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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ARON A. BUCHKO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An Assessment of the Miles and SnowPerceived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Scal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Vol. 37, No. 2, 410-425.Bradley University概念化与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评估：对Miles和Snow环境不确定性认知量表的评价刘奕萱工商 1405 班 E-mail:这项研究考察了 Mile
2、s和Snow的环境不确定性认知量表的各项计量属性，考察结果证实了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然而，通过测试-再测试相关性方法衡量后显示该量表的稳定性不足。该量表并没有与企业多元 化经营的衡量指标紧密相关。以下我将详述评估环境不确定性认知量表架构的含义。环境不确定性一直以来都被看做组织机构的核心问题(March & Simon, 1958; Thompson, 1967)。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的努力都被投注在认识环境不确定性性质与对组织机构中 影响上(可参考Jauch and Kraft 1986和Milliken 1987作为回顾)。而这些努力大部分都被 投注在一些实质性研究问题上(Schwab,
3、 1980)，如：理论上环境不确定性与诸如组织结构变 量、企业战略(Hitt, Ireland, & Palia, 1982)，或经济绩效(McCabe, 1990)间关系的性质(Koberg & Ungson, 1987)。与此相反，相对而言非常少的努力被投注在有关计量问题的研究上:Schwab, 1980)，如：关于成果，操作定义与基本理论架构三者间关系的著述体系的发展。在这项研究中，我设法通过考察一样评估环境不确定性的工具，即Miles和Snow提出 的环境不确定性认知量表(1978)的各项属性来解决这项缺陷。我使用了内部一致性法以及测 试-再测试两种方法，并通过标准计量考察其有效性，从
4、而评估了该量表的可信度。这项研 究的结果引发了关于对评估与验证环境不确定性的认知程度的方法的实质性关注，并引起了 许多对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的建议。环境不确定性认知概念定义Milliken (1987)在回顾文献以及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资料时，注意到这一架构常常无 法被充分认识。作者们用“环境不确定性”来同时描述环境及个体的状态的情况特为尤甚。 在前一种情况中，一个组织的环境要素被用于建立反映环境变异性的指标(Downey, Hellriegel, & Slocum, 1975; Tosi, Aldag, & Storey, 1973)而在后一种情况中，环境不确定性 则被当做一种感性现象，一种组
5、织管理者的特性。在她的考察的基础上，Milliken建立了环境不确定性的一般定义，称之为：由于“缺少 某种信息”或“无法区别有关数据与无关数据”而导致的“一个个体无法从认知上准确预测 (一个组织的环境)”(1987: 136)。Milliken进一步阐述了环境不确定性的三大分类：一、后 果不确定性：指无法预测组织环境的未来状态所产生的后果的性质；二、反应不确定性：指 无法预测某个选择可能产生的后果；三、状态不确定性：同样也是指某种环境不确定性认知。当管理者认识到某个组织的环境无法被预测时，环境不确定性认知就产生7(Milliken, 1987)。尽管状态不确定性可能是环境的诸多特征的功能的一部
6、分，然而该定义着重强调的 是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始终在增大。当高层管理者们无法预测环境的组成部分在未来会如 何变化，亦或对环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不甚了解时，环境不确定性认知就会产生。对测度研究的回顾应用环境不确定性认知架构的早期研究大多依赖两个量表:第一个量表由Lawrence and Lorsch (1967)提出，考察了有关某一个组织特定职务的不确定性。由于这个量表仅着眼于某 个特定的职务或职责，Milliken(1987)认为它可能不适合作为一个对组织整体环境的评估手 段。第二个量表由Duncan(1972)提出，将环境不确定性概念化为以下两个方面：复杂性与动 态性。从这两个方面中
7、又衍生出了三个经营指标：有关某一正被考量中的特定因素的信息的 充分性、该因素对对公司业绩的重要程度以及在公司高层管理者的决定使该因素所产生的后 果的可预测性.Millikens (1987)的综述中提出，这些量表应该衡量环境不确定性的各种形式， 且不应该将环境不确定性认知与状态不确定性的概念定义混为一谈。因此，Duncan的量表 或许不足以作为高层管理者的环境不确定性认知的衡量手段。对这些量表的计量属性的实证分析也指出，该二者都有明显的缺陷(Downey et al., 1975; Tosi et al., 1973)，且它们的可信度也相当之低。两量表及各量表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性都不 显著。另
8、外，利用环境易变性的客观度量指标验证它们的尝试也普遍失败T(Downey et al., 1975; Tosi et al., 1973)。我在对那些把环境不确定性当做变量来考虑的组织研究的回顾中指出了在架构的计量 方式中始终存在的难题。不少研究中都使用了 Duncan提出的量表，尽管他们都做出了一些 修正(例如，Anderson & Kida, 1985; Brown & Schwab, 1984; Koberg & Ungson, 1987; McCabe, 1990)。根据Downey和他的同事所记录的计量属性来看，对于该量表的使用是存 疑的。此外，对于应用在这些研究中的环境不确定性架构
9、的概念化也从可预测性到动态性与 从复杂性到可控性不等。充斥于环境不确定性架构的基础概念定义中的此类差异导致研究结果的一般化与阐释 十分困难。不少使用了环境不确定性架构的计量方法的研究对于特定的研究工作来说是特应 的(例如，Daft, Sormunen, & Parks, 1988; Dwyer & Welsh, 1985; Lindsay & Rue, 1980; Miller & Droge, 1986; Smart & Vertinsky, 1984量表的可靠性在这些研究中不是未被提及就是无足轻 重。另外，他们对于不确定性的定义也分化巨大；动荡性、复杂性、可预测性以及差异化等 种种概念都被
10、包含在内，以至于对于其研究结果的阐释充满疑问。Miles和Snow的环境不确定性量表Miles和Snow在1978年提出了环境不确定性的计量方法，称之为环境不确定性认知量 表。该量表包括6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括2到6个项目，共计25个项目。这些分量表 对应着组织外部环境的六个关键部分：供应商、竞争者，顾客，金融市场，政府和监管部门， 以及工会。受访者被要求应用Likert七分量表对这些部分的不同因素的可预测性打分。1分 代表该因素是可预测的，7分代表该因素是不可预测的。以上的标度值综合起来即可生成总 体的环境不确定性认知的得分。Miles和Snow所提出的这种概念定义认为，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
11、管理方面的认知是由 “组织环境状况的可预测性”决定的。这一定义与由Milliken提出的环境不确定性认知的构 想一致，量表中的计量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定义。因此，该量表解决了在此前的研究中不一致 的操作定义以及不合适的对不确定性的概念化。Ireland, Hitt, Bettis,以及de Porras （1987）对环境不确定性认知量表及其分量表进行了 信度测试。六个分量表各自记录的阿尔法系数（Cronbach, 1951）分别为.69 （供应商），.66 （竞 争者），.60 （顾客），.75（金融市场），.89 （政府及监管部门），and .78 （工会）。Hitt与其同事 们（1982）据
12、此得出了量表的总体信度为.80的结果。由此证明了环境不确定性认知量表在以 研究作为目的时是充分的。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相较于其它备选方案来说，应该是更为合适的环境不确定性 的计量方式。它的可靠性已被证明，并且与认知的，或状态的不确定性的概念定义相吻合。 （Milliken, 1987）。一些研究人员（Duncan, 1972; Tosi & Slocum, 1984）曾提出，使用多维度的计 量方式与环境不确定性认知架构更加吻合，因此，使用环境不确定性认知量表以及其多项目 的分量表也许是一个进步，相较于在先前的研究中使用的特殊值计量法而言。为了考察环境 不确定性的各项属性，我进行了一项实证研
13、究。方法调查对象与步骤为了考察管理者的环境不确定性认知，Miles和Snow的环境不确定性认知的调查问卷 被纳入一个考核为汽车工业提供零部件的企业的商业战略的调查中。这份调查表被寄到354 位从ELM指南到美国汽车采购（ELM国际1988）中出现的354所供方企业的CEO手中， 他们被要求利用前面提到的Likert七分量表，指出多个项目的可预测程度。他们的回答将被 整合起来，作为各个分量表与总量表的数据。这些调查在1989年盛夏被寄出了两周时间后，在所联系的354位CEO中，137位寄回 了有效的回复，占全部调查对象的百分之38.7。前期试图用于落实CEO们的合作的电话联 系或许能为这相对较高
14、的调查回应率做出解释。参与调查者也拥有索取调查结果的记叙性总 结的机会，他们之中有78位也确实索取了调查结果。而与这份概要一起寄出的是第二份调 查表，它包含了第一份调查表中的数个项目，包括环境不确定性认知的调查问卷。参与调查 者被再一次要求填写这份调查表并寄回给我。在这一次的测验实施中没有提及任何前一份调 查表中的明确结果，所有涉及环境不确定性的东西在总结中都被省去了。在78位索取了调查总结的参与者中，62位寄回了完成的再测表格，几乎达到了百分之 80的回应率。为了确定是最开始的参与者寄回了再测表格，我把每一份再测表格按照最初 的索取调查总结的参与者提供的姓名与地址寄了回去，并且要求他们再一次
15、提供姓名与地址 信息用于验证身份。他们中有6位没有完成这一次的再测表格，剩余56个有效样本用于分 析。从最开始寄出调查表到收到回复的总共时间从十天到三周不等;从收到最开始的回复到 寄出再测调查表则用了四周；从寄出再测调查表到收到它的回复的时间则从七天到三周不 等。而最开始的回复到再测表格的总时间间隔从最少的八周到最多的十周不等。我认为这样 的时间间隔足够长，可以使记忆效应导致的系统性误差最小化；同时也足够短，可以避免由 企业环境的变化或活性导致的误差。评准尺度Milliken (1987)提出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的认识会影响到一个组织的战略。尤其是， Milliken假设道，高度的环境不确定性与
16、提升组织多元化程度来减少其在面对一系列环境状 况时的弱点的战略有关。这一推断指出，环境不确定性认知会与组织向多元化发展的动力有 关一一企业会力图开发并采纳新产品以及用于将环境的影响最小化的方法，而这些正是战略 家们所知甚少的。凭借这一逻辑，在这份研究中我利用管理者对他们企业产品与技术改变的幅度与频率的 认识作为效标变量Wholey和Britain (1989)发现，改变的幅度与频率是可观测并被管理者 们一致认知的环境变化的程度大小。因此，我使用三个项目来评估管理者们对改变的幅度和 频率的认知。两个问题被用于收集有关幅度的信息。第一个要求参与者指出由于创新而产生的企业的 销售额的比重，或介绍前两年内开发的新产品或服务。第二个问题要求参与者指出他们认知 中他们的企业生产技术在前五年中的变化程度。这个项目利用Likert七分量表进行评定，从 1分代表的“没有变化”，到7分代表的“巨大变化”。第三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