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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边缘处的别样行走边缘处的别样行走摘要 :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 不仅是20 世纪早期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心机构和女性知识分子的摇篮, 也因其参与和见证时代嬗变的特质而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标识。由于现代性的核心指向个体解放, 因此 , 对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考察, 将为重新解读抑或反思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打开一扇窗口。关键词 :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历史地位; 教育史学 ; 现代性 ; 个人生活史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又称“女高师”, 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其前身可以
2、追溯到1908 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1912 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7 年 8 月 , 即增设教育国文专修科, 筹备改组高等师范;11919 年 4 月 , 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21924年 5 月 , 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 简称“女师大”。 3 本文所述“女高师”系指其自 1917 年筹备改组到1924 年升格为师范大学的七年时间。在 20 世纪早期 , 女高师曾经是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心机构和早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摇篮, 对其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推进作用。并且 , 还因其参与和见证时代嬗变的特质而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标识
3、。由于现代性的核心指向个体解放, 因此 , 对女高师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考察, 将为我们重新解读抑或反思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打开一扇窗口。遗憾的是, 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的女高师已经退居主流教育史学的边缘位置, 为人们所逐渐淡忘。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从这一教育史学的边缘处出发, 经由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独特视角对其进行梳理和探考, 以彰显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和别样视角观照下的独特魅力。一、女高师的历史地位: 中心与摇篮在 1917 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组高等师范之前, 国内如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等学府尚未开放女禁, 招收女生。这段时期 , 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主要通过两条途径: 一
4、是远涉重洋, 留学海外; 二是进入国内的教会女子大学。民国初年, 在女子留学方面主要有三条渠道:(1) 清华学校;(2) 教育部和各省市官派留学 ;(3) 自费留学。清华学校从1914年到 1923 年的九年时间共派出女生38人。 4 民国初期大规模的官派留学只有一次, 即 1916年官费派遣留日女生43人。至于自费留学, 据相关统计, 到 1916 年时 , 全国各地自费留学女生共计86 人。 5在教会女子大学方面, 在五四运动前, 只有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三所学校招收女生。6 协和女子大学自1905 年建校到1919 年与燕京大学合并时, 共有本专科毕业
5、生49 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1907年初创时只设预科班,1917 年时才开齐大学四年的全部课程, 到 1921 年时方才送出该校的首批大学毕业生3 人。 7 金陵女子大学1915 年最初建立时只有教职员9人 , 学生 13人 , 经过 4年的发展 , 到 1919年时学生人数也只有52名。 8与之相比 ,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虽然起步较晚, 却后来居上, 其生源数量、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都很快处于领先地位, 成为其时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机构。 如 1917 年 8 月女高师最初筹备改组时, 一次性招生就达24 名。 91919年正式更名时, 学校已有教职员71 人 , 包括预科在内的学生
6、260 人。 10 到 1924年时 , 女高师在短短的七年中, 已送出本专科毕业生303 人。 11此外 ,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更名(1919 年 )不久的1920年 , 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放女禁, 招收女生。随后 , 全国各地许多高校纷纷效仿陆续开放女禁, 男女同校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趋势。但是 , 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数据显示,1922 年全国范围内国人自办高校招收的女生数量共有665人 , 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校的女生数量就达236 人 , 约占总数的35%。 12由此足见, 即使在国内大学开放女禁, 纷纷招收女生的一段时期中, 女高师的招生数量依然独
7、占鳌头, 无可争议地成为其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心机构。事实上 , 除去稳定、可观的生源数量和快速的发展规模等外延之外, 女高师作为中国早期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镇和中心, 还以其较高的教育质量和积极的社会影响而为时人所推重。在短短的七年中, 女高师不仅为全国各地的女子中学、师范学校和教育行政机构输送了大量的师资和管理人员, 为缓解女子中等教育机构的师资紧缺, 保障女子教育的有效运行作出重要贡献; 还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女性精英 , 她们大多成为“后五四”一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先锋力量 , 为其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在文学史界堪称“豪杰”的冯元君、 当代诗经研究名家程俊英和屈赋研究
8、专家苏雪林等知名学者; 曾在文坛与冰心齐名、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能够注目于革命性社会题材的第一人 （ 茅盾语 ） 庐隐 , 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 , 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 鲁迅语 ）的“淦女士”,20 世纪 20 年代即饮誉文苑的“苏绿漪”, 以及“一星”、“隽因”、 石评梅、 陆晶清、 谢冰莹和吕云章等一批曾推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并以其文学作品为女性解放、个体解放声援的第一代现代女作家; 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 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光荣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 ; 曾投身台湾政界、热心教育事业和社会活动的陶玄、钱用和和孙继绪等人; 以及一批或隐身家庭襄助丈夫或不
9、时走出家庭成为社会活动家的名流妻子, 如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张君劢的妻子王世瑛和熊希龄的妻子毛彦文, 等等。她们虽然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20 世纪的中国, 却殊途同归地对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二、女高师的研究现状: 教育史学的边缘遗憾的是, 与女高师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相比, 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截至目前, 在笔者目力所及范围内, 有关女高师的专门研究还非常罕见,在相关的女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高等教育史或校史的研究中虽然偶有涉及, 也大多一提而过, 对其详细教育情况和真实教育场景的研究还非常稀少, 即使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也尚未出现较大突破。事实上 , 有关女
10、高师的研究, 就其研究性质而言 , 应该归属于女子教育史的研究范畴, 又进一步归属于女性学或性别学的分支领域。因此, 其在学界的遭遇也就受到教育史学和女性学或性别学在我国发展境遇的双重影响。大致说来 , 五四运动前后至抗日战争前, 是我国女性研究的起步阶段。由于女性解放思潮的高涨和女学的前期发展, 这段时期曾涌现出一批早期的力作。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13 、程谪凡的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14 等有关妇女生活和女子教育的专著, 俞庆棠的三十五年来之中国女子教育15 等研究论文 , 均对女高师的教育情况有所提及。但是作为开创阶段的早期研究, 它们多将考察重点放在通史或断代史的宏观梳理上, 其间对女
11、高师的记录往往限于只言片语的事实描述, 虽然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却还很难谈上严格意义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 救亡主题压倒启蒙, 女性解放和女子教育问题也随之渐趋沉寂。新中国建立后, 抛开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不论, 单就学术研究取向来看 , 由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的双重影响 , 有关女子教育的历史研究一直难以走进主流学界的关注视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女性研究和教育史学的共同复兴及其专深化发展, 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研究逐渐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的广泛介入, 涌现出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其间 , 多数成果对女高师均有提及, 但是
12、, 作为第二次起步阶段的“拓荒性”研究 , 大多数论者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女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的研究上, 侧重于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发展脉络及其特点的宏观把握, 抑或针对某类女子教育或某些女子教育问题进行通史性梳理或专题研究，较少进行女校校史的个案研究。即使偶有涉及女校校史, 也多数限于教会女子大学。仅见的几项有关女高师的专门研究, 则大多来自文学史或音乐学等学科领域。这些成果虽然从不同的学科视阈出发, 丰富了我们对女高师教育及其历史影响的认识, 但是 , 由于学科领域的限制, 其研究起点和终点多在文学史或音乐学等范畴, 止于女高师在促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音乐专业发展等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功能性描
13、述, 抑或作为引证蔡元培、鲁迅等著名人物思想影响的注解性材料, 还较少从教育学科的立场, 从考察女高师教育的本体视点出发 , 对女高师首先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对其历史沿革、总体教育状貌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探讨。此外 , 在史料的整理方面, 虽然较前有所突破但是迄今对女高师的教育宗旨、院系设置、课程体系、师资教学等一般教育情况,还缺乏必要的史料发掘和整理,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开展。综上所述, 抛开新中国建立以后特殊的学术氛围不论, 单就学术研究的取向来看 , 由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等多种影响 , 导致女性或性别研究在我国学界的长期势微, 使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
14、研究难以走进主流学界的关注视野。尽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上述情况有所改观, 但就总体而言, 女子教育史仍然处在主流教育史学的边缘位置。在这种背景下, 女高师还远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三、别样的研究视角: 女大学生的个人生活史个人生活史是一种社会学的完善资料, 因为生活史是个人适应社会环境的产物 , 凭借生活史的记述, 可以更好地发现个体与社会之间微妙、复杂的互动关系。16 对女高师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研究, 意味着我们将抛开主流教育史学关注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研究的一般框架, 借助微观史学中日常生活史和心态史的研究方法 , 转而聚焦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 , 即关注女性个体微观的生
15、活世界和精神世界, 通过对其教育经历、生活经历及其思想演变轨迹的考察, 试图揭示在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中, 女性个体、高等教育和社会转型之间丰富、复杂的纠葛关系, 进而探讨高等教育在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中所发挥的功能与限度等问题。事实上 , 由于女高师尚未引起学界关注, 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也就丰富多样。笔者之所以放弃教育史研究的一般路数, 另辟蹊径地从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角度来观照女高师, 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众所周知 ,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 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 古老的中国开始其艰难的现代化之路。尽管今天看来, 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已经变得复杂歧义, 聚颂难辨。但是, 如果暂时抛开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