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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在英文文献里通常称作“公共选择”(publicchoice)，又称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学(economicsofpolitics)，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是指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怎样提供和分配公共物品以及设立相应匹配规则的行为与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则期望研究并把研究结果影响人们的公共选择过程，从而实现其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发展历程起源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盛行，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导致巨额政府赤字及持续的
2、通货膨胀。然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完美的解决赤字和通胀问题。这为公共选择理论创造出了客观的经济环境，加之布坎南的开创性工作，最终使公共选择理论展现在世人面前。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并于五六十年代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60年代末以来，其学术影响迅速扩大。关于该理论的渊源。学者张健(1991)认为，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渊源主要有：斯密的经济理论、维克赛尔的经济思想、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理论。4这些仅是布坎南个人思想的由来，其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陈招顺、汪翔(1990)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渊源有斯密的经济理论和休谟的政治哲学、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经济思想、瑞典学派
3、奠基人维克赛尔的经济思想。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是以1938年伯格森的一篇探讨福利函数性质的文章福利经济学可能前景的重述(AReformulationofCertainAspectsofWelfareEconomics)作为起点，在阿罗1951年的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So-cialChoiceandIndividualValues)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大批著作和文章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相继涌现，例如布莱克的选举和委员会理论(TheTheoryofCommitteeandElection)，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同意的计算(TheCalculusofConsent)，等等。他们或着重于研究如何将
4、个人偏好进行加总以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或者研究在外部性、公共物品、规模经济出现的场景中如何实现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可以说是“同宗同源”，正因为此,维克塞尔18%年的公平税收新原理(ANewPrincipleofJustTaxa-tion)和林达尔1919年的(公平税收：一个积极的方案(JustTaxationAPositiveSolution)被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对公共选择理论作出了基奠性的贡献，以研究财税问题闻名的维克塞尔和林达尔还被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祖师爷。不过，如果真这样追根溯源的话，也许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历史还可以再向前推一百年，法
5、国的著名数学家博尔达和孔多塞18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和阿罗同样的工作。应该说，公共选择理论一开始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学派，真正作为独立的一支屹立于学术之林，是在布坎南和图洛克同意的计算出版之后。此后，布坎南又将公共选择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自由、市场和国家(Liberty，MarketandState)，宪法经济学探索(ExplorationsintoConstitutionalEconomics)等著作的先后出版使公共选择理论不但在经济学界受到推崇，而且还被政治学界视为圭桌。相关人物现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开始于政治学家邓肯布莱克(DuncanBlack)，他在1948年提出了一套后来成为
6、中位选民理论(medianvotertheory)的概念，他也写下TheTheoryofCommitteesandElections(1958)一书。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GordonTullock)将他称为是公共选择理论之父(1987,p.1040)。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他发表的第一篇专门研究公共选择的文章是社会选择、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2期，1954年4月号)。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二人合著的同意的计算一一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被认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经典著作。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
7、，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著名经济学家阿罗和唐斯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1951年所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ChoiceandlndividualValues)书也影响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其它重要的作品还包括了公共行政学家AnthonyDowns所著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1957)以及MancurOlson所著的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1965)。概念分析公共选择理论本质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
8、公共选择问题，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内容公共选择作为一种政治过程，有着不同的方面，即要经过立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过程。在第一阶段即立宪阶段，所进行选择的是制定根本性的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阶段即立法阶段，主要是在现行的规则和法律范围内展开集体活动；而第三阶段即行政和司法阶段则是个执行阶段，它将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具体付诸实施，并且执行各项决策。在这三个阶段中，问题最多的是行
9、政和司法阶段，这个阶段的操作难度也是最大的，因此，通常认为这个阶段是公共选择理论最为重要的阶段。如果从行政的角度来研究和阐述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问题，这无疑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选择理论特征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以往被经济学家视为外部因素而由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经济人为基本假定和前提，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一效益分析方法，解释个人偏好与政府公共选择的关系，研究作为投票者的消费者如何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的决定表达意愿隹占八、八、公共选择理论至今仍存在着一些争辩，这些争辩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焦点:（一）效用的衡量准则公共选择理
10、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社会福祉函数的研究。对社会福祉函数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的成果。（旧）福利经济学有三个核心假设：第一，个人福利可以采用基数的形式进行衡量；第二，不同人的福利可以加总，并得到社会总福利；第三，补偿检验。在通常情况下，一些政策会使一些人的福利改善，使另一些人的福利恶化。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希克斯等人提出的补偿检验认为，如果受益者在充分补偿受损者以后，还能够有所剩余，那么这种政策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这实质上就是社会总福利的增加。1930年代以后，以罗宾斯、萨缪尔森、希克斯等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强势崛起，特别以罗宾斯的名著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为标
11、志，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基数效用和人际比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无法用具体数值来衡量，更不能进行人际比较。总之，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二）社会福祉函数公共选择理论界对社会福利函数争辩的焦点在于社会福利函数是否存在，特别是1950年肯尼斯阿罗提出著名的“不可能定理”以来，许多人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已被宣判死刑。阿罗“不可能定理”横空出世，指出符合阿罗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之不可能性。对于这个结果，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几位大师，并未采取绝对化的观点。阿罗在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效用和”中说：“在2.1节中
12、我们已经拒绝了将效用和量化的想法，尤其是拒绝个人间效用的比较，现在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排除了这种福利函数形式。但是，假定效用和仅仅依赖于个人排序而不是效用指标，它还是可以重新形成的。伯格森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讨论中似乎已隐含了此10意、。丹尼斯缪勒（DennisCMueller）对理论界所研究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了经典的归纳，将业已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概括为四种基本类型：“（1）实值的社会福利函数，以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bergson-samuel-sonsocialwelfarefunction）为代表，该理论认为，社会福利值w（用序数表示）取决于被认为影响福利的所有可能的实值变量zi，即w=
13、w（z1,z2,）。但这仅是一个概念化的函数，没有给出函数的具体形式；（2）公理性社会福利函数，以威廉维克里等为代表；（3）社会契约型，以约翰罗尔斯等人为代表；（4）功利主义契约型，以豪尔绍尼等人为代表。”11丹尼斯缪勒通过旁征博引，对若干有代表性的实值型社会福利函数优、缺点作了较详细的剖析。当今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马蒂亚森（AmartyaKSen）概括了“不可能性定理”的一个新突破口：1940年代以来，偏好或者其相应的保序函数效用函数一一作为解释个人选择行为的基础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三）投票规则多数同意抑或一致同意在投票规则设计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多数规则与一致同意规则的争
14、论。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达尔（DahIR）对多数原则产生怀疑的原因在于：“多数原则是按人头论多少，于是它把不平等的强度平等化了。因此多数原则是建立在一种虚构上，即十分软弱和不现实的约定上：让我们假设各种选择的强度是一样的。”何规则不能反映投票人的偏好强度，投票的结果不能达到最优。尽管多数法则遭受了许多责难，但一方面，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习惯；另一方面，作为社会选择的一种具体方法，人们对它已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系列研究成果揭示出多数方法在社会福利函数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阿马蒂亚森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中介绍“关于多数规则的条件”；“多数选择与相关系统”坚持认为多数规则（虽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
15、）在公共选择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所有的集体选择规则中，多数决定方法可能比其他任何方法都得到更多研究，容易理解它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关于选择规则的条件”中对多数规则予以理论上的高度概括，“梅（May证明了，惟一确定的具有无限制定义域的、无关方案独立的、同时具匿名性、中立性、中立性和正响应性的CCR是多数方法。若一个人赞成所有这些条件而不愿意接受多数规则，那么他就麻烦了，因为他至少必须要丢弃这些判断中的一个。多数决定方法像帕累托扩展规则那样，满足独立性、匿名性、中立性、非负响应性、强帕累托原则，以及无限制定义域条件。”网另一方面，其他学者对一致同意规则的讨论主要有：1896年，瑞典学者克努特威克
16、塞尔（JohnGustavKnutWicksell）从独特的视角提议“把所有人从集体行动中受益的可能性与全体一致性通过规则联系起来”、提出“一致性规则是惟一能确定地导出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公共物品数量和税额的选举规则”111962年，布坎南（JamesMBuchann与戈登塔洛克（GordenTullock）在其名著一致同意的计算中论证了在公共选择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一致同意需要极大的成本。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多采取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或多数票原则（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但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政治官员的动机支配但多数原则是否就必然提供了合理性呢？或者多数人是否有剥夺少数人权力和自由的正义呢？这显然是个争论更深层次的问题。15与阿罗的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