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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腐败的成因、社会成本及新形势下防治对策一、腐败成因分析。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力蜕变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因为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一个社会的反腐制度漏洞百出，那么腐败绝对是桩“低成本、高回报”的行为，当个人手中掌握的一定缺乏监管的社会权力时，就难免有人会使之兑现成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当把公共的资源变成个人或者是小集团的私有产品时，必然损害社会大多数的利益，降低社会运行效率和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挫伤公众对权力的崇敬感和信任感，这种龌龊的低成本交易只能从整个社会中来抽取平衡，最终带来的
2、是社会秩序的颓然崩塌。可以说，腐败份子就如黄宗羲在著述中原君所描述的：“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针对腐败产生的原因，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提出了“软政权”一说，它表现为：因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个人与集团串通一气，通行“权钱交易”原则。其突出特点是行政的随意性控制，那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大权的人，利用随意性控制牟取暴利。即使制定了法律，也不被遵守、不易实施。在“软政权”中，制度、法律、规范、指令、条例等都是软约束，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
3、好处时执行，没有好处时不执行；有“关系”时执行，没有关系时不执行，“软政权”实质上是一个由少数人设计的用以最大化政治控制和寻租活动的政体。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当缪尔达尔把“软政权”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把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政权都归类到“软政权”中时，就未免流于绝对化。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单就某一方面的原因来谈论腐败，都难免片面和狭隘。但具体到一个社会中，往往能找到其中的一种或几种主导因素。从我国来看，腐败产生的有是历史的原因。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在民族中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惯性，封建社会等级结构中，官吏始终处于社会上层，属于“劳心者”，属于社会的支配者，
4、这中官本位思想支撑着压迫者的地位，同时也给被压迫者极大转换身份的渴求。这中支配式、奴役式的权力观，至今在一些地方还能找到滋生的温床。还有体制机制的原因。腐败的发生，一是由于行为人贪欲所趋，二是手中握有能够贪利的工具权力。当然，手中拥有权力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只有滥用权力之时，才可能有腐败发生。权力的滥用往往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掌握权力者缺乏正确使用权力的行为习惯；二是权力缺乏必要的监控。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新中国成立至今才刚刚60年，而共产主义的执政时间从十月革命开始算起也不过区区的91年，相较于资本主义三百多年的执政实践，以及执政
5、之前三百多年的在经济、思想和斗争上的准备时间，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社会主义制度完备程度可想而知，这种经验的产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只有在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汲取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才能得到完善，所以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市场经济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给国家重新带来了活力，但也难免泥沙俱下，一些腐朽的、堕落的歪风邪气冲击着每个人的头脑，部分党员干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迷失了方向，在收入差距面前，物质至上、拜金主义造成他们心理极度不平衡，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成为他们“快速致富”的不二选择。二、腐败的社会成本从个体层面上来看，具体到一个案例中，似乎腐败仅仅是给个体或者是一个小群体带来直接伤害或者是说
6、提高其生产活动的成本。这种状况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也许如此，如果不是官方刻意追求惩戒效应，绝大多数腐败典型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中引起一定的负面效果，并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震动，也不会给统治阶级的权力基础带来很大的伤害，只有当政权中的腐败已经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并却成为常态时，腐败才足以起到权力的“终结者”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腐败的社会成本逐渐抬高，某些时候仅仅是一个个案，就足以使国家政权受到极大的伤害，“腐败行为对任何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极其有害的。腐败盛行造成了发展的强大障碍与抑制”。胡锦涛同志说：“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腐败的社会成本可以粗略的概括为以下几
7、点，一是政权的形象、信誉等成本。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普及，任何地方的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传到任何一个角落，如果信息传递者在传播过程中为达到其既有目的而添加新的信息，那么将会在不同的受众之间足以引起不同效应。例如，食品药品的安全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党和国家的形象，但是从2004年起，中央却在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中陆续挖出一条条蛀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国家药监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原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等等，这一窝的硕鼠沆瀣一气，个个中饱私囊，迅速在网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洪流，党和国家的
8、威信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群众对国家食品药品的安全形成一定恐慌，特别是这些案件被国外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作为攻击中国的口舌。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一个典型腐败案例的诞生，国家权力的威严、信誉、安全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由此带来公民对国家权力缺乏信任感，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只会在案例的累积中不断的显现。二是机构设置、反腐行为成本。隐蔽性是腐败的特点之一，腐败者或假借手中之权，使腐败行为貌似合法化，或与他人私下进行隐秘的权钱之交，知情者甚少。腐败的隐蔽性带来两种后果，一者腐败行为很难被发现，再者便是即使腐败者露出马脚，有关机关也很难调查取证。腐败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当国家希望抑制其时，必然要提
9、供很大的成本。从我国来看，从预防-调查-惩治等环节，存在着如纪委、监察局、反贪局、预防腐败局等众多的反腐职能机关，还有巡视组、督查组等一些临时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运行每年要消耗多少纳税人的资金，这些成本是最直观的。此外还有在反腐倡廉方面的一些宣传投入、为应对腐败所消耗的发展精力等，这些如果进行成本核算，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三是社会运行成本。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是竞争、公平、诚信和效率，而腐败正是这些原则的天敌。当国家的监管制度不健全时，权力在市场中成为商品，有人出售，有人购买，可以设想，如果市场主体不是努力地想着如何为社会创造财富，而是转而投资于非市场活动，试图把政府在市场体系中设置的人为障碍变成
10、排他性的私人通道。这就意味着，人为的干预措施具有了很高的垄断性经济价值，权力持有人能够轻易地把权力衍生为无形资本，以谋求暴利。另一方面，在市场途径受到阻碍，而非市场途径反而有可能实现更高效应的情形下，正当的市场经济行为往往遭到冷遇，公平和正义退而成为经济生活的陪衬，许多可以由市场途径解决的问题也就诉诸非市场途径了。由此可见腐败是在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的缝隙中产生和蔓延的制度性行为。不仅如此，腐败的干扰进一步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加剧了市场失败，政府于是更多地进行干预，这又造成更多的腐败机会，结果“市场失败-政府干预-腐败-市场失败-政府失败”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公平竞争和诚信等原则就只能成
11、为粉饰太平的工具。三、新形势下反腐对策。从权力诞生的那一刻起，腐败就如影随形。例如中国古代有范蠡献西施离间吴国君臣权色交易，近代有刘青山、张子善的贪腐案等。而意大利从1992年开始大力反腐，5年之间，意大利共有3000多名中高级政府官员涉嫌腐败，450多人直接受到查处。经常指责别国腐败问题严重的美国，腐败也同样大面积发生。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中200多名高级官员因腐败下台。腐败的防治，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制度来说，都是一种极负挑战的任务。随着时代的发展，腐败的类型不断翻新，从典型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到以权力谋求各种精神享受，如何打击新形势下花样繁多的腐败，稳固国家政治基础，笔者认为
12、首先是要发挥传统防腐手段有效作用，同时在此基础上应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用新手段解决新问题。一、从源头上遏制。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古人说：“民无德不立，政无德不威”。从党成立之初，就把树立风清气正的干事环境、廉洁高效的干事作风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毛泽东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党执政后面临的任务更艰巨、更复杂，某些党员干部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要想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上取得最后的胜利，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树
13、立和弘扬优良作风是关键、是根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统一，坚持加强个人修养和接受教育监督相统一，只有不断加大正确思想观的宣传力度，在每个人心中树立起一个正确的思想道德标杆，才能杜绝腐败产生的精神苗头。二、从制度上狠抓。1、加强网络监督。来源于人民的权力只有在人民的监督下才不会成为满足一己之私欲的工具，才能真正成为为群众谋福祉的手段。监督有主动的、被动的，有党内的、有群众的，也有真正的和应景的，不一而足。在当代，网络监督成为一种新兴且有效的工具。据统计，中国网民人数已经接近
14、三个亿，通过论坛等开放的平台，飞扬才华、激荡思想、针砭时弊，网络已经成为一种唤醒我国民众公民意识的最直接的载体，例如2008年11月，一名网友在网络发帖，称在上海地铁二号线捡到一个环保购物袋，里面装着江西新余市、浙江温州市有关部门出国考察的详细票据。帖主拍下后，将出国人员的姓名、职务、护照号、行程、旅行社报价等在网上曝光。这些资料显示，“新余人力资源考察团”11人13天花费35万元，“温州培训团”23人21天花费65万元。11月底12月初，新余、温州两市分别对有关人员给予免职、警告等处分。胡锦总书记涛在去年6月考察人民日报社时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
15、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因为网络监督的低成本、及时、保密，网络监督已经成为媒体监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是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存在许多不负责任信息，只有正确处理好知情权与隐私权、政务公开与党政机密、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等关系，建立互联网的官民沟通机制，结合网络与其他手段，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监督，让权力运行法制化，才能充分合理有效利用网络这个工具。2、加强国际协作。腐败已经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成为一种蔓延至全球所有经济体的跨国现象。因此，开展国际合作预防和控制腐败至关重要。因为腐败的高回报率，导致腐败份子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渠
16、道把权力变现，这一过程已经越来越隐蔽和难以察觉，例如，因慑于整个社会反腐的强大声势和监督机制、法制环境的日臻完善，腐败行为正趋向“大贪没胆、小腐不断”的“蚁穴化”。一些基层领导干部靠零敲碎打的“小腐败”敛财，分开看不起眼，累积的后果却相当惊人，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正是靠这些“小打小闹”累积千万元之巨。还有因为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腐败份子在积累了巨额的资产之后通过国际洗钱集团或这其他渠道把不干净的钱输送到海外，以便一有风声就溜之大吉，由于司法体系不同和部分国际以人权为借口，在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打击腐败这一社会毒瘤上，我们还很欠缺。例如，大多西方国家已经废止死刑之一刑罚，国际司法中除毒品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战争犯罪等外也有死刑犯不引渡的惯例，经济犯罪份子往往以如被引渡回国将遭受迫害为由申请避难，逃脱本国法律制裁，这也就是厦门远华案主谋赖昌星一直为被遣返的原因。所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协作，以智慧化解国家之间的司法隔阂，集世界之力打击腐败是必然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