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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制与策略网络情绪动员何以发生？* 丁 汉 青情绪动员的概念较多引自情感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提出的“情感整饬理论”。霍赫希尔德认为，情绪是形象塑造、社会交往以及达成特定目的的手段1。此后，与之相关的新概念大多以其为主体框架，再与具体情境相匹配。千禧年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利用情绪发起社会集体行动的现象高发于网络。人们不断通过情绪渲染，营造声势，博取关注，赢得认同。“谁能在网络上制造出情感爆点来，谁就基本掌握了某一时段的话语主导权。”2于是，后来的学者就将情绪动员概念与其多发地“网络环境”紧紧地嵌套在一起，衍生出网络情绪动员一词。网络情绪动员就是在网络中利用网络化的情绪表达方式，借助网民的同理
2、心与正义感，达到改变事情发展进程目的的一种社会动员方式。一、网络情绪动员的主体情绪动员主体指的是情绪动员的发起者。在网络环境中，随着话语权的下放，情绪动员主体显示出多样性，既包括社会地位高者，又涉及普通民众。但并非所有主体发起的情绪动员都能获得社会瞩目，掀起舆论波澜。从当下来看，草根中的弱者与机构媒体所发起的情绪动员更易激起共鸣，导向网络集体行动。弱者之所以能成为情绪动员的主体，与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道德传统有关。弱者作为弱势的一方，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更容易收获大众的同情与怜悯。同时他们身上夹带的“创伤”与“悲痛”自带爆点，更能戳中大众的“情绪神经”，唤起大众的同理心与为之鸣不平的行动
3、动力。再加之弱者悲愤、痛苦的媒介表现对观者形成不断的刺激，能够令社会不同群体在正义感的驱使下为他们发声。因此，社会学家斯科特也将情绪动员称之为“弱者的武器”3。媒体一方面是弱者情绪动员的助推者，为弱者提供发声渠道，通过不断渲染弱者罹患的不幸与创伤来加深大众对弱者的关切与怜悯；另一方面，媒体也是情绪动员的主导者，常调用情绪来凝聚人心，达成共识，促进社会团结。媒体的这种情绪动员优势与其掌握的资源和具备的能力密不可分。首先，媒体长期踞于话语高地，因丰富的媒介资源和紧密的媒体关系网络而更易令声音晓喻大众。其次，媒体具有熟稔的情感表达技巧和深厚的用户心理洞察能力，更懂得利用大众的“痛点”“怒点”来唤起公
4、众情绪，攻占用户心智，达到“一击即中”的情绪动员效果。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主流媒体账号曾发起多次“为疫区加油”“共克时艰”的情绪动员，在抗击疫情、稳定局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圈层化传播的特点还赋予许多自媒体账号以情绪动员的机会。这些自媒体同样可以通过调动其所处的垂直领域用户的情绪来达成行动目标。如在“铁链女”事件中，以邓飞、罗翔、胡锡进为代表的社会知名人士就多次为“铁链女”发声，通过阐述“铁链女”背后的悲惨故事，促成了一场以解救“铁链女”为目标的集体行动，吸引了大量网友参与，最终帮助“铁链女”成功获救。二、情绪动员频现于网络的深层原因当下，网络情绪动
5、员已变得愈发常见，甚至表现出无情绪则无法推动网络动员的发展趋势。情绪动员频现于网络的深层原因，一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二是由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所引发的消极社会心态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侠义情结。前者为外因，后者为内因，内外因碰撞促成了网络情绪动员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的发展与壮大。(一)外因：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学者赵鼎新认为社会变化是运动发生的重要因素，它使人们对事物的接受度在短时间内发生急剧变化4。诚如斯言，当今中国高速发展、日新月异。在众多变化中，互联网技术无疑是近些年影响社会运动最显著的外在变量。互联网技术所创就的传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政治格局5。具体体现在当下公共发言的低
6、门槛性，有学者通俗地将之阐述为“随便什么人对随便什么问题都可以随便地说些随便的话”，公共领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方主体、众说纷纭的局面6。在社会变化带来的新一轮话语权博弈中，情绪动员因在网络当中的优势成了各方斗争中的重要工具。而网络情绪动员之所以能在网络情境中被凸显出来，主要源于其低成本、见效快。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接入者可以低成本发声，在其上发布内容，公布信息。随着民众话语权增多，人们对民主社会便有了更多的想象、更高的要求，表现之一就是面对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现象容忍度降低了。在对抗“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问题时，情绪动员成为人们有效的处理手段之一。理性的信息容易被淹没在海量的内容
7、里，而悲伤、愤怒的情绪却具有强感染力，能快速“吸睛”，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传播力，达到动员者预期的轰动效果。由此来看，网络技术的发展激发了大众的话语权意识，催生了社会追求民主的思潮。由于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网络情绪动员在这场全新的话语权争夺中被凸显出来，成为全新的斗争工具。(二)内因：消极社会心态与侠义情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虽为动员者提供了行动机会，但大众的广泛参与才是促使情绪动员能够发挥社会影响的底部结构力量。而大众之所以对情绪动员如此敏感，原因有二：一是由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所引发的消极社会心态；二是潜藏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侠义情结。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8、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网民中占主流的“三低”(低年龄、低文化、低收入)、“三多”(在校学生多、企业人员多、无业人员多)人群，恰恰又是此社会主要矛盾所引致的负面效应的承受者，由此促生的网民不满情绪很容易在网络上积压7。待到网络事件被贴上对应的身份标签(如官与民、贫与富等)时，身份认同意识会促使网民迅速站队，共情心理诱出他们心底的消极情绪，消极情绪在相互感染中转化为“情绪急流”，致使舆论在短时间内到达高潮。此外，正直勇敢、锄强扶弱、扶危济困的侠义情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不涉及阶层间冲突的热点事件中，网民参与动员行动更多是出于一种侠义情结。正如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
9、弗所说：“热烈的相信我们对别人负有义务，往往是我们遇溺的自我攀往一艘流经木筏的方法，我们看似是在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是拯救自己。”8因而，每当有弱者在网络中求助，人们会为之仗义执言。再加之网络的匿名性对他们现实身份的保护，使他们更勇于在网络上抒情达意，表达自己的见解，来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感”。三、网络情绪动员的一般策略网络情绪动员的一般策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利用情绪引发共鸣，为情绪动员“造势”；另一类是利用传播手段营造别样舆论环境，为情绪动员“供能”。情绪作为动员的基础，能锚定大众对事件持有的基本态度；传播手段则可将这种情绪态度由“浅”引入“深”，转化为民众具体的行动力量，来达成动员的效果
10、。(一)通过情绪的调动引发共鸣，为动员“造势”在微粒化社会中，情绪成为连接个体的独特渠道，情绪共振为人们带来了新鲜的体验，也成了网络情绪动员的基础。总的来看，网络中的情绪动员多以悲情、怀疑、愤怒、恐惧等负面情感为主，而戏谑则以某种诙谐、自嘲等喜剧性元素为人们的情绪调动做出了贡献。1.悲情策略：通过情境渲染和形象塑造突出悲剧色彩从悲剧事件的性质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发生，即不存在人为主观参与的事件，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另一类是人为导致的悲剧事件，如暴力袭击等。当悲剧事件为自然灾害等自然发生的事件时，情绪的动员通常是通过对灾害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等进行情境渲染，激发人们的悲情情感；而当
11、悲剧事件是人为导致时，对事件主体悲剧身份的塑造则成为情绪动员的重点。悲情策略下的情境渲染和形象建构是一面“放大镜”，不仅突出了事件造成的悲剧后果、事件主体面临的悲惨境遇等，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博取网民的关注，使其产生同情心理。而在互联网环境中，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伴随着情感的流动，网民的同情心理能够超越时空限制，实现同频共振，从而达成情绪的动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主体为何，当悲剧事件是人为导致时，相对弱势的一方很容易引发大众对相对强势一方的谴责，并带来网络民粹主义的隐患。在当今的网络场域中，悲情策略下的情绪动员并不少见，需要注意规避网络民粹主义的潜在影响。2.怀疑策略：思维定式引导下的群体共识在网络
12、舆情中，怀疑情绪主要指网民在对待舆情事件时，通常会质疑某些特定群体的倾向。例如，在一些涉及政府官员的新闻中，网民根据自身经验或社会认知等，常常将事件与政府不作为、官员贪污腐败联系起来；而面对与师生关系相关的舆情事件时，则习惯于将教师归为错误的一方怀疑情绪的产生往往并非经过有意调动，而是大众自发形成的思维定式。近年来，官员贪污落马的事件被频繁报道，老师不体恤学生事件在网络上频频发酵，特定群体的形象逐渐与一些负面标签“绑定”。对特定群体的标签化认知进一步导致了网民面对舆情事件时，习惯性地质疑特定群体。当社会与媒介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人们负面的“固定成见”后，“遇事儿必先疑”成为公众普遍采用的认知策
13、略。因此，在网络舆情事件中，通过怀疑策略进行情绪造势，其着力点正在于引导公众在思维定式的作用下产生相似的观点，从而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形成情绪共鸣。3.愤怒策略：强调社会秩序与塑造对立形象愤怒是人的一种基本情绪。在网络舆情事件中，运用愤怒策略进行情绪动员通常伴随着社会秩序的强调和对立形象的塑造，以此呼唤公民正义感的产生。强调社会秩序是指突出说明舆情事件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事件主体对社会法律规范、道德准则的漠视与践踏。强调社会秩序能激起愤怒情绪的原因是，现代社会的目标是追求发展，而现代公民的行为亦被期待应符合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某些损害社会利益、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件被媒体曝光后，网民会认为
14、这些事件阻碍了自身和社会的发展，并因此产生愤怒情绪。这种愤怒情绪驱使着人们呼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进一步形成群体共鸣，引发情绪动员。塑造对立形象则指当舆情事件存在两方主体时，着重强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突出一方的强势和另一方的弱势，或突出一方的施暴者形象与另一方的受害者形象，以此来撩拨网民的神经。当前，中国社会的官民关系、警民关系、医患关系、贫富关系、城乡关系和劳资关系等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关系9。因此，当网络事件涉及上述这些对立群体的矛盾时，往往能够激发人们的愤怒情绪并实现情绪动员。4.恐惧策略：事实与想象性威胁激发恐惧情绪恐惧情绪的动员主要依赖于“威胁受众恐惧转发”的链式机制10。因此，作
15、为源头的威胁内容是否使网民产生危机感或不安全感，是利用恐惧策略实现情绪动员的关键。威胁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实性威胁内容，即在事实上存在对人们产生威胁的可能性，如传染疾病、自然灾害；另一类是想象性威胁内容，即某些威胁可能并不存在、发生概率较低或无法对人们产生实质伤害，但人们想象威胁确实存在并产生情绪波动，甚至付诸行动的可能性。想象性威胁主要通过新闻媒体或公众舆论等发挥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极端恐慌的情况下，其狂热与非理性态度也为谣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因此，明确信源与信息的真实性，是利用恐惧情绪进行网络情绪动员的关键。5.戏谑策略：以喜剧化的表达形式实现全民狂欢利用戏谑策略进行网络情绪动员，
16、关键在于以喜剧色彩实现全民狂欢，即通过喜剧方式作用下的“全民性”和“狂欢性”完成情绪调动。一方面，自嘲、反讽等诙谐幽默的表达是一种较浅层的叙述，能够以“全民性”特征动员戏谑情绪。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11。庞大的网民规模意味着其受教育程度、知识水平等的参差不齐。因此，相较于官方话语，更加通俗易懂的喜剧化表达使得大范围的情绪动员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喜剧化的表达形式切中了网民使用互联网放松休闲的目的，因而其“狂欢性”也具有较强的情绪特征。伴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的与日俱增，互联网成为人们在闲暇时刻放松娱乐的主要空间。戏谑的表达方式无疑具有娱乐性质，如利用贴标签、制造表情包、网络流行语等形式进行情绪调动，其解构了严肃、复杂的社会现象，以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