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明史研究的学脉》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内明史研究的学脉（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国内明史研究的学脉第一种问题:明史研究的学术流变问题。第一,学术的薪火。理解一下明史研究的源头在哪里,有哪些学者开创了这一研究,以至于影响到目前的明史研究。目前明史研究大体分为三个区域:一是北方，涉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二是长江沿线,重要是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三所大学；三是南方，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除了这三大区域外,其她都是某些零星的研究点,并且基本是由上述三大区域传过去的。例如：河南大学的牛健强就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西南师大的某些学者也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这些比较零星的研究点中，也有某些比较有特点的，例如:安徽师范
2、大学的老校长张海鹏开创了徽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的欧阳琛及其学生，对目前的明史研究很有影响。以上我们理解了国内明史研究的某些重要地点。下面我们看一下各个研究点不同的学术特色。第一，从总体上来说,北方是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格局。例如,北京大学的许大龄先生，解放后对北大明史研究有重大影响,她的学生即后来的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天有，两人的研究生和博士,其研究题目大都是有关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涉及学校制度、内阁制度、都察院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充军研究、县政研究、兵制等等。这表白北大研究的特点以政治史为主，从制度研究切入。我们看东北师范大学,李洵先生早年师从谢国桢先生，谢先生曾问学于梁启超,学术源头由此而来。
3、从东北师大明史研究的传承来看，李洵先生之后，有赵毅、赵轶峰、罗东阳。赵毅的学生有李晓东、赵玉田、董铁松等等。研究的特点也是政治制度史，但不同于北大的从制度研究切入，李洵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群体和社会现象。她的论文集下学集体现了她对明史的全面考虑。这本书体现了她对政治群体的关注,例如:南方士大夫势力、东林党、明代利益群体；此外还关注流民等某些社会现象。李洵先生比较注重理论，早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对社会现象的关注比较多。因此学术发展过程中，孕育了后来以赵毅教师为主的社会史的研究，例如赵玉田教师研究的“北方的灾荒”。这些都可以从学术史中追溯到。吴晗先生这一支,一脉孤传,相对势单力薄，但研究内容基
4、本上也是以政治史为主。到张显清先生,她已经具有从文化方面来切入政治史研究的特点。我本人侧重于从礼治史、制度文化方面切入政治史研究。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是郑天挺启动的。在解放前，郑先生很有名，担任北大教务长，事实上主持着解放前北大的工作。解放后，到南开开辟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的局面。目前南开的明清史研究是国内实力最强的,这与郑先生学术的相传离不开的。后来南开产生了大批学者，有：郑克晟,郑先生的儿子，父传子业；南炳文先生、林延清等先生和更年轻一代的常建华先生。南开研究人员较多,明史以政治史为主。以南先生的明史为例，主线仍然是政治的发展，涉及郑克晟的明清史探实也是关注政治史研究的。由于研究人员多,因此
5、研究呈现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兼容并包”。人大以清史研究为主，明史研究相对单薄,较有名的有老学者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就是她写的。她的两个学生毛佩琦和柏桦都是研究政治史的。例如柏桦专门研究明清的州县官。北师大的顾诚先生,其学生中较出名的有赵世瑜和陈宝良,梁志胜和彭勇是刚刚毕业的。顾先生关注两个事件，明代的军制和南明史。我们懂得,南明史关注的政治内容较多。因此,顾先生对政治的研究是占大多数的。顾先生是一种苦行僧似的学者,考证非常有功底。她的学生梁志胜和彭勇和都是研究明代军事制度的。赵世瑜研究内容的变化较大,背面我们讲到明史研究的变革时会具体简介。吉林大学梁希哲先生,与许大龄先生较像,重
6、要关注的是明清政治制度。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方明朝政治史的研究占一种较大的比重。其中也有研究经济史的,例如社会科学院的王毓铨先生,擅长研究经济史。第二,南方的某些学校,涉及长江中下游的某些学校,研究是以社会经济史为主。我们以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作为代表。厦门大学的一位老先生傅衣凌,是研究经济史非常有名的学者。她早年从日本归来,由于经济史的背景，看问题不同于老式史学眼光,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始终到目前。她的某些学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李伯重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陈支平是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在中山大学；郑振满在厦门大学。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以经济史为主的。我们要理
7、解明代的赋役制度，唐文基的明代赋役制度史对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是最全面的参照书。中山大学的老先生梁方仲,弟子较少,刘志伟(属再传）现为中山大学专家。这两个学校都是以经济史研究为主的，但各有不同。厦门大学的研究比较宏观,关注的是某些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等等。像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傅衣凌先生曾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傅衣凌先生除关注正统的诸如实录的史料以外,还注重地方文书的收集。在很早的时候，大概七八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就开始带领她的学生到地方上收集文书,运用文书做研究。这个措施在当时是非常有特色的,目前已被广泛使用。中山大学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经济制度切入的。梁方仲先生在两个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名的,
8、有两本研究成果,一本是明代粮长制度，另一本是她的经济论文集。比较出名的是她对明代一条鞭法的研究。由此可见，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是以经济制度为主的。下面我们看看其她的大学。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也是以研究经济史为主,有一位出名的老先生洪焕椿先生，已经去世,目前重要是范金明在进行研究，重要是研究江南经济的。例如:苏州经济、江南棉布史等等。复旦大学樊树志先生，重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万历后来晚明史研究，著有万历传和崇祯传;二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年就开始关注江南市政的研究。华东师大王家范先生,她集中研究的方面也是江南市镇。由上述我们懂得,这三地都是以江南市政和纺织经济作为研究重点的。这三地的学生也是以研究经
9、济史为主的。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及其学生重要是研究徽学的；武汉大学张建民关注的是区域经济，重要是研究长江中游和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及环境问题,近几年着重研究灾害历史学。以上我们进行了大概的分类,而事实上各研究点的研究内容是有交叉的。我们理解了全国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和其各自学术研究的特点。下面我们看看明史研究传承中的变革。通过上面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继承的迹象非常明显，始终保持到目前。年轻一代学者继承了前一辈学者的老式,但继承中也有许多变化。总体而言,明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兴起是一种代表。这些研究是从明史研中分离出去的,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学术造反”。其代表人物有赵世瑜,顾诚先生的学生,但她所做
10、的社会史研究与顾先生的研究截然不同。在学术措施上也完全不同，赵世瑜对史学理论较为关注,借用了民俗学措施来进行有关的研究。寻找资料时不局限于图书馆，而是跑到荒郊野外,运用一块块的断碑来寻找历史的脉络。总体来说,社会史的研究变化了老式史学比较狭隘的一面，看到的问题和使用的措施都增多。虽然目前为止人们还不能对社会史下一种明确得定义,其学术身份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但社会史的兴起的确给明史研究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我们把这种学术发展趋势当作是明史研究继承中变革的一面。个别而言,中山大学明史研究老式是经济制度,刘志伟虽然也关注的是经济制度问题,但使用的研究措施却不同样。例如，刘志伟的广东赋役里甲制度，研究明清的
11、赋役里甲制度放在广东一种区域内。同是研究经济制度,梁方仲先生是宏观的关注,刘志伟就在一种区域内进行观测，相对比较生动具体。她在关注制度自身的时候,还关注制度在运营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她在研究是引入了近年比较流行的“社会与国家”的理论。研究制度在传承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如何的互动关系,这是不同于梁先生的。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变革？我觉得变革是史学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是新一代学者,受学术大势的影响，带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使用不同的措施和材料,带来的一种新的学术研究变革。第二个问题，明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我们的学者通过辛勤的劳动,在明史研究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南开大学
12、的南炳文先生有一本二十世纪明史研究回忆,书中用两个字概括了明史研究的成果辉煌。重要体目前:1、研究领域和角度空前的发展;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3、明清史料大量的整顿和出版。四库全书，明实录等等都是二十世纪出版的；4、浮现了一批典型性的著作。例如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李洵先生的明清史研究等等。目前每年明史研究的专著有10本左右,论文有200篇。这些都是我们要肯定的成果，但在强调成就的状况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这些后来者作研究时寻找措施、开辟新路。存在的第一种问题就是:整体上的大而化之。我们明史研究中面上的问题还没研究完,只是在某些点上有成果,诸多
13、问题谈不上继续进一步下去。我理解的“大而化之”就是：点式的开垦，缺少规划。想到一种问题就研究一种问题。例如，政治史上，对内阁制度、朱元璋、张居正和一条鞭法的研究诸多，成果不少。我们后人如果还研究这些内容,也许功力不够，也不会获得太大成果。但这些之外，有诸多的空白点,这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以文官制度研究为例:到目前为止,在文官制度中,科举制度已经研究过,而丁忧制度古代文官父母死后守丧问题，养亲问题,封赠制度等等,都还没有较好研究。因此空白点的存在，为我们后来的研究提供诸多空间。“大而化之”使得诸多研究浅尝辄止。换一种角度，如果我们掌握了没有用过的新材料,于是就会产生新的成果。以黄册制度研究为例：日
14、本学者和韦庆远等先生等经济史家均有有关黄册制度的研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成显先生，在整顿徽州文书的时候,发现了一批有关黄册制度的材料。因此写出明代黄册研究一书。这本书使此前黄册制度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具体的、没有解决对问题得以解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在本来研究粗放的状况下,进一步的推动。此外一种例子是有关明代“大礼议”的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的人诸多,但近两年有人,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姓胡的博士，她研究时不同于此前的成果，而是选用了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研究的是这一群体。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家底不清。这是研究魏晋隋唐历史的同行对明清史研究者提出的一种善意的批评。家底不清涉及诸多，例如:明史研究
15、人员对明代人留下多少文集并不清晰，不懂得有多少有关的今人的研究成果。家底不清，不理解有多少材料，就不懂得能做那些研究。而某些魏晋隋唐研究者都非常注意当时留下了多少材料,比较严谨,将今人研究和古代史料分门别类、分别记录整顿。这在日本的学者中非常国内流行。这样做有助于做到心里有数。而明清研究却做不到这一点,客观因素是材料太多。因此当年陈寅恪先生就说：研究魏晋隋唐史的学者应当对史料非常清晰，以至于可以背诵，拿来就用；但研究隋唐之后历史的学者就很难已做到了。但由于客观的因素影响,明清史研究人员不注重整顿家底。这产生了一种非常恶劣的影响,使得明清史的诸多研究徘徊在一种低水平的状态,反复劳作。虽然每年有2
16、00篇的论文,但有创见的却很少。近几年来,诸多期刊已注意变化这个问题，例如史学月刊规定，刊登的论文中必须在第一部分写清有关问题的研究回忆。因此同窗们后来做研究时一定要注意理清家底: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古人留下的材料。第三点就是:解决材料的措施粗放。与研究秦汉魏晋的措施相比较，研究秦汉魏晋历史的学者，对材料运用非常讲究，一种材料中的一句话都会进行细致的分析。因此读魏晋的文章,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的表述诸多，作者的分析诸多。而看明清史的文章,由于明清史的材料诸多,因此学者用起来都比较豪放、奢侈,用大量的排比列举,以材料取胜,往往缺少自己的必要疏解。这是措施上的局限性之处。第四是：对新措施、新理论缺少敏感性。应当说,从老式明史研究队伍中分离出去的社会史的研究,对新措施、新理论比较注重。她们观测视角的变化，所持措施的之多重要是由于她们对新措施、新理论比较执著的追求。例如,赵世瑜自身就是研究史学理论，可以不断地寻找新的东西,为史学理论带来新的局面。有关新措施、新理论的研究，我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