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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来水浒传成书及版本研究述要 作者：纪德君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摘要：本文对20世纪以来水浒传的成书和版本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总结，内容涉及水浒的成书过程、成书时间，水浒版本问题中繁本与简本的关系、版本的演变，以及水浒祖本及金圣叹是否腰斩过水浒等问题。 关键词：水浒传；成书；版本 关于水浒成书及版本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迄今已历百年。百年间，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积累，文献考证方法的日趋丰富，以及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水浒成书与版本的研究也渐次深化，并不断有所创新与突破。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百年历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以便为水浒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关于水浒成书研究20世纪初
2、，胡适、鲁迅、郑振铎、赵景深等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现代意识，对水浒的成书过程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以及由此而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后来的水浒成书研究起到了开启、引导和示范的作用，而且为水浒成书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胡适于1920年所作的水浒传考证，率先运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水浒成书。他曾说：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于是，他便考证了宋元以来的各种水浒故事和水浒戏，对水浒故事流传、演变及成书过程，进行了系统探究，指出：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
3、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12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联系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揭示了水浒故事发生、变化及形成之因，认为：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不懂得元朝一代发生的那么多水浒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 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于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谗遭害和李俊、燕青见机逃遁等事。他还指出：南宋水浒故事之所以发生与流传久远，其原因就在于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养成一
4、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的心。这些论述都是颇为精到的，并曾对鲁迅等论水浒产生过一定影响。另外，胡适后来还陆续写有水浒传后考、水浒续集两种序、致语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均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等。这一系列文章，颇有成效地示范了着眼于历史演进的考证方法，在水浒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都起到了打开一条新道路的作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指出：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其主要人物宋江，亦实有其人，宋江等啸聚梁山泺时，其势实甚盛。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
5、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水浒故事既经辗转繁变，难免异说纷纭，故鲁迅推断： 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这便对水浒之形成过程作了简要概括。不仅如此，鲁迅还解释了招安之说产生的社会根源：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关于水
6、浒征辽部分，鲁迅也指出：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关于水浒结局，鲁迅则认为：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者不很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些论述可能借鉴过胡适的有关论述，但更为精辟，故为后世研究水浒者反复征引，影响极其广泛。 在胡适、鲁迅的带动下，不少学人亦起而从事水浒成书的探究。李玄伯在水浒故事的演变 （载猛进第28、29期，1925年）中把水浒故事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描述。第一是口传时期，没有系统，在京东的注意梁山泊，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在两浙的注意
7、平方腊，并且各地还各有其所喜爱的中心英雄；但过不甚久，就有了笔记的水浒故事，并成为元代水浒剧取材的渊薮，由于水浒剧取材于不同地方的水浒故事，因而内容、人物常异。第二个时期，约在元明之间，许多的短篇笔记，连贯成了长篇，截成一回一回的，变作章回体的长篇水浒故事，当时至少有四种长篇水浒故事，即水浒四传：一传从误走妖魔起，至招安止；一传为平辽；一传为征田虎、王庆；一传为平方腊。第三个时期，约在明代，即将水浒长篇故事，或二传，或三传，或四传，合成更长篇的水浒传。百回本即合三传（前传、征辽、征方腊），百二十回本即合四传而成。第四个时期，即清初以后，田王、征辽、征方腊三传皆被删去，前传亦被删去七十一回以后的
8、事迹，加了卢俊义的一梦，变作现行的七十回本这些论述虽然不乏可议之处（如胡适即指出征辽、征田虎王庆，以及征方腊，短篇话本，故而水浒四传之说难以成立），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如指出水浒故事的产生与流传具有区域性，即可以解决水浒成书研究中的不少困难。 稍后于李玄伯的郑振铎，在1929年发表了长篇论文水浒传的演化（见郑振铎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文章认为，南宋水浒故事之盛行，源于民族矛盾之尖锐，因为深受外敌侵凌，当时人们自然想起能征惯战的水浒英雄，于是说书先生和好事文人，将他们编为话本或散文的英雄传。到了元代，杂剧中的水浒故事，已由三十六位好汉，一变而增至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各个
9、英雄已有个别的描写，并且各剧的情节往往雷同，可见当时一定有了一部水浒，其作者或编者大约便是施耐庵。元末明初，罗贯中依施氏之作，重新编次，并添演征方腊一事，此即为水浒祖本。嘉靖年间，郭勋又将罗书重加润饰改编，并加入征辽一节，共成百回。万历年间，余象斗又取罗氏原书刊行，同时加入郭氏本征辽一节，并增写征田虎、王庆。天启、崇祯间，杨定见则又取郭氏本刊行，而插入余氏所增之田、王故事，并加以润色、改动，定为一百二十回，遂成为一部完备的水浒全书。郑氏此文不仅清晰地勾勒了水浒故事逐渐扩大的经过，而且梳理了水浒版本的演化脉络，其不少见解为后世学者所赞同。 1930年，李逸侯作水浒新序；1933年，赵苕狂作水浒传
10、考 （两文均见于上海世界书局1948年版水浒传），皆论及水浒之成书，不过与胡适所论大同小异，无甚新意。只不过赵文的有些论述更为全面。比如，谈到水浒故事之盛行民间，赵文就在胡适论述的基础上补充说：比至蒙古内侵，建立元朝，大好中原，全部沦入异族之手；一般人希望光复故物之心，不觉更加迫切，而想望英雄的心理也随之而俱加。所以，在这个时期中，水浒故事的创造与传布，更是非常发达的了并且，该文还就某些问题提出异议。例如，关于征方腊，郑振铎等人认为这是实有其事，可赵文却认为虽然侯蒙曾上书建议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可当时并未被采用，考之正史，擒方腊者实为韩世忠，于宋江辈无涉。可是说故事的人误会了侯蒙之言，未加
11、考证，就以此为据，真的认为方腊是宋江平定的。这一观点，后来得到部分学者认同。 建国以后，聂绀弩、严敦易、何心、陈中凡、王利器等人继续致力于水浒成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于水浒成书过程的认识。 聂绀弩（水浒）是怎样写成的?（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指出水浒成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人民口头创作阶段；民间艺人讲述、演唱和记录阶段；编辑、加工、改写阶段。到了最后这一阶段，水浒才变成真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长篇小说的基础。 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也把水浒故事的产生经过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茁发期、融合炼铸期和凝固定型期。第一阶段，以抗金题材为主；第二阶段，以英雄人
12、物出身、经历、行为等为主，抗金的题材减少；第三个阶段，抗金的题材差不多全消失了。最早的水浒传说是用说话形式流传的，在南宋已有了有关水浒英雄人物的几个片段，这还是说话中的小说家数；由小说而和讲史合流，长篇水浒才得以成型。在元代，究竟有无一部水浒平话，虽还不能确定，但当时水浒故事却已到了成熟时期，今本水浒面目的定型或许已具有了。 何心水浒研究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增订再版）第一章（水浒传）故事的来源也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宣和遗事及元朝和明初杂剧对水浒成书的影响；其第五章（水浒传）的演变则着重探讨水浒故事及其版本的流变。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南京大
13、学学报1955年创刊号）也指出，宋代只有零散的水浒话本，没有长篇；元代出现的宣和遗事是水浒最早的底本；元代水浒杂剧确定了水浒故事的主题思想，丰富了它的内容；然后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才得以成书。王利器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文学遗产第16期，1954年）则主要谈梁山好汉的创造过程，认为：施耐庵总结了宋江一百八人在太行区域，在楚、海州等地，从事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许多宝贵的丰富的战略上的地理知识，认为搞农民革命运动，不能停留在流寇式的阶段，而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于是吸收其精华和经验，来造一个很理想的，水陆条件具备的梁山泊。因之，这样一个梁山泊，是通过施耐庵概括的加工，而把它典型化了。另外
14、，当时几部颇有影响的文学史教材也对水浒的成书过程作了梳理和描述，兹不赘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浒成书研究又不断有所突破和创新。例如，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指出，水浒全传所根据的底本，大致有三种：一是以梁山泊故事为主的本子，二是以太行山故事为主的本子，三是以述及方腊故事的施耐庵的本， 水浒全传当成书于元时。闻莺（水浒传）流变四章（水浒争鸣第3辑），根据杨慎升庵词品拾遗转引瓷天脞语所记关于宋江潜至李师师家中题念奴娇词于墙壁一事，认为这条记载说明在元代前期确有一个水浒故事的定型蓝本在流传。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和艺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
15、8年版），不仅认为水浒故事是由强人说给强人听的，强人实即抗金的忠义人，而且还指出岳飞曾与忠义人合作，是华北民众抗金运动的领导人物，其功业和结局，成为水浒创作的最大一股推动力，宋江本人也很像岳飞，从人品上的忠君爱国与仗义疏财，到事迹上的内平群盗、外御夷狄、含冤而殁、封侯立庙等，都有岳飞的影子。马成生水浒通论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水浒成书，除了吸收宋元以来的民间传说和各种文艺形式的有关作品之外，还就地取材，因事立题，融汇了元末明初的不少时事，其中水浒中的征方腊就是以朱元璋征伐张士诚的一些事迹为素材，予以融化而成。侯会（水浒）源流管窥（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通过对水浒出场诗的考察，认为：水浒前十三回（严格地讲是十二回半）的内容，是由另外的作者补写的；十二回以后的部分，才是水浒的原始面貌。后来，他又陆续撰文探讨水浒的成书过程，提梁山泊洞庭湖之说，认为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影响了水浒创作，这种影响不是若即若离、模棱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