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芬兰文老学译介源流研究 ［Summary］ 聚焦百年芬兰老学研究的历史浮沉，可以看到两种源流促成了北欧老学的勃兴：一是欧洲语种的转译途径，二是芬兰入华传教士汉学家对道家智慧的世纪追寻这两种源流的交汇使得20世纪中叶以来的芬兰老学译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经过聂米宁、阿波宁与米娜等汉学家的开拓，芬兰当代老学研究聚合了欧洲多语种译本与马王堆汉墓帛书考古新发现，发展出比较经学视野下的新型译介范式百年芬兰老学译介的源流线索折射出中国道家经典走向欧洲的多维度发展路径，为深度理解“中国-北欧”道学与神学本体论终极视阈汇通与核心价值观的对话模式开启了崭新的视角［Key］ 芬兰；老学；道家；源流谱系；比较经学［］ B21［］ Ａ［］ 1008-1763（2023）02-0109-08The Centennial Retrospective on the Historyof Finnish Studies of LaoismGAO Yuan（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200240，China）Abstract：As a valuable engi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rdic studies of Laoism， the Finnish context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history. Regarding the original texts of Centurial Finnish translations of Laoism， we could find two underlying sources. One was the source of the European paraphrasing editions; the other was the practical approach by Finnish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two sources produced a far-reaching impact for modern Finnish translations of Taoist writings， in which Pertti Nieminen， Arponen Annikki and Minna Maijala should be singled out. As a new research approach， Han tombs of Ma-wang-dui occupied much weight in modern Finnish studies of Laoism. By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centurial Finnish translations， I argue that the Finnish context reflects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es of pushing “Tao” waves toward European societies， which opens a new horiz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Sino-Nordic philosophical dialogue on ultimate being of ontology as well as their related core values.Key words： Centurial ; studies of Laoism; Taoist ; genealogy of editions; comparative scriptures一别具一格的研究传统：芬兰文老学译介及勃兴的历史背景作为“道”文化走向北欧的引擎，芬兰乃是研究与传播道家思想的重要先锋，其对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早在18世纪初便已开启，并与自身民族精神的构建密切相关。
在以往的国际老学研究中，学界对英语世界以及欧陆德法文献涉猎较多，芬兰文语境罕有扎实而系统的研究成果呈现就笔者目之所及，李颖曾从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角度对芬兰的中国文学作品作了重要探索，为比较文学维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镜鉴然而，芬兰老学的哲学与宗教学研究却长期处于缺席的状态，特别是目前关于老学译介史方面仍缺乏系统的专项研究成果以本文为契机，笔者力将在芬兰暨北欧道学研究源流史以及连带的跨宗教与跨文化对话领域作以综合性的持续开拓关于比较文学与翻译学向度的研究，可参阅李颖《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譯研究》，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李颖《传教士与中芬文化交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21-126页芬兰文老学译介史的系统梳理对深度了解中国道家思想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整体传译状况，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战略意义为此，本文拟对百年芬兰老学的译介源流史作以开拓性探察笔者试图回避以往国际老学界以欧陆为重心的方法论范式，而代之以北欧跨语际冷门语种的研究视野来重新思考中国之“道”在欧洲传播的历史问题，这对于反思“东学西渐”思想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书写欧洲特色历史地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模式，具有革新性的价值与独特文化现实意义。
在向中国寻“道”的过程中，图尔库皇家学院（bo Kungliga Akademi， 1640—1828）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图尔库皇家学院（赫尔辛基大学前身）折射出芬兰国家民族精神的觉醒与芬兰汉学的发展历程，对深度理解波罗的海周边国家的文明变迁与东西方宗教哲学对话具有特别的意义关于图尔库皇家学院作为芬兰哲学家与汉学家培养摇篮的研究，见J. Vlimaa， The Founding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Turku， in A History of Finnish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21st Century （Springer， 2019）， pp. 75-86; Maija Kallinen， Change and Stability： Natural Philosophy at the Academy of Turku （1640-1713） （Suomen Historiallinen Seura： Studia Historica， 1995）.，展现出如下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乃是通过瑞典东印度公司航行来华探险的历史时期[1]36-65。
此时芬兰及其首都图尔库仍处于瑞典的行政管辖下，瑞典语作为贵族语言成为芬兰高等教育的官方语言这一时期，图尔库皇家学院派出了最早的一批瑞典裔芬兰神学家来华收集汉学文献随着1809年芬兰被纳入沙皇俄国版图成为大公国后，情况发生了转折特别是1828年图尔库大火以皇家学院迁至新都赫尔辛基为标志（此时更名为芬兰亚历山大帝国大学/Imperial Alexander University in Finland， 1828—1919），芬兰对中国哲学的探知进入了第二阶段此时，芬兰民族主义高涨，不仅关注自身语言系统与民族史诗的建构，也积极探寻东方智慧的源头至19世纪末，以隆德（Hugo Lund，1872—1915）与曼纳海姆（Mannerheim，1867—1951）为代表，芬兰进入了入华科考的实质性阶段，推进了北欧汉学的勃兴及相关学科的现代性建构关于以图尔库皇家学院为中心对中国儒佛道哲学经典的整体引介，笔者曾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工作，参见笔者前期研究成果，《中国哲学经典在芬兰的早期译介与传播》，《文史哲》2021年第6期，第126-135页从图尔库皇家学院的早期记录来看，最早来华的是以色列·瑞纽斯（Israel Reinius， 1727—1797）与赫曼·瑞纽斯（Herman Reinius， 1725—1796）兄弟[2]48。
两人通过瑞典远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是当时芬兰传教士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参见Colin Campbell， A Passage to China： Colin Campbells Diary of the First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Expedition to Canton， 1732-33 （Goteborg： Royal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Goteborg， 1996）.航行至广州，停留半年后便折回哥特堡[3]1关于瑞纽斯兄弟早期入华及其主要成就，亦可参阅赫尔辛基大学网https：//ylioppilasmatrikkeli.helsinki.fi/henkilo.php？id=6755．随后，以色列·瑞纽斯将其在华见闻纳入学位论文《旅华辑录》中[4]121经笔者查阅，瑞纽斯论文现存于阿波（bo/图尔库）科学院图书馆，其学位答辩主席为Karl Fredrik Mennander教授见阿波图书馆所载的皇家科学院学位论文电子版http：//bibbild.abo.fi/hereditas/diss.html．。
该学位论文主体部分用瑞典文哥特体撰写，后以《中国广州旅行》（Journal hallen pa resan till Canton i China）为名，由伦博特（Birgit Lunelund）集结于赫尔辛基[5]可以看出，早期芬兰汉学家关于中国印象的研究主要是用瑞典文完成的，且以旅行纪实为主，此时尚未涉及道家典籍的译介问题1828年后，芬兰语的地位逐渐提升，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民族文学作品，典型的有基维（Aleksis Kivi， 1834—1872）的小说《七兄弟》等这些作品标志着芬兰民族精神的觉醒，尝试以新兴的“芬兰-乌拉尔语系”来取代瑞典语的统治局面在挺立自身语言系统与民族精神过程中，一部分芬兰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也关注欧洲汉学的发展动向，同时也直接来华考察中国民族现状与宗教思维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是汉学家隆德与“现代芬兰之父”曼纳海姆（第六任芬兰总统）隆德受“芬兰乌戈尔协会”委托，在义和团运动之际来华（主要是在北京、上海与苏杭），通过收集中国古典哲学书籍与民俗戏曲小说，增益了芬兰东方宗教学文献库[6]127-140与隆德不同，曼纳海姆（时为俄国皇家近卫）则肩负俄国总参谋部军事间谍使命，途经新疆与河西走廊等北方地区，实地勘察了清末民族情况并带回了诸多佛经手稿与木牍瓷器等文物[7]245。
这些瓷器和经文手稿为北欧汉学家了解中国民族与宗教形态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由此，芬兰民族精神的觉醒、语言系统的形成、探险家的勘察等要素成为芬兰汉学家探索中国道家哲学智慧的重要历史背景以隆德与曼纳海姆等为代表的早期芬兰汉学家对中国哲学经典的整理历史背景，参见笔者前期阶段性探索成果，《中国哲学经典在芬兰的早期译介与传播》，《文史哲》2021年第6期，第126-135页以此为契机，老学的译介开启了芬兰老学的勃兴之路我们可以看到，芬兰对中国“道”文化的探知经历了从早期图尔库皇家学院旅行日志到20世纪初汉学家科考的曲折历程，虽受瑞典影响但却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然而，与欧陆自罗明坚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开拓的先儒家后道家的译介顺序相比，芬兰或者说北欧对中国哲学的译介较为晚起且呈现出相反的态势最先引起芬兰哲学家注意的并非是儒家经典，而是反映东方智慧根基的道家文献这体现出中国哲学在欧洲不同区域传播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以此为背景，我们接下来深入百年芬兰老学译介源流的核心问题，以时间发展为经，以传译路径为纬，探察译本演进形态与脉络，进而透射出版本发展谱系及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