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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 长期以来，有关儒家强调人治而反对法治的说法,始终占据着学界主流,对此，尚需仔细辨析。 主张人治反对法治的一种典型是西晋时的大臣杜预。她曾经参与泰始律的制定，强调法律应当简约直白。“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晋武帝令杜预制定考课黜陟制度，杜预则觉得，治理国家靠人而不能靠法。“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人治是主线，法治会导致恶性循环。“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因此，杜预抗命不从,反对制定考课法令，而是主张各级长官充足发挥人的作用,各考下属，每年把自己的下属按照优劣排出顺
2、序,合计六年的排名顺序,决定升降迁置(晋书?杜预传)。 大体上，古代学者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以法家最为典型,韩非把这种法治思想推到极端。而儒家多是主张人治的，杜预只是其中之一。从战国的荀子提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始终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治惟其人,不惟其法”，反映出儒家的治国思路。今之学者,往往把这种主张一概划入与法治对立的人治范畴,乃至加以批判,觉得这种人治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而，人治和法治与否就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排斥关系?主张法治最为激进的韩非,同步又承认术和势的作用，难道用术就不是一种人治?反过来，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恰恰是儒家各派分支中
3、对制度作用最为强调的,从她对礼的注重就可看出这一点,难道隆礼就不是一种法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是不是有点简朴化了? 就拿反对制定考课法令的杜预来说，她反对“去人而任法”，却并不主张“去法”。她所主张的六年合计优劣以定黜陟,仍然是一种法治，但是是一种简朴易行的法治而已。杜预的观点是：“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故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局限性复曲以法尽也。”大意是,考课官员十分复杂，官员职责千差万别，衡量起来难易不等，如果简朴按照制度规定,很有也许难以考核的就轻轻放过,而容易测定的就抓住不放。这就全靠主管官员用心衡量,区别状况灵活解决。要
4、在法令之上赋予实行弹性，不也许严格执法就万事大吉。再拿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来看，她一方面主张人治,觉得君主的表率作用最重要，“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而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另一方面又说礼制是国家主线,“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因此得天下也,不由,因此陨社稷也。”(荀子?议兵）显然，人治与法治在荀子那里是缺一不可的。 有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北宋苏轼所论最为透彻。她在应制举上两制书中，先强调事、人、法、时的优先顺序，说:“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时者,国之因此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但她又强调,“夫时
5、者,岂其所自为邪？王公大人实为之。轼将论其时之病,而觉得其权在诸公。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诸公之所恶，天下莫不恶。”显然,事要人做,人要有法制准绳,而法制要顺应时势，时势的掌握在王公大臣。由人到法，再由法到人,并不是简朴的人法对立。苏轼觉得，北宋的问题在于守法过度,“天下莫不趋于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虽贤者所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然而，这种守法过度表面上有助于国家，实质上却扭曲了法制的作用。因此,苏轼的结论是:“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 任何法律制度,都要靠人来制定和运营，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有也许浮现两个
6、弊端。那种完全依赖人治而反对法治的做法，会使法律制度变成虚置的摆设;然而觉得只要奉法守令就可以安然无事的思路,会产生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否认。由此,苏轼批评宋朝，并以汉唐作为比照说：“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为称其职，拱手而任法，曰，吾岂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为备位。其成也,其败也，其治也,其乱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岂不亦甚矣哉？”这一辨析,值得今人深思。 在全无法制、完全由长官意志支配政务的状况下,强调法制建设具有必要性；但在有了法制框架的状况下，只讲严格守法,就有也许适得其反。更进一步，如果寄但愿于用制度来解决所有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浮现后,
7、质检部门就有一种说法，由于奶粉国标在此前没有三聚氰胺的检测规定,因此才不能及时发现其危害,解决问题的措施是赶紧修订国标。这种说法表面有理，却全然不顾国标的真正用途。任何国标,不也许把世界上的一切有害物质都列入检测范畴。执行国标的部门，必须精的确现国标的立法目的，而不是死守国标条文。多种制度无不如此，寄但愿于用制度变化现实，必须与人为努力、尽责尽心结合起来，并且要由人来驾驭制度。杜预觉得去人而任法会“伤理”,宋明理学把“天理”置于“国法”之上,用意就在这里。儒家在治人和治法之间强调“治惟其人,不惟其法”，实际是强调由人确立制度的价值准则，制度要为实现人的价值准则服务。只有制度激发善行、善意支配制度,才会形成人治与法治之间的良性循环。厘清两者的关系,方可堵住借法治不完备推卸责任的暗道，防备制定制度和实行制度之中的歹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