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与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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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六章 惠特曼与中国现代文学惠特曼是美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诗人和美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热情的歌手。他用一生心血写成的草叶集在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像一块奇异的珍宝,闪烁着民主精神的光彩。由于其诗作在美国文学史上开创了自由诗体的先河,他被公认为美国的“诗歌之父”。他那奔放不羁的诗句更为美国浪漫主义开创了一代崭新的诗风。惠特曼同他的草叶集在全世界进步人民中间世代传颂着。“草叶集是我们文学中第一个而且至今是唯一的一部真正的史诗。在它诞生的一百周年之际,这个事实更得以证明惠特曼是一个质朴的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散文诗歌的源泉”第一节 惠特曼在中国的译介与现代诗界对惠特曼的接受惠特曼

2、与中国有一段特别的情缘。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惠特曼和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俱乐部关系密切,在刚踏上诗歌之路时曾得到爱默生的热烈的支持。1855年,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第一版问世,遭受到普遍的冷遇,是爱默生独具慧眼,写信给诗人以支持。惠特曼也受到爱默生等人的影响,对东方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憧憬。他虽没到过中国,却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满怀着尊崇的心情。中国在他的心目中,是同印度一样的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在草叶集中,中国的江河山岳、古庙皇宫、都市百姓以及孔夫子的名字都曾出现其间。惠特曼对中国人抱有好感,他和访美的英国作家爱德华卡彭特谈到中国人时,曾说:“我猜想他们跟德国人相像,只是更有教养。我

3、心目中的德国人是朴素的、真实的、热情的中国人也有这些优良品质,此外还有德国所缺乏的某种机敏文雅的品德。”当他见到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时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是关于东方那个奇妙世界的”,为此他整整一个星期沉浸在那本书中,特别是关于中国诗歌的部分。惠特曼是民主主义的真诚歌手,具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胸怀和宏大情操,他在自我之歌中写下了这样的诗行:“于是我知道上帝的手是我自己的保证,/于是我知道上帝的灵是我自己的兄弟/于是天下的男人也都是我的兄弟,而女人则是我的姐妹和情人”因而在惠特曼心目中不可能有东西方的隔膜和鸿沟,他对东方世界,尤其对中国人民表现出思慕和热爱的情感是很自然而然的。饶有意味

4、的是在惠特曼的葬礼上,朋友们朗读了孔子的语录为他送行,这至少可以证明,惠特曼生前对中国文化的钟爱。当诸如惠特曼的美国作家从中国的审美文化中吸收着艺术滋养的同时,他们的结晶也向中国的作家和诗人展示了自己的魅力,散发出别样的光华。芦笛穿越远洋,飘落在东方的土地上。五四时期中国的新诗运动同样波澜壮阔,大洋彼岸的诗歌革命听来无疑是亲切的谐振和交响。惠特曼的草叶集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回响与共鸣。我们知道惠特曼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首先要通过翻译这一关。惠特曼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多是先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然后结集出版。当时,中国的许多刊物在创刊之日起,就把刊物当作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桥梁。惠特曼的许多诗

5、歌成为这些报刊、杂志的首选,这为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五四”前后,与许多外国作家一样,惠特曼在中国的译名也不统一,在中国的译名分别有恢特曼、霍拖曼、斐就曼、惠忒曼、伟特曼、惠得曼、窝脱惠特曼、窝脱魏脱曼、瓦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窝尔特惠特曼,华尔特惠特曼等,现统一用沃尔特惠特曼。惠特曼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虽然始于五四时期,但译介的作品散见于杂志上,而其草叶集选译本和中文全译本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才出现,本章仅凭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的历史回顾分为四个时期作一梳理。 (一)五四新文学时期的惠特曼译介在五四运动的浪潮翻卷中,终身对中国怀着思慕之情的惠特曼被介

6、绍到中国。1919年7月15日,田汉在少年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热情洋溢地对这位美国诗人做了介绍,并翻译了一些他的草叶集中自我之歌的一个片段。这篇文章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探讨了美国主义与民主、惠特曼的略历、惠特曼的伟大、惠特曼与美国主义、惠特曼与民主、惠特曼的灵肉观、惠特曼的自由诗和中国的Kenaissance(文艺复兴)以及纪念惠特曼的意义。田汉将惠特曼在美国的重要的地位与莎士比亚在英国的地位相比,由此可见惠特曼这个在当时本国并不被重视的诗人对中国的重视。惠特曼在草叶集中,不仅歌颂人的精神,也赞美人的肉体,体现了冲决清教禁欲主义教条的束缚勇气,其大胆程度连爱默生都持保留态度

7、,但田汉肯定并重视惠特曼的“灵肉调和论”,将它当成惠特曼的人生观有机组成部分,提倡的是完全的人而不是残缺的人,是激情如火的人而不是冷酷无情的人,是现代的人而不是传统的人。对惠特曼赤裸裸和毫不隐晦的大胆的自我宣泄,田汉援引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话,誉之为“真正的生之真实”、“现代的象征”。在诗歌形式上,惠特曼式的自由诗在20世纪也已在世界诗坛上蔚然成风。因此,田汉号召中国诗人借鉴惠特曼的典范,顺从这“自然的趋势”,形成时代的风格,以达到中国文艺之复兴。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近一个世纪前田汉的有关介绍和评价仍然不失其全面性和价值。这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对一位北美新大陆

8、歌手的礼赞,原因在于惠特曼诗中蕴涵的民主精神、个性解放和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也是五四运动高举的思想旗帜。向往中国的惠特曼在多少年后得到中国人的喜爱,这可能是他在生前料想不及的。刘树森在草叶集在中国的历史现状述评中认为这些文字意味着惠特曼开始介绍到中国的时间可能比田汉写这篇文章还早,但目前尚无资料证明。从那以后,诚如郁达夫在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说的,惠特曼便在中国“下了根,结了实。”紧随着是郭沫若对惠特曼诗歌的翻译,1919年12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刊登了惠特曼的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这是第一首在中国报刊独立发表的惠特曼的诗作。他还尝试过译过大路之歌(题为坦道行),认为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

9、的诗雄而不丽,但两者都喜欢。郭沫若在译介惠特曼的诗作的同时,惠特曼这个高歌民主自由而且第一个用自由诗体诗歌直接引爆了青年郭沫若的女神并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形式,从此惠特曼那清新的草叶在中国的土壤里日渐繁茂。在郭沫若的诗作中,对惠特曼的热情赞语屡见不鲜,甚至多少有点夸大。1936年4月他在东京和诗人蒲风谈论诗歌时指出:在外国诗中,“尤其不能不读的是惠特曼,他的东西充满德谟克拉西(按:即民主)加上印度哲学的思想,和我们的时代虽有距离,但他的气魄的雄浑、自由、爽直,是我们所宜学的”。在中国出现有了郭沫若和田汉对惠特曼其人其诗的最初的热情译介,惠特曼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普通人的好朋友的形象,随着此后更多的

10、译介,牢牢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了烙印。连后来被新文学史家朱自清(18981948)列为中国新诗三大开宗派之一的象征派,也是摆脱不了惠特曼的决端自由主义的。从20年代开始,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鲁迅主编的奔流、叶圣陶主编的诗、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徐志摩、邵洵美主编的诗刊和胡危舟、阳太阳、陈迩东主编的诗创作等刊物相继开始刊登惠特曼诗歌的译作和介绍性的文章。1920年3月20日的平民教育第20号“新文艺”一栏发表了署名为“熙初”的惠特曼(Wuitman)自由诗选译。曾在美国留学并阅读过惠特曼作品的胡适在惠特曼等美国文化的影响下,于1920年提出“诗体大解放”的思想。胡适写到:“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

11、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的尝试集无疑受到了惠特曼诗风的影响。1921年2月10日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刊登了沈雁冰写的条目惠特曼在法国,内称“美国著名平民诗人惠特曼的著作近年在法国盛极一时,法译的惠氏全集在短时间内即可出来。著名批评家而又热心研究惠氏的乞思脱教授且将做一部书名为惠特曼诗中之战与竞争的生涯云”。1921年5月20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为“残红”译惠特曼小诗五首。接着是谢六逸在1921年10月89日刊有他的挽二老卒和弗吉尼亚森林中迷途;1922年3月1日,东莱翻译了泪这首诗,发表在文学周报旬刊第30期

12、上。1922年3月27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登了(谢)六逸的平民诗人惠特曼,文章指出惠特曼“与自然极相亲近他以五体吸收自然之力”,因而他的诗便是“自然的复写”,其特点是“个性的动作的呼声”,从中“找不到一点厌世的倾向。”李野光认为作者仅仅把惠特曼看作一个极富个性的普通人,而没有提及他的民主自由的思想,这是与田汉的迥然不同而令人注意之处11。同时该刊又刊登了署名为“损”的“惠特曼考据”的最近的文章。1922年2月15日诗第一卷2号,刘延陵发表了美国的新诗运动一文,在对惠特曼诗歌的介绍中,刘延陵一文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它是系列介绍各国新诗运动的头一篇文章,文章开头提出新诗是世界的运动,并非中

13、国所特有,“中国的诗的革新不过是大江的一个支流”,而美国的惠特曼就是这条大江的源头。因此,文章的第一节专门介绍惠特曼:惠特曼不但是美国新诗的始祖,并且可称为世界的新诗之开创之人;而且不但启发世界的新诗,就是一切艺术的新的潮流也无不受他的影响。论到形式一面他是打破诗之桎梏的人,论到精神一面他是灭熄旧的精神燃起新的精神之人。文章明显地表露出作者希望从国外的诗歌发展历程,尤其是将惠特曼的新诗作为中国新诗的理论根据。1922年6月的晨报也刊登了惠特曼的一首诗,为CF女士所译并附有惠特曼的简介,其中称惠特曼是美国富有宗教性的诗人。“勇往直前,不尚诡辩,爱自由自立的热烈的精神贯彻在他的作品中,而且富于乡土

14、的风味。最足以代表这种特性的作品,是他的诗玛德密露”。小说月报第15卷第3期(1924年3月1日)刊登了徐志摩翻译的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中3132节的15行。徐志摩也是受惠特曼的影响,卞之琳曾说:“女神是在中国诗史上真正打开一个新局面的,在稍后出版的志摩的诗接着巩固了新阵地。他们实际上都首先得到了惠特曼的启发,后来才分道扬镳的”12。从闻一多的致梁实秋吴景超翟毅夫等函13中知道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他曾热心的与纽约的一些同学决定办个刊物,取名为河图,其中第二期目录里列有John Alexander的惠特曼像。闻一多对惠特曼的诗是极为赞赏的,荒芜曾回忆到正是闻一多对夜里,在海滩上诗中表现的父女情深与永恒

15、的光明的渴望而发出的赞叹“写得多好啊”,才导致他译介该首诗14。闻一多对惠特曼的评价很高,如他在批评泰戈尔的“清淡”和“秀丽”时写到:“约翰马西先生批评园丁里的一首诗讲到:假如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惠特曼,它也许会给人们稍稍留下一点印象吧。我们也可以讲若没有李杜没有生,韦孟也许可以作中国的第一流诗人了。”15同属新月社的朱湘也很推崇惠特曼,梁宗岱也曾是惠特曼的爱好者,至于散文家梁遇春更俨然是惠特曼的知己16。1928年10月1日,惠特曼的两个老兵的挽歌由望峰,鉴泉译出,载山雨第1卷第4号。二十年代的惠特曼的译介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鲁迅主编的奔流第五期(1928年10月号)刊登了日本小说家有岛五郎评论草叶集的长文草之叶,同时还选配了五幅珍贵的照片,其中有惠特曼的画像、手迹以及草叶集的插图,这些努力大大地加快了惠特受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传播步伐。为了讨论这篇文章的翻译问题,译者金慎若于1928年5月于鲁迅联系达19次之多,鲁迅四次复函。1931年9月,鲁迅在论及美国文学发展时写道,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惠特曼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之后,美国已成为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得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17。刘树森高度评价鲁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考察了惠特曼思想艺术的变化与美国社会发展的关系,深刻地指出了惠特曼推崇的理想与美国的社会现实是格格不入的。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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