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败在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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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雪岩败在金融危机字号欢迎刊登评论 05月7日9:45来源:公司观测家 纠错|收藏将本文转发至: 胡雪岩在金融方面, 明显不如山西票号谨慎,她是上海本地钱庄的缩影, 既没有吸取山西人的精明, 也没有学习到外国银行的严谨,在市场层面,胡雪岩是一种过于老式、过于粗糙的公司家。专栏/苏小和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出版有逼着富人讲真话中国公司家黑皮书等书。 回望188年,一方面需要提及的,是晚清经济格局中上海金融业的原始生长,处在极不成熟的状态。 1883年的上海金融 一方面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没有风

2、险意识。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贸易迅速发展,增进了钱庄之类的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没有基本的风险意识,导致零散的金融机构太容易倒闭。这种状况从181年开始就始终随着。187年这一年有五六十家钱庄在冬天倒歇,超过了当时金融机构的半数。之后的1878、179年也有类似的危机,这意味着上海钱庄始终没有解决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自有资金局限性,资本充足率过低,仅仅以钱庄主自身的财力和商誉作为信用保证,“钱庄之本,如沪市汇划字号至多无过5万,少则2万余,招揽往来户头百十,所放之账辄盈数十万,觉得财东声势足以取信,店中存款既起利以予人,不得不放出之牟拆息。而缓急之间,有外国银行,西帮票号(山西票号)觉得

3、之援”1。 由于资金的局限性,钱庄只能向市场谋求可以拆借的资金来源,她们就是外国银行(洋行)和山西票号。“自六十年代起,上海钱庄因此能有大量资金,同洋行(涉及外商银行)和山西票号均有关系。”2 山西票号的经营非常稳健,且财力雄厚,远非钱庄所能相比。“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不放长期。军兴(太平天国战争)以来,藏富于官。票号结交官场,是以存资日富。迨东南定(184年左右),上海商埠日盛,票号汇集于期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到883年年初,上海有78家钱庄,而到年终,只剩余0家。3 另一方面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间,晚清对外贸易长时

4、间逆差,这也导致了普遍的银根紧张。181、182年贸易入超数额特别高,83年的银根就变得极度稀缺(如下表)。 这就是183年前后的市场大势头。一片狼藉之中,商人投机成风,官督商办公司大量地发行股票,抽走大量流动性资本,而略有势力的山西票号和诸多外国银行,在危机爆发之后,立即停止了拆放,她们是压垮上海金融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法战争也是一种巨大的不利因素。朝廷的败北,让商人信心局限性,贸易量迅速萎缩。上海的经济重要依赖于对外贸易,中法在越南边境处的对峙,令中外商人都非常紧张。我们看到,在中法战争期间,连有政府背景的轮船招商局,都要将轮船“换旗”,挂靠到洋商名下,以保证经营中的安全,遑论无权无势的

5、一般中国商人。战争带来的市场不拟定性,弥漫在市场的每个角落,“按中法之事至今春而亟,至本月间而愈亟,警报轰传,人心摇动,各口货品一概滞销。”4因此,在市场流动的意义上,中法战争,毫无疑问也是18年晚清经济深度凋敝的重大因素。 最后一种是气候因素。自然灾害频发,加重了183年的劫难。江浙地区的自然灾害纷至沓来,恶劣的天气、蔓延的蚕病,使得蚕丝大面积欠收,相称于损失了00万两的贸易额。5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然劫难,丰富的市场供应必然可以增进贸易流通,显然可以减缓金融危机的爆发。可惜这样的假设没故意义。胡雪岩破产和金融危机有几种与183年金融危机有关的观点,需要辨析。 例如胡雪岩与1883年金融危机,坊

6、间的观点,有的人觉得,是金融危机导致胡雪岩破产,而有的人则觉得,是胡雪岩破产引起了金融危机。从时间上看,胡雪岩的破产的确在金融危机的中后期。令外界认定她破产的标志是1883年12月1日阜康钱庄的倒闭。上海的金融危机始于1883年1月2日,上海的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折款项56万两忽然倒闭,被连累的钱庄有40家之多,到月初,倒闭的多种商号达到20余家。到了月,大恐慌加剧,钱庄、商号又密集倒闭,到9月底之前南北市尚有钱庄58家,到了188年末,一共只剩余家。 从更宏观一点的角度看,由于当时长江一线贸易往来兴旺,上海与内地的经济有关度非常密切,因此上海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因,还可以追溯到82年发生在汉口的倒

7、账风潮:188年正月初五,汉口小夹街的同春合川号忽然倒闭,亏倒万余金,号伙避走,之后就开始向南昌、北京、上海蔓延。除了上海之后遭遇严重危机外,北京的情势也非常严峻,除了东四牌楼的裕成钱店、隆泉钱店、万德钱店,安定门的万盛、德胜门的聚泰等钱店相继倒闭外,北京最出名的四大钱庄“四大恒”都遭遇了严重的挤兑,以至于官方不得已出手干预,限定兑钞票额。 如前所述,上海商铺的倒闭始于年始,而钱庄业的大量倒闭开始于10月,但是胡雪岩直到1月时都宁可向汇丰银行借款10万两,也不乐意低价发售手里的生丝。由此可见,胡雪岩的倒闭,只是整个金融危机中的一种细节,至少金融危机不是导致她破产的最大因素。本质意义上,胡雪岩的

8、失败,仍然需要归结到官商结合的制度背景下,一种公司家个人选择的失败,或者说一家公司战略决策意义上的失败。第二个需要辨析的市场现象是,当时的钱庄究竟在多大的限度上引爆了金融危机。 有关晚清时代的钱庄,后来成为人们的一种趣谈,以至于有时不加区别地把晚清的三种金融机构都称为钱庄,这就是山西票号,本地钱庄或放款者,兑现店或货币兑换商。后者严格地说不是钱庄,因而无需再提。金融危机之中不断倒闭的机构,重要是指本地钱庄。 当时的上海滩,约有24家山西票号,它们比本地钱庄的地位高诸多。后者对商人们开设往来账户;山西票号则只接受定期储蓄,并向有声望的本地钱庄、达官贵人提供定期有息贷款,但其重要业务是发售汇票。这

9、些汇票一般写明若干天后见票即付某商号或个人,但如果付错了,票号不负责任,它们的准则是“认票不认人”。 凭票支付并且可以随意转手的汇票,是由本地钱庄而不是山西票号开出的。一般来说,前者在她地分庄不多,而后者则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号或代理人。 山西票号是货币的批发商,它们的资金有时是通过本地钱庄投入流通的。山西票号对这部分带些风险的业务在经营上十分谨慎,因此很少遭受巨额亏损。有一种观点觉得,在晚清最后几十年的经济史里,很难找到山西票号有过倒闭之事。这跟上海本地钱庄形成了巨大的差别。这样的辨析也许带出一种事实:胡雪岩在金融方面,明显不如山西票号谨慎,她是上海本地钱庄的缩影,既没有吸取山西人的精明,也没有

10、学习到外国银行的严谨,在市场层面,胡雪岩是一种过于老式、过于粗糙的公司家。 最后一种需要辨析的商业现象,是胡雪岩与徐润、盛宣怀的差别。作为同样与官方展开密切合伙的商人,胡雪岩与徐润相比,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她是所谓的“红顶商人”,由于她的江西候补道、布政使衔和徐润的官衔(18年至二品衔,188年保奏以道员本班优先补用)同样都是通过纳捐得来的,更多的只是一种荣誉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胡雪岩与徐润的真正区别在于,胡雪岩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左宗棠的幕僚,她有机会打理大量的军款,以及直接参与到军事后勤的筹办中去;而徐润对于官方而言,更接近于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或者这样总结,虽然同为市场型公司家,但胡雪岩对政

11、府的依赖太过紧密,而徐润则也许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至于胡雪岩与盛宣怀,区别在于,胡雪岩是先经商,后投靠左宗棠,在与左宗棠合伙之前,胡雪岩已经拥有了自己在商业方面的核心价值;而盛宣怀则是先为李鸿章经济幕僚,后被委派从事洋务,她的一切权力和财力,全赖于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拔。 也许由于出于演义的需要,诸多野史都把胡雪岩的破产说成是盛宣怀暗中动用官权力为之,这并没有史料根据,从既有材料来看,属于无稽之谈。 从盛宣怀的经历来看,她的事业上升期,是在183年金融危机之后。招商局由于金融风潮陷入困境,唐廷枢、徐润被清理出局,盛宣怀得以督办的名义,进入局内整顿残局。她当时的身份但是是李鸿章的一种经济幕僚而已,既

12、不掌握实权也没有足够的财富,至少没有与胡雪岩叫板的资本。 此外一种重要的事实是,盛宣怀本人与胡雪岩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1882年,盛宣怀打算修建长江电报线,的确遭遇过胡雪岩的竞争,但不久被郑观应设法解决,胡雪岩退出,之后未见有盛宣怀和胡雪岩交恶的史料。重要的是,电报的修建成本并不高,在当时总共也许也但是数十万两,并且初期重要的来源还是官款,盛宣怀虽然入股也为数不多,这与胡雪岩动辄百万的生丝生意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此外,电报的收益虽然在官督商办公司中属于不低,但在当时股息也许也就10%左右,一来盛宣怀不也许靠此积累大量财富,二来这对财大气粗的胡雪岩来说,完全没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很难想象胡

13、雪岩会因此和盛宣怀结下深仇大恨。至于说在胡雪岩的钱庄遭遇危机之时,乃是盛宣怀怂恿在胡雪岩钱庄中有存款的官员前去挤兑,之后甚至扣下胡雪岩发给左宗棠的电报云云,更是无中生有的坊间谣言。其一,钱庄浮现危机前去提款乃是储户的正常心态,事关存款的安全,没有盛宣怀的怂勇,官员们也不也许坐以待毙,直等钱庄倒闭;其二,当时的盛宣怀处在事业低谷,没有能力鼓动各色官员;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胡雪岩的破产,是金融危机环境下的市场失误,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背景、对外贸易情形、金融制度和一种时代的公司家对市场竞争的有限结识有关,倒闭的公司远不止胡雪岩一种,这些商人遭遇的危机,是时代性的、集体性的,盛宣怀无力影响如此宏大的经济动乱。 许近年后,我们再来阅读胡雪岩的商业悲剧,也许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她遭遇到的金融危机,或者说,是一种老式的中国式公司家在现代性的金融危机之中的沉浮,给后人带来的经验和教训。 她在官商结合的商业习惯里,看上去运筹帷幄,可是在真正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却输得一干二净,这样的公司家现象、这样的命题,才是中国经济史和公司史最值得挖掘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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