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价值论的理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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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观念到理论档案双元价值论的演变轨迹研究导论:一种情结、一个视角在中国近现代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无数档案学人在建构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同时,无不为提出和建立一种中国化的档案学基础理论而努力。从“档案运动规律”的提出,到“全宗理论”的声名鹊起,中国档案学人在不断地摸索与实践中找寻着属于“中国制造”的档案学理论。但是无论是“档案运动规律”还是“全宗理论”,其理论的内核始终带有国外档案学理论的影子。虽然处于不同地域和国度的档案学者在理论的阐释与演绎的细节问题上存在着不同,但是其理论内核却往往是趋同的,这是因为其着眼于档案的角度与视野的趋同性所引起的。甚至被我国学界所接受的档案学基础理论

2、的两大支柱“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无外乎是从西方档案学理论体系中所引入而来的。我们不禁会疑问,是我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层次和认知深度的差异,还是中国档案事业发展模式的制约,才使得中国档案学理论在国际档案学界如此被动?那么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能否提出具有“中国血统”的理论吗?理论的产生及其演进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取得其所在学科共同体的认知和接受,而目前对于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基本概念与术语已取得了国内外档案学者的共识,根据胡鸿杰、陈祖芬、丁华东等学者对当代中国档案学范式演进过程的分析,当前档案学范式正处于“常规科学”阶段,因此要想提出并确立一套全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继而引发学科内的科学革命

3、已经不太可能,因此只有在现有理论框架内寻求新的理论增长点,我国档案学术研究才能取得创新性认识和成果。早在2002年加拿大档案学家TerryCook就曾撰文指出档案的后保管时代(Post-ManagementEra)是一个理论思想不断迸发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档案管理实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还由于作为档案现象的认识主体在把握档案信息的认识视角和认识途径上长足的进步。研究视角的转换,特别是针对现有档案学术研究成果而采取更为深刻与合理的研究视角,往往能够得出更具创新性的观念与认知。加拿大档案学家TerryEastwood在其著作“CurrentsofArchivalThinking”中指出当前国际档案学

4、界对于文件、档案的认识要逐渐突破“形”的认识,要从“意识”、“有用”、“知识”的角度重新诠释档案的社会价值;美国档案学家RichardJ.Cox在其论文“ManagingRecordsasEvidenceandInformation”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档案已经突破证据、凭证的传统价值含义,取而代之的是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的集凭证与知识于一体的综合价值体。由此拉开了国际对档案学基础问题再认识的序幕。对档案及档案工作本质与价值构成的探讨一直都是我国档案学界的热点问题,但是能够脱离传统档案观念束缚的理论比较鲜见。2002年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覃兆刿教授从档案功能与档案信息内容两个角度对档案的价值构成进

5、行了深度划分,并于2003年出版了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一书中提出了“档案双元价值观”。该观点没有以档案价值量的多少对档案的价值进行描述,反而从行为方式和对象实体两个层面对档案的内涵与价值进行了重新的诠释。这种从档案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的视角去认识档案价值的构成,将我们传统对档案的价值的理解扩大到对整个档案社会实践过程的理解。“档案双元价值观”的提出是我国档案学者对档案价值认知的综合性阐释,是从哲学价值论、认识论与管理哲学的视角对档案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的探索与认定,其中蕴含了较大的后续研究的空间,同时也是我国档案学者开始走向国际档案学术交流的“敲门砖”。发源:档案双元价值的提出及其理论雏形2

6、.1对档案价值的重新认知档案,这种被世人认为是社会历史记忆的信息产品,有史以来一直被其形成者及拥有者视为“珍品”与“宝藏”。档案的产生是人类为了弥补其自身在信息记忆方面的弱点而选择的,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需求的产物,其能满足人类在信息记忆方面需求的程度是评价档案价值与功用的直接依据。但是档案中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其载体上所记载的那些数字或字体符号,更蕴含着由岁月流逝与社会演进赋予其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元素,而我们对这种潜在价值的评价却不能通过需求满足程度的大小来展开,这是因为档案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被很多外在因素赋予了新的内涵,这种内涵是带有一定时效性的,而且是极具主观性和针对性。传统档案学观点认为档案的价

7、值主要体现为情报价值与凭证价值,或者现实价值与长远价值,或者对形成者的价值与对社会的价值。这些价值的划分方式要么偏重档案客体的研究,要么偏重利用主体的研究,使学界对档案价值的认知难以达成统一,而且上述几种价值划分方法只是将档案作为一种信息载体,文献记录的某一部分,或人类历史记忆的分支等固化形态去评价档案满足人类需求的量的大小,而没有从更深的层面阐释档案之所以被人们选择成为历史信息记录载体的根本原因,进而去描述档案与社会演进历史之间的关系。多年来,国内外诸多档案学者围绕着档案价值体系的创新与价值实现规律的阐释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大部分仍囿于传统档案价值判断之中,对于档案价

8、值的量的考察依然成为众多观点的理论根基。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将评价档案价值的方法与档案价值鉴定实践联系到一起,而这种联系主要是建立在对档案实体内容分析基础之上的。由此这种对实体内容的分析是对档案现实价值,或者称为外在价值的分析。而且这种档案价值的分析方法仅仅对现实的档案鉴定活动有所借鉴或帮助,对深入分析档案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功用,建构基于社会观的档案价值体系却显得力不从心。笔者认为仅仅凭借档案具有多大参考凭证作用对档案的社会价值下结论,实属以偏概全之思维。那么,如何跨越档案实体价值的藩篱去阐释和评价广域的档案价值?笔者认为对档案价值的阐释应当回归到对档案产生本源意义的思考之中。从人类最

9、初产生档案的目的,以及漫长的社会历史的变迁给档案赋予的新的价值内涵的角度出发,对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档案价值的结构与实现规律进行重新认知。2.2档案双元价值观的提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的FrankBurke在美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对未来档案学术研究提出了四个问题,即“为什么人类社会会产生档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人类对档案行为的普及?”“为什么档案会告诉我们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档案仅仅只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信息传递与记载工具吗?”这四个问题基本上涵盖了档案学基础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同时它们也是支撑档案学学科的元问题。近30年来,我国和国外诸多学者都围绕着这四个问题而进行着

10、思索与探讨。而档案双元价值观的提出正是出于对这些档案学元问题深度思考与理解。对于档案双元价值的考察是从对档案词源考察开始的。与以往从历史古籍中发现“档案”一词之由来的学者不同,覃兆刿教授选择了语言学和训诂学的切入点,从查考档案作为一种重要文字记录载体最早在我国出现时的名称由来入手,分析了古籍中所记载的最早被定性为具有档案作用的记录工具“中”与“当”、“档”之间的关系。正是得益于对“档案”一词词源的探究,使其认识到档案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工具价值属性,统治阶级以档案作为控制政权,治理社会和愚弄民众的主要工具,因此档案被统治阶级赋予了神圣的价值定位,并加以严密的保藏。也正是这种崇拜档案工具价值的管理理

11、念,使社会公众始终对档案抱有一元价值观,而无法真正地发现、发挥档案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通过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的进一步梳理,覃教授发现从古代社会流传下来的档案一元价值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已经成为档案管理者和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档案价值观,越到封建社会的末期,这种一元价值观体现得越明显。这种极强的工具理性对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跨过封建社会的时期的近现代社会无论是政在治领域,还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始终处于一种崇尚自由和民主的环境之中。而档案作为这种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演进轨迹的信息记录,开始为世人彰显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它对人类历史的追溯与社会文化传承的功用要远远高于其自身所带有的

12、工具价值,因而社会公众所秉持档案一元价值观开始出现了松动,并朝着双元价值,即注重档案工具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档案一元价值观向双元价值观的转变,既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档案和档案事业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并开始独立发展的动力之源。1.1 由此为进一步明确中国档案事业演进过程中的档案双元价值现象和其在现代社会的反映,覃教授提出了档案双元价值论在其理论萌芽期的内涵,即档案双元价值主要包括:“一是它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人类的初衷在于借助它的结构形式所赋予的功能,称为工具价值;一是作为记录或者文献归属的实体(或结构对象实体),其内容负载的价值,称之为信息价值前者是一种普遍意义的价值,后

13、者是一种个性价值;前者有档案的自然属性赋予,后者由档案的社会属性赋予。在我看来一切对档案价值的分析都可以包括其中。”1发现:档案双元价值观的理论转型档案双元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档案双元价值理论从“观点”向“理论”的转型是以其理论内涵的完善为主要依据的。对于档案双元价值论的系统阐释主要集中在覃教授于2003年出版的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一书中。这部著作不但凝结了覃教授之前关于档案双元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从更深的层面阐释了档案工具价值与信息机价值之间的关系,同时他对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中所蕴含的档案双元价值现象进行了梳理,并在最后一部分透过档案双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对当时档案实践活动中的热点现象进行了

14、评述。可以说这部著作从理论表述层面阐释了档案双元价值论的基本内涵,使之前对档案双元价值的研究通过对档案概念的“双元表述”和对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所表现出双元价值观的叙述而稳定下来,这也正是档案双元价值观转型为档案双元价值论的重要基础。覃教授将档案价值的范畴理解为:“档案方式、档案资源性状、档案劳动以及档案作用社会效应之和”2。档案双元价值论不是讨论档案双元价值体系内价值此消彼长的关系的,而是倡导价值体系内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平衡。这种价值定位方式摒弃了以“有用性”作为价值理论内涵的传统价值认知方式,反而从宏观层面分析与讨论了档案的工具内涵与社会意义,扩大了学界对档案价值认知的范围。覃教授指出档案是工

15、具价值与信息价值的双元价值结合体,这是与图书、情报、文物相区别之处。作为社会实践伴生物特征的信息记录载体,档案必然具有参与社会实践的工具价值;作为文献信息的归宿,档案价值和档案事业的另一目标又体现为信息的含量和社会共享的理念。而档案双元价值观的内涵也恰恰来源于档案自身所具有的这两种价值属性。通过档案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在档案个体中的关系认知,将这种价值判断与评价映射到对档案群体、档案事业、档案实践活动评价之中,从而印证档案双元价值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这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成熟一面。档案工具价值是档案形成的自然属性,它反映的是档案形成机构的属性与职能情况,同时它也是保证档案内容

16、真实性与实用性的主要价值源泉。而档案的信息价值是档案内容与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它则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属性。可以说档案工具价值是档案内容和文化的价值的内在根基,而内容与文化价值是档案工具价值的转向或延续。由于档案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其表现出的最外在的价值应该是档案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主要指档案作为一种信息记录的工具,是古代先民经过对其他信息记录形式比较之后,结合自身的社会实践习惯与需求而做出选择的结果。虽然古代大部分时期档案同图书、文献、资料等信息记录形式施行统一管理,但是档案的信息记录功能不同于图书与其他文字材料,这是因为档案所记录的内容信息是带有实践特征的,即全部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或发生的事实,这种记录内容的实践性与真实性使档案能够被统治阶层所信任,并在其管理实践中广泛应用。也可以说人类通过档案将人类活动的轨迹以可供辨别的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用于对人类当时或日后的社会实践活动行为进行维护与控制。不论档案载体表现为何种方式,亘古不变的是其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控制作用。而随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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