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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钱文军 原标题：儒教、鸦片、传教士、义和团（初稿）读过诸多关于义和团的书籍与探讨文字之后，脑子里浮现两个问题：第一，号称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的义和团好汉们，他们既没有把外国侵略军当作主要敌人，也没有收复哪块租借地。其主要攻击对象是全无武装的中国教民、教堂、传教士。直至获得慈禧太后全力支持，在满清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下，也只是放火烧西药店、国家图书馆还殃及大半个北京城，若不是风头忽转，紫禁城也被爱国之火荡平了。仅对国家图书馆这把火，烧掉的就远比圆明园惨重得多。那么，传教士与教民究竟惹着义和拳什么了？第二，一切关于义和团的研究，都没有涉及鸦片；而所有关于鸦片的研究，也没有涉及义和团。那么，是否义和团
2、时期中国已经没有鸦片了？然而，这三者同时、同处，毫无牵连显然是不可能的。本文姑且算是抛一块板砖，但愿引得出真玉来。现在的新儒家们正努力地使人们承认他们信奉的学说是一种宗教，而且要跻身世界三大宗教的行列成为世界四大宗教。不过这种努力基本徒劳。因为儒教并没有那三大宗教都具备的自主原则，儒教的惟一原则就是愚忠，说得难听一些，儒教只是奴才的宗教，皇权的奴才而不是神的信徒。在三大宗教的领域，所有的王权都期盼着教宗加冕或认可，从而确立王权的合法，就连狂傲的拿破仑大皇帝也不例外；儒教的教宗正相反，他眼巴巴地期盼每一个新皇上敕封，以免遭灭顶之灾。一句话，儒教精神贵在失去自我，它的最低纲领是当奴才，它的最高纲领
3、是当好奴才。当年，当利马窦向明王朝那些儒学大师们描述：教宗的尊严比天主教国家所有的国王都要高的时候，他们几乎被吓得半死，唯恐皇上发怒，焚书坑儒的恶梦又要变成现实。其实自打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的事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汉武帝只不过变换了手法，独尊儒术本身就已经把儒视作一种术，跟街头的补锅术并无多大区别，他需要这种儒术麻木奴隶们的头脑而已。区别仅仅在于：秦始皇整批地坑掉所有的儒演变成后世各皇有选择地每次只坑掉某一些儒，恰如同屠夫依据市场需求选某几头猪来杀一样。那些还没被杀掉的猪于是山呼万岁，除了赶紧编造许多理由论述那些被杀掉的猪该杀之外，还得表白自己随时愿意被杀，是为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更可鄙的是，儒
4、师们世代相传地不断丰富杀猪有理的学问，以备皇上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杀别人或者杀自己。经过两千多年的积累，乃至于如果要寻找世上最卑鄙无耻的说道，根本无须移步他就，只管到儒家智囊库里寻就是了。宗教是西方文化现象，从世俗生活游离出来的精神状态，有这种状态作为世俗生活的寄托与没有这种寄托，对于世俗生活的质量而言，差别是不言而喻的。基督教无疑是最合理的精神状态，无论它曾有多少瑕疵，总之它能不断地调整，使自身不断地弃恶扬善，也帮助世俗生活弃恶扬善。儒学则不然，它如同一堆腐肉，除了供专制蛆虫壮大身躯之外再无他用。皇权至上就是儒学的信条，因此，当基督教来到中国，除了必然遭遇皇权限制之外，还必然会遭到儒学的限制。
5、公元780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记录了唐太宗欢迎这个波斯传入的基督教之聂斯托里派，它对于融合边疆少数民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德宗，六代皇帝之善待，使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唐代国域划分十道）。武宗即位，儒学使之明白皇权所受到的威胁，遂毁佛禁景，只用儒学这个真奴才。程朱理学完成了儒学最后的僵化，除了腐败它再也玩不出什么新意思了，即使遭受武器的批判，儒学之蛆也只会在茧壳里蠕动。这才有没什么文化的成吉思汗的征服。元代给了基督教以新机会，忽必烈规定的八妓九儒十丐曾经使中华民族获得一次转机，然而，很快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大明朝把中国拖入深渊，当世界转向光明，中国却折回黑暗，儒学功不可没。黄仁宇评价说：明
6、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起事时打着明教旗号，国号亦依教名而号，实则赖以行政者依旧儒学而已。其登基后昭告天下：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夷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的儒学精神宣言，它注定滋生腐败，儒学支撑的历朝历代，无一能躲过腐败这一劫。只是当它腐烂，开始出现漏洞的时
7、候，罗明坚、利马窦、熊三拔等传教士才得以渗入中国，尽管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天文、数学、地理知识，直至今日，那些腐儒们还喋喋不休称传教士们为了征服与掠夺，采取的欺骗与利诱的办法，以掩饰儒学当年把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沉入粪坑底下的罪孽。中华文化，惟有彻底剜却儒学腐肉，才会有为人类作贡献的价值，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让他儿子不要读中国书的道理。鸦片战争以前，基督教在华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被迫害的历史。康熙皇帝一次发怒，至雍正颁布上谕在全国禁洋教，各地官府纷纷毁教堂，捕杀或流放传教士及教民，除钦天监因天象历法不可或缺而留下少许传教士之外，清政府严令禁止传教士涉足中国，任何敢于接待外国传教士或教授其中文或涉嫌入教
8、者皆杀无赦。从十八世纪初到鸦片战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基本绝迹。1806年，伦敦传道会决议恢复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派出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到达广州，一度藏匿于美国商行的仓库里，以免被驱逐。至1809年，他充任东印度公司的翻译，这才有了抛头露面的机会。马里逊在马六甲开设了第一家汉字铅印所，并编撰出版了第一部英汉字典、翻译出版了首部中文圣经。此举遭中国官方排斥，东印度公司也因此辞退了他：本部听说先生印刷中文圣经和劝世文，引起中国反对。皇帝下有谕旨，禁止这书，并要重治相帮的人。我们想这样作去，与贸易总受影响。现下议决，公司辞退先生职务。1834年马里逊病逝于广州。而那时美国教会也派来传教士，人数
9、极少，力争的只是存在权。一位早期传教士报告称：在我等各样事业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人颇肯信之。于是，美国传教士伯驾1835年创立广州眼科医局（该局1856年毁于战火，1859年扩建为博济医院），以行医办法寄托宗教精神的传播，获得当地官民好感。次年，郭雷枢医生撰写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士的商榷书，借医传道即成为英美新教诸会共识，纷纷派医生来华借西医之术传教。1838年2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郭雷枢、伯驾共同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并广募善款开创了今日中山医科系统，奠定了中国西医系统之基础。这些披着各种外衣的传教士，耳闻目睹了中国鸦片泛滥毒害民众的惨状，利用各种宣传品尽可能广泛地开始了奉
10、劝民众远离鸦片的游说。确实有个别传教士协助鸦片走私者，例如，普鲁士传教士卡尔.郭士立就是。他不仅担任鸦片走私商怡和洋行的翻译而且为其行贿中国官员，亲自参与鸦片走私，还在鸦片战争期间罗致间谍，收买中国方面的情报。1849年他回到欧洲，因其它传教士告发而遭教会指控并调查其劣迹，然而尚未等到处罚确立，郭便于1851年死于水肿病，算是报应。而其它在华传教士群体却是当年最坚定、最持久、最彻底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因为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伯驾、裨治文等的直接介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3条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
11、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这是世界最早的国际间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以此为范例，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所定海关税则也列入类似条款。1858年卫三畏、伯驾参与制定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直接以中美望厦条约为蓝本，亦把严禁鸦片输入写进条约里，日本明治政府借此颁布严厉禁止鸦片的布告，当明治十年发生英国鸦片商走私鸦片进入日本时，日本立即抓住不放发动了废除治外法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自从美国军舰入侵日本港口开始，日本既未向哪国宣战，也没有掀起义和团之类爱国暴动，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成功地运用变法维新以及弱国外交手段，使日本避开了中国老师的覆辙
12、。鸦片战争是一场与鸦片脱不了干系的战争，但它也砸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1858年，清廷既不能有效禁止鸦片，经过一通争辩，采取了开放鸦片种植及贸易的政策，进口鸦片改称洋药，国产鸦片称为土药，大清国甚至鼓励本国农民种植鸦片借以抵制进口鸦片。1876年9月，主张禁烟的山西巡抚鲍源深上奏朝廷：种罂粟之利数倍于种五谷，小民唯利是图，罔知其害。地方官不肖者收费弛禁，借以营私，其稍贤者，亦以为民利所在，不忍拂违。否则以为世俗争趋，力难禁止。大都于此一事视为故常，肯于劳怨不辞认真查禁者盖鲜，以致私种之风日浸月盛。这位地方官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欣欣向荣的退耕还鸦景象，据当时数据，每亩罂粟可获50两左右生鸦片，而种五谷
13、所得至多只顶十两生鸦片的收入。他还不无远见地担忧道：窃恐数十年以后种罂粟者十居八九，种五谷者十无二三，民食将从何出？此其患又不必迟之数十年以后矣！兴念及此，殊切殷忧。果然被他不幸言中：据清廷海关总署1897年的数据，该年国产鸦片334000担，进口鸦片52859担；到义和团起事的1900年，国产鸦片达376000担，进口鸦片49201担，国产鸦片为进口的7.64倍！也即，这三年国产鸦片增长了42000担，进口鸦片减少了3658担；如果按照当时鸦片鬼最高吸食量6斤计算，1900年中国有708.67万嗜毒者；如果以其最低吸食量3斤计算，则有1417.33万！英国传教士获得自由传教的权利始于第二次鸦
14、片战争之天津条约。此前，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给了美国、法国传教士五口通商地传教的许可，是那些充当翻译的传教士自己加上去的，这次给了内地传教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到天津条约为止，可是僧格林沁奉皇上旨意打了北上换约的英法舰队，郭嵩焘竭力劝止，没用。措手不及的英法舰队死伤惨重，惹来报复性打击。本来，英法联军到通州时还可以休战言和，谁知还是这个僧大帅，扣了英法和谈代表及随员二十余人，百般侮辱。僧王甚至用抽大烟的烟袋锅敲打英国人质的脑袋，最终酿成火烧圆明园的惨祸。抽足了大烟会有足够的幻觉，以为靠着八旗朽兵仍可以杀得西夷片甲不留。二十年前那场鸦片战争英国人使用的还是前滑膛燧石击发枪炮，如今
15、人家已经换装成后击发来复枪炮了，清军却以为八旗马队仍可以所向披靡。历来的宣传总是要隐瞒郭嵩焘劝阻僧王这一段是毫无意义的，除了自欺欺人之外只能显示出至今仍冥顽不化的心态。1868年，美籍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周刊，以刊登教义、教务等内容为主。六年后易名为万国公报，共延续33年，出了七百多期。这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纸对于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熏陶作用无可比拟。光绪皇帝每期必读；洋务派大臣都是这份报纸的忠实读者；孙中山不但是其忠实读者，它还刊登了孙中山致李鸿章书两封；康有为、梁启超以其为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那个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文化人，都如饥似渴地寻求每一期万国公报，林语堂称：透过万国
16、公报，林乐知成为他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甚至日本天皇都长期订阅这份刊物。可以丝毫不夸张地断言：以万国公报为标识的一批教会报纸，是中国思想界的攻玉之石！没有万国公报不可能演绎中国近代思想史。而且，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份报刊象万国公报那样，连续几十年持续不断地谴责鸦片和鸦片贸易，也没有任何其它刊物象万国公报那样详尽地控诉了鸦片对中国及其人民带来的伤害。林则徐虎门销烟时，特别邀请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作为见证嘉宾，他看完销烟全程后特地走到林则徐座位前摘帽敛手，表示敬意。在中国传教四十年，后成为耶鲁也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的传教士卫三畏，以其著作中国总论向林则徐销烟表示敬意：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