造4卷9号时,题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全文共12节,此处只刊9节)。此号改造明显脱期,不可能像其标明的那样,出版于1922年5月15日。梁启超喜欢在演讲中插入本地风光,所谓“例如作一篇南开暑期学校记”云云,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改造版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写作时间。1922年7月24日梁氏与佛苏吾兄书,提及其在南开暑期学校的讲学任务7月29日方才完成,“而弟现时预备讲义夜以继日”,更是证明讲稿不可能在此之前发表。(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有四处提到东南大学或南师附中,不难判

6、断,此乃1922年8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讲演。这一点,因笔记者卫士生、束世貫序言交代得很清楚,学界早已了如指掌。这两个讲稿大不一样,一是自己撰写,一是他人笔录。判别讲演者有无现成讲稿,只看论述的语气以及使用的资料,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关于后者,梁启超曾说登台前没有准备,那是有点夸大其辞;但手头没有现成讲稿,却是真的。天津讲演的稿子已经交给改造杂志,南京的讲演于是多有发挥,也多凭记忆。两次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大的思路是一致的。不过,后者明显旁枝逸出,峰回路转,成了新的著述。梁氏允许其单独刊行,不无道理。讲演者的现场发挥,到了整理成文时,常常需要改头换面,或者严加约束。因脱口而出的妙

7、语,现场效果很好,可换一个场合,很可能不合时宜。说者无心,“读者”有意,说不定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尤其是新旧文化论争正烈之际,梁启超跑到学衡派的大本营来谈论文言与白话,无论如何表态,都会得罪人。随便讲讲还可以,一旦落实为文字,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也是梁启超犹豫再三,没有马上答应笔记者刊行讲稿的要求,而是称需要修改乃至重写的缘故。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时,梁启超围绕文言与白话,将南北两大学的论争拉扯进来:我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做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以为“辞达而已”,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现在南北二大学,为文言白话生意见;我以为文章但看内

8、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梁任公讲演、卫士生等笔记: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53页)如此“严守中立”,“不拘文言白话”,估计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先生们都不领情。但此时此地做如此表态,梁启超主要针对的,并非明显处守势的学衡诸君,而是风头正健的新文化人。当笔记者提出将此讲稿公开刊行时,梁启超在回信中单挑国文教学中的“文白之争”,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学作文,文言白话都可;至于教授国文,我主张仍教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试验的十分完好,水浒、红楼固然是好的;但要整部的看,拆下来便不成片段。(参见卫士生、束世頁:中学以上作文教学

9、法序言一)这段话必须与任公先生发表在改造4卷9号上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照阅读,方能明白其真实的意旨。后者第一节上有一关键性的注释,值得抄录:有人主张拿几部有名的小说当教材。我认为不妥。因为教授国文的目的,虽不必讲什么“因文见道”,也应该令学生连带著得一点别的智识,和别的科学互相补助。像那纯文学的作品,水浒红楼之类,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领略他文章妙处,非全部通读不可。如此庞大的卷帙,实不适学堂教科之用。此其二。体裁单纯,不彀教授举例。此其三。这里所说的“有人”,明显指的是胡适。因为此前两年,胡适撰中学国文的教授,其中提及“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第一要点便是“看小说

10、”: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单看这段话以及梁启超的反驳,你会觉得胡适未免太过分,将一己推崇“白话文学”的主张,贯彻到千百万中学生的阅读中。让学生们整天抱着水浒、红楼,就能学好国文?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胡适“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五分之三学古文,五分之二学国语、文法、演说、作文等(中学国文教学法)。只不过其以章回小说作为中学国文教材的主张更具冲击力,故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就在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演前后不久,胡适就

11、此问题重新阐释。据胡适的日记,7月6日上午“在寓作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下午四时在山东省议会讲演;8月17日“整理在济南的演说辞,重做了二千字”。这篇刊于1922年8月27日晨报副刊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日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在这则由讲演改写的文章中,胡适对前说做了若干修正,最关键的是以下两点。首先,贬低古文教学:“三四年前普通见解总是愁白话文没有材料可教。现在我们才知道白话文还有一些材料可用,到是古文竟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不是古人没留下好东西,而是“古书现在还不曾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故学生无法自修。一方面为自家提倡的“整理国故”做铺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白话文大有可教。其次,关于国语文教材,前三部分按兵不动,增加了第四部分“古白话文学选本”:“依时代编纂,约自唐代的诗,词,语录起,至晚清为止。”将“选本”与“史著”结合起来,使得大学教授的专深研究与中小学教员的课堂教学相钩连,此乃胡适等新文化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就在这则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插曲。为了说明“吾道不孤”,胡适引证了黎锦熙的意见:这次本社年会国语国文教学分组里,黎锦熙先生提了一个议案,他说:“中学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愿意学习文言文者,虽可听其自由,但只可当作随意科”,可以做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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