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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二次腾飞”的急切性与必然性“二次腾飞”的急切性建国后，我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后 照搬苏联经验搞建设，加强中央集权，大力发展重工业，搞“一大二公”的公有制，20世纪 70年代末又开始探索“洋跃进”，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虽然政府层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但由于公有制观念的束缚，国家对于民间的各种尝试历来都是明令禁止的。直到十一届三中 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在生存问题的倒逼下政府才逐步放松了对民间探索的 限制。从安徽小岗村农民“非法”的“大包干”到U安徽芜湖私营个体户年广九的“傻子瓜子，” 中央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以专政手段加以压制，而是
2、允许（至少不反对）基层去尝试一些新方 法，失败了再改回去，成功了就加以政策承认使之合法化，并逐步推广到全国。后来，随着 农民创造的“承包制”在城市国有企业和工商业中逐步推广深化，举国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 才逐渐开始松动。对内改革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尝试逐步对外开放。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的 行业仅局限于出口行业，中国境内外国直接投资总量还非常少。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搞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国才开始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向外资开放。随着经济特区的试点成功， 中国逐步扩大了试点区域，尝试性的对外开放产生的报酬递增效应，使国家开始探索更大范 围、更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并最终放弃了封闭的经济发展思路
3、，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加入WTO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出台措施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完善市场法律法规，明确外企 在华权利和义务，这些措施进一步增大了外商在华投资热情和投资规模。据联合国有关统计， 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实现外商直接投资591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 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缺乏发展经验和理论指导，但毕竟有有欧美、亚洲四小龙等市场经 济模式可以借鉴，“底层创新，政府承认”和“先行先试”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式发展道路也符 合当时的背景。当前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就国内来讲：一方面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无形中 使人们产生了对更快更好发展的高期待；另一方面连续几十年的发展也积累
4、了大量急需攻克 的难题，继续走渐进式的改革之路已不足以应对众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国际来讲，西方 国家在历次经济危机下的不知所措显示出资本主义改良和发展的空间已十分有限，继续通过 借鉴西方根本性成果发展自己的道路行不通了。福山也承认，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发 展显示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西方模式并非“历史的终结”。在全新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 而又不存在更为高级的发展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中国唯一能选择的就是深刻提炼自身发 展理论、依靠自身智慧和魄力“单干”。过于稳妥的渐进式改革可能会使突出问题酝酿出更多的不确定性以至于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同时让中国在全球竞争中错失发展的机会；全新问题的复
5、杂性和快生性也迫使政府不得不作出快速甚至是超前的反应。此外，改革开放35 年以来，很多行业都形成了各种固化的利益既得者阶层，这些人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会极力反对国家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强大阻力很难用常规的政策调整加 以化解，而只能依靠国家层面的政策突破。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只有痛下改革决心，抓住发 展机遇，才能突破改革的深水区，实现改革开放以后的“二次腾飞”，进而才有可能跳出“兴 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二、“二次腾飞”的基础（1）稳定的社会结构是跳跃的基础中国经历了帝国主义的蹂躏、内战的挣扎，也曾饱受军阀割据、暴力动乱之苦，却最终 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并走上了稳步发展的现代化道
6、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出现了一个强有 力的政党将人民牢牢维系，打造了稳定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各级党组织不仅 形塑了党群结合的“超稳定结构”，有效应付了内外冲击，而且保证了国家各项政策的落实。 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在经济体制改 革的同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先保证政治稳定，而后追求经济、 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依靠改革推动发展，在发展中解决各种问题。（2）观念的转变是突破的保证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首先必须要突破旧观念的束缚，“计划
7、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 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 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 的解读表明执政党已经突破了旧观念的束缚，不再是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 市场经济的绝对思维和等式思维，而是完全突破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一是突破了社会主 义公有制的模式；二是突破了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旧 观念不再反复，说明突破有效，新观念的实践也才有了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当时，“亚洲四 小龙”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所能采取的最为可靠的办法就是借鉴这
8、种行之 有效的发展模式，然后根据本国国情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 济是人们忌讳的一个术语，但当国际大气候发生了巨变，中国的经济政策因长期的收放循环 而走不出冷热的怪圈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根本性的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制度。”观念的 改变至关重要，而领导人在关键节点以更具适应性的观念为发展注入“强心剂”则从根本上 巩固了一个国家的整体观念变迁。让市场多一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国家宏观调控放在与市场体系平 等的位置上，这种由“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的观念转变为我国实现能动式跳跃发展提 供了明确的方向。总之，没有观念的转变，就没有跳跃的方向和思路；没有稳定的
9、社会结构，就没有跳跃 的平台和环境。前者解决的是“想跳”的问题，后者则解决了“能跳”的问题。只有“想跳” 和“能跳”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可以说完成了跳跃发展的准备工作。三、如何实现“二次腾飞”（1）提高制度供给质量构建全面的制度体系只有国家或政府建立制度体系，清楚界定各种产权，才能够将外部性内在化，实现资源 价值的最大化。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通过对土地产权的重新界 定激发了农民内在的激励，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进而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飞速 发展。相反，国有企业名义上为国家所有，实际上却成为企业领导和职工寻租的场所，政企 不分、监督权形同虚设，企业盈亏由国家承担，
10、工人多劳的不多得，不多劳的却多得，这种 模糊的产权结构破坏了企业与个人的激励结构，降低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导致很多国 有企业连年亏损，国有资产浪费严重。由于政府通常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一旦发生纠纷或 矛盾，利益受损的毫无例外都是市场和社会。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体系严重的损害了市场体系 的良性运行。构建全面的制度体系，首先要针对专门的市场需求及时提供制度供给。当前，我国正处 于跳跃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旦制度供给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势必影响市场主体的判 断和预期。2013年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初，诸多政策不明朗，虽然出台了 原则性的政策文件，但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致使大量实力雄
11、厚的企业一度驻足乃至选择 其他市场。企业和资本对市场信息尤其是官方政策变动极为敏感，要想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 激发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政府必须提供完全的确定性。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有宏观的制度 框架，还要尽可能提供细化的制度设计。中央政府负责能够审时度势，在宏观上为市场提供 指导性的政策原则，地方政府则需要依据地方实际和中央的政策框架及时出台政策细则，全 方位构建统一而有层次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其次，构建全面的制度体系必须考虑各种制度 的协调配合。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其他配套改革相互协调的系统工 程。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利益主要包含人力和财政等因素，因
12、此改革的全面深化必然要牵扯到财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财税体制关乎中央和地方 的利益配置，改革的根本原则应当是权、责、利一致，即谁承担的事务多、责任重，谁分担 的利益就高。关键在于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深化财税改革，形成稳定、透明、 公平的财税体系，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户籍制度改革关乎亿万农业转 移人口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知识、技能、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向。应逐步取消城乡二元的 户籍体制，在严格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前提下，逐步放开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 落户限制，有序实现在城市有稳定工作的常住人口市民化，大力最近新型城镇化进程。构建 合理的财税制度和户籍制度
13、，关系到中国能否构建统一、公平的市场体系，并最终影响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绩效。（2）完善市场法律体系保障制度有效实施制度不会直接转化为经济绩效，制度体系也不会自动运行，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保证 制度的实施，任何制度都只能是一纸空文。契约和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而契约的实 施又依赖于各种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因此，规则和契约产生以后，还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 和执行制度。缺乏监督，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寻租行为；缺乏执行，则会丧失制度的威信，使 制度形同虚设。为此，一方面应构建检察、审判以及调解等仲裁机构的制度体系，完善市场 经济法律体系，确保司法机关能够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
14、督， 防止随意侵犯市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司法公信力和制度的稳定性、权威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一方面需要制度激励，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强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政府应不断完善有关知识产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的法律法规，在成熟的时候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以确保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因为这些法律实施不仅仅是保护个人的创新 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对全社会的创新提供一种长效的激励机制。试想，一个人发明了一 种机器，国家给予一次性奖励，这是对发明者本人偶然的一种刺激，如果国家将类似的奖励 形成制度，并对相关的产权加以法律保护，那就会对全社会成员产生可以预期的长效刺激， 进而激励所有人在各行各业努力创新。
15、对于市场中发生的侵权案件应快速依法审理，及时向 社会公布结果，不断提高人们的产权意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最后，完善市场法律体系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创设更多地法律法规，与此相反，恰恰是 要及时废止、调整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并根据新情况、新形势及时出台有针对性、 预见性的高质量制度安排，提高制度供给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3）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打造“强化市场型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变为“决定性”，同时“宏 观调控”被置于同“市场体系”并列的位置，这种变化绝不是政策和观念的微调，而是一种 认识的飞跃和观念的扭转。改革开放虽然成
16、就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但我国的市场经济本质上 仍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是其区别于西方市场经 济的主要特色。这种干预一方面造成了政府的经济职能扩张，国有企业效率下降以及严重的 资源配置失衡；另一方面产生了大量的行业垄断、寻租和腐败现象，使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 被用于非生产性用途，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由此导致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公平降低了中小 企业和资本的参与积极性，从而降低了劳动、技术资本等要素转变为商品和服务的效率。中国要继续实现经济绩效的提升必须着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潜力的充分爆发提 供合适的制度环境。当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伴随着政府改革，否则一切改革方案都很难 实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要打造强化市场型政府。首先，必须合理界 定政府与市场的产权，只有界定好这两个最大的产权，才能彻底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使政 府与市场“了断”。当然，政府不是市场的对立面，没有政府强制力保证各项政策的有效执行， 市场体系不可能顺畅运行；市场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