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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引论西汉时期的军队，由中央军与地方军两部分组成。所谓中央军，在汉代谓之“南军”与“北军”（魏晋时期谓之 中军），即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统辖和指挥的军队，其主要 任务是宿卫京师，边境有事，则命将率之以御敌寇。所谓地 方军，则是由地方各郡国主管、训练、征集和屯驻的军队。因为西汉郡、国并设，各郡、国都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故又 称“郡国兵”。当州一级成为地方行政机构并掌握军队时，又 可称之为“州郡兵”。因此，不论“郡国兵”还是“州郡兵”， 都有地方军的性质。不过在西汉时期，由于“州”还没有成 为一级地方机构，所以一般称为“郡国兵”；到东汉中期以后， 由于“州” 一级机构日益成为地方行政机构，“州郡兵
2、”的名 称才多了起来。西汉时期这种被称为郡国兵的地方军，在来 源、征集方式、服务期限、调遣办法等方面都同中央军相同。凡是全国范围内的成年男子都有当兵义务，每年由各郡国按年龄征集服兵役，并按照兵种的不同被称为“材官”（步兵）、“骑士”（骑兵）、“轻车”（车兵）及“楼船土” （水兵）。平时由各郡国都尉官主持征集与训练，谓之“都试之制”。当他 们服役于各郡国时便是郡国的常备兵，有比较固定的数量及 相应的编制系统，在郡国有“兼备盗贼”的任务，还有轮流 宿卫京师和屯戍边境的义务，二者合计，一般人各二年，定 期替代。当他们宿卫京师时，就成了中央军；当他们戍守边 境时，就是边防军。一经调集到中央或边境，原来
3、的各郡国 都无权指挥，都得听命于统率的将领。因此，西汉时期的地 方军一一郡国兵，实际上是中央军的后备与补充，可以说是 中央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不具备地方军的性质；不论中 央军与地方郡国兵，都来源于普遍性的征兵，都是有固定性 服役期限的非职业性兵士，这就是西汉时期的地方军一一郡 国兵的主要特征。此种郡国兵制度，到东汉时期为之一变。 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郡国兵的名称逐步为州 郡兵的名称所代替；二是来源于征兵制的兵士逐步被来源于 召募和刑徒所代替；三是各郡国或州郡的“材官”、“骑士 “楼船兵”、“轻车”等兵种名称的消失和“都试之制”的取消，四是州郡兵的指挥权逐步向地方转移，最后形成了
4、“州 郡领兵”制或“州郡典兵”制的萌芽形态。这些变化始于东 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完成于汉末州牧制的确立。通过东汉州 郡兵制度的变化，终于汇集成了魏晋时期的真正地方军性质 的州郡兵制度，为魏晋时期的“州牧”制及“都督”制奠定 了实行的基础，而且终于酿成了魏晋时期及以后地方势力的 尾大不掉之势和中央王权的逐步衰落。因此，研究东汉和魏 晋时期“州郡兵”的历史演变，不仅涉及州郡领兵制度的变 化发展过程，而且关系到对当时整个政治、军事制度的了解, 实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制度的重要方面。二、东汉时期的州郡兵制度东汉时期的州郡兵（或郡国兵） 已不同于西汉的郡国兵。变化的开端肇始于东汉光武帝建武 年间所采取
5、的措施。续汉书百官志五云：“中兴，建武 六年（公元3 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 这就是说，建武六年取消了西汉时期长期实行的以郡国都尉 主持兵员征集、训练及“都试之制”的郡国兵制度。后汉书 卷一下光武帝纪建武六年条也说：“是岁，初罢郡国都尉 官。”七年三月条云：“丁酉诏日：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 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工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这是在罢省了诸国都尉之后采取的进一步罢省由征兵组成的 郡国兵。通过建武六年、七年的这两项措施，西汉郡国兵制 度中的来源于征兵的诸兵种名称不存在了，诸郡国设都尉主 持征兵、训练的制度及“都试之制”都被取消。从“并职太 守”的话来看，
6、东汉时期的郡太守掌管了西汉时期诸郡国都 尉主管兵事的职权，这就为后来的郡太守领兵准备了条件。正因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七年连续采取了上述措施，于 是不少人认为自此以后无郡国兵或州郡兵。其实这是一种误 解。光武帝所罢省者仅仅是郡国都尉官及都尉主持征集、训 练兵士和都试之制等做法，并没有罢遣郡国兵或州郡兵，也 没有废除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不过，这些措施确实引起了 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是郡国兵的来源不同了，即由西汉的征兵制变成了东汉的 募兵制；二是郡国兵服役年限不同了，即由西汉的有固定期 限的非职业兵，变成了东汉的长期或终身服兵役的职业性兵役；三是主管者的变化，即
7、由西汉的都尉主兵事变成东汉的 郡太守主兵事。试分述于次：首先，需要弄清楚东汉光武帝 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仍然存在郡国兵或州郡兵的事实。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云：“（建武）八年，从车驾上 陇，遂围隗嚣于西城。帝敕汉日：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 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如果建武六年、七年所 采取的措施是罢郡国兵，则建武八年不会发生“诸郡甲卒但 坐费粮食”之事。同传又云：（建武）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 反于成都，“遣（吴）汉讨之。汉入武都，乃发广汉、巴、蜀 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城破，诛歆等。”如果建武六年、七年 已废除郡国兵或州郡兵，则建武十八年时三郡又何来“郡兵” 卷二。王霸传云：（建武）九年，玺
8、书拜（王）霸 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击胡虏，无拘郡界。明年， 诏（王）霸与渔阳太守陈欣将兵为诸军锋。”王霸与陈欣均为 太守，皆有军队，时间在建武九年、十年，益知建武六年、 七年并未罢去郡国兵或州郡兵。同卷祭遵传附弟彤传云：“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 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 障塞。帝以彤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 广斥候。”据此知建武十七年时缘边诸郡不仅郡郡有兵，而且 数量不少，并由太守领其事，此建武六年、七年之后缘边诸 郡仍有郡国兵或州郡兵之明证。卷二二马成传云：建武十四年之后，马成被“拜为中山太守，上将军印绶，领屯兵
9、如故”。马成原为将军，在罢省郡国都尉之后，被拜为中山太 守。由于太守兼领兵事，故其原有将军之印绶要上缴朝廷， 直接以太守“领屯兵如故”，益知建武六年、七年的措施只是 把昔日的由郡国都尉主管的郡国兵或州郡兵改由太守兼领而 已，并没有因此而罢去。卷二四马援传说：建武二十四 年，光武帝“遣（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 等，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这是建武十四年 征发十二郡的郡国兵镇压五溪蛮之事，可见有郡国兵的郡决 非少数。光武帝建武六年、七年之后的情况如上述，光武帝 以后各郡国也同样有军队。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元 年（5 8年）条云：“越*上山下隽姑复夷叛，州郡讨平之。” 州郡
10、能自己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无疑是使用属于本州郡的 郡国兵或州郡兵。卷三章帝纪云：建初元年（7 6年） 十月，以“武陵郡兵讨叛蛮，破降之”。此云“武陵郡兵”， 乃章帝时武陵郡有郡兵之明证。卷四和帝纪云：”（永元）六年（9 4年）冬十一月，武陵港中蛮叛，郡兵讨平之。” 永平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平之”。永平 十四年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讨巫蛮，破降之。这里一次 提到“州兵”，两次提到“郡兵”，足见和帝时州郡都有兵。 卷五安帝纪云：“（永初）三年（1 0 9年）秋七月，海 贼张伯路等寇略沿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 元初三年二月，“苍梧、榆林、合浦蛮夷反叛”，“遣侍御史任
11、 连督州郡兵讨之”。元初四年四月，“鲜卑寇辽西，辽西郡兵 与乌桓击破之”。这些史实确证安帝时不仅州郡有兵，同时可 见郡国兵（或州郡兵）随时要受中央调遣，并非真正意义上 的地方军。如果说上述诸有郡国兵、州郡兵的州郡多为缘边州君B的话，下面的情况可证内地诸州郡也同样有州郡兵。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建康元年（1 3 4年）三月条，“南郡、 江夏盗贼寇掠城邑，州郡讨平之。”同卷八月条云：“杨、徐 盗贼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冯赦督州郡兵讨之。” 卷七桓帝纪延熹三年（1 6 0年）九月，“太山、琅邪贼 劳丙等复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赵某持节督州郡兵讨之”。 延熹五年五月条又云：“长沙、零陵贼起，攻桂
12、阳、苍梧、南 海、交址，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讨之，不克。”同年七月，“乌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卷六三李 固传谓永和中徒李固为太山太守，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 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 者百余人”。所有这些记载，或为接近内地之扬州、徐州，或 为南郡、江夏、太山、长沙，而所谓“州郡讨平之”，“督州 郡讨之”，除包括这些地区的州郡兵之外，还免不了调拨中原 地区的州郡兵。正如黄巾起义后，卷六四卢植传谓官府“发天下诸郡兵征之” 一样。由此益知东汉时期全国诸州郡 均有州郡兵，不独边缘诸州郡为然；而且越到后来，州之有州兵者日多，郡兵及郡国兵之名称几乎为州郡兵的名称
13、所取 代。其次，建武六年、七年的措施，虽未废除郡国兵（或州 郡兵）制度，但引起了郡国兵制度的一系列变化。东汉郡国 兵（或州郡兵）的兵源不再来自征兵，而是来自召募和吸引 弛刑徒，从而产生了由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也发生了由 义务兵制到职业兵的巨变，还逐步萌发了太守、剌史掌握兵 权和兵将之间隶属关系的固定化，从而为州牧制的产生、都 督制的出现和兵士私家化的过程准备了条件。换言之，魏晋 南北朝时期兵制方面的许多变化，都渊源于东汉时期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的变化。由于光武帝罢省郡国的都尉官和 废除征发成年男子为兵的“都试之制”，使东汉的郡国兵在来 源上发生了变化。为了弥补废除征兵制带来的兵源短缺，光
14、武帝于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之后，立即采取了释放 郡国囚徒以补兵源的措施。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载:“（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辅、君B、国出系囚， 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见徒免为庶人。耐罪亡命，吏 以文除之。”这里虽然还未点明以弛刑徒充兵士之事，但不久 就连续出现了这种事实：如建武十二年，“遣骤骑大将军杜茂 将众郡施（通弛）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这里的“众 郡施刑”，显然就是各郡国所出系囚。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其补理城郭的范围，遍及云中、 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及代八郡，由此益知缘边诸郡大抵都以弛刑徒充兵。因此，光武帝建武七年的做
15、法，是把始于西汉时期的以弛刑徒充兵的个别现象普遍化和 制度化。以后诸帝多遵循这一做法，以致以弛刑徒充兵者日 多。如卷二明帝纪曰：永平八年（6 5年）十月， “诏三 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 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籍边县；父母同产欲 相代者，恣听之。”弛刑的范围，光武帝还限“非犯殊死”者， 到明帝时又放宽到“死罪系囚”者，而且增加了 “妻子自随”、 “占籍边县”等办法，以鼓励弛刑徒应募为兵戍边。永平九年三月，明帝重复宣布永平八年之诏，并对应募者增加了 “赐 钱”与“复其口算”的优待。卷四和帝纪曰：永元元年（8 9年）十月，“令郡国弛刑输作军营。具徙出塞外
16、者，刑 虽未竟，皆免归田里”。卷五安帝纪曰：元初二年（1 5 1年）十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 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卷六顺帝纪曰：永建五 年（1 3 0年）四月，“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 诣北地、上郡、安定戍”。上述这一系列募取全国诸郡国中都 官弛刑徒或补度辽军营、或诣边郡屯戍、或占籍边郡，都是 以弛刑徒充边郡兵士之举，可见弛刑徒成为东汉郡国兵的一 个重要来源。郡国兵（或州郡兵）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召 募。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云：”（建武）H一年，率征 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 溯江而上。”卷二四马援传云：（建武）二十四年，光武 帝“遣（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十 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在这里，弛刑与募士是被 区分为二的，故“募士”非弛刑徒，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