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后的现实主义”的巨大魅力 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雷蒙·阿隆假如活到现在，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世事如棋，人生如弈，面对沧桑巨变，不知她会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雷蒙·阿隆生活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家常拿她和萨特相提并论，是因为她们全部出生于1905年，全部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师，全部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假如不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隆会顺理成章地参与高校老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并在大学任教她即使不是人，没有听过蒋委员长“假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不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演讲，还是远走她乡，加盟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建立的法国抵御组织二战结束后，她从伦敦返回巴黎，曾在安德烈·马尔罗的战后新闻部短期任职任职时间即使不长，却立志以新闻采访和政治评论为终生之职她1954年开始在索邦讲授社会学，同时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EHESS）任教，1971年入选法兰西学院1983年逝世时，有些人说她“不但是法国大学中伟大的教授，而且是法国大学中最伟大的教授”因为“死者为大”，因此即使这话有些水分，也没有多少人深究阿隆接收的学术训练是哲学，博士论文主攻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问题。
但纵观其一生，她的学术旨趣是关键是社会学，她大多围绕着社会思想、产业社会等问题“大放厥词”她爱好广泛，涉猎的领域包含国际关系、思想史、军事理论、比较政治学等而且在这些领域，她全部是公认的国际权威能够说，她不但是术业有专攻的教授，而且是爱好极广泛的学者；不但是爱好极广泛的学者，而且是矢志不渝的思想家不但如此，我们还能够说，她既是大力介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勇于对公共事件指手画脚，同时又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教授即使法国有这么的传统，但在她那个时代，能同时演好这两种角色并不轻易广泛的爱好和丰硕的结果，使她成为法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但和其它公共知识分子相比，她有显著的过人之处：猜不透的果子她不吃——她只守望自己熟悉的领域，谈论自己关切的话题；没有味道的果子也不吃——绝不像今天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那样，上了趟厕所，因为多交了三五角钱，也要仰天长叹：“，一个小便也不无偿的国家！”在那代知识分子中，雷蒙·阿隆属于特立独行之士，她总是不合时宜，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尽管她最初同情左翼人士，并和萨特、梅洛庞蒂等人一道创办了著名的左翼文化杂志《当代》，但在冷战时期，她却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指点江山。
这确实够“出格”的，因为那时候，法国知识分子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同情共产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阿隆还常有惊人之论比如，她认为，超级大国不可能为所欲为；一样，阻止超级大国为所欲为的人也不能随心所欲核武器含有极强的杀伤力，令人不寒而栗，但核武器并不等于一切，过分夸大核武器在军事、外交方面的作用，有自欺欺人之嫌这和当初甚嚣尘上的“核武万能论”颇不合拍在那代知识分子中，只有阿隆一直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抗拒极权主义的巨大诱惑，不论这诱惑是来自左翼还是来自右翼另外，她还透过独特的法国视角来观察政治事务、进行政治评论这些特点的奇妙混合，使得她的著述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的卓然独立，以至于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当然，她的著述之因此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还有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原因就在这里阿隆认为，她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是那个时代使然，因为她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原子时代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任何接收过精巧的古典教育的法国人全部不会无动于衷不过包含萨特在内的其它知识分子也经历了这些事件，为何只有阿隆抛开了抽象的思辨和政治上的效忠，保持了独立自由的人格？这至今仍是一个谜阿隆最主要的著述发表（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
那是她的黄金岁月她关心的较为主要的话题包含冷战及冷战中超级大国、极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殖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等问题这些全部是对公共事务的反思当然阿隆不是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她也没有先见之明，无法得悉美苏之间的对抗将以何种形式收场，不会预料到在她逝世后的几年之内世界会发生如此巨变，不会知道如此巨变对于世界说来是何等主要这也正是她的难能可贵之处，因为在面对不可确定的历史难题时，她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阿隆在政治上冷静客观、慎思明辨，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和她的特殊经历相关阿隆毕业后曾在魏玛共和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她目睹了民主政治的瓦解和专制主义的崛起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法国同胞，莱茵河两岸正在发生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后果有多么严重可悲的是，没有些人愿意听她“狼来了”的呐喊，反而以为她在极力“危言耸听”，认为她在“闻一增认为十，见百益认为千”她亲历了法国第三共和的衰微，目睹了政治的腐败是怎样造成了贝当在纳粹军队入侵法国后的上台自由政治何以如此不堪一击？何以时时受到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威胁？阿隆对此甚感爱好，甚至是极其着迷她一直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所以和她的同代人分庭抗礼正是因为有了这么的经历和忧虑，20世纪30年代，就在法国政客和知识分子面对希特勒的大屠杀茫然四顾之时，她已经预见到了这个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的经历和忧虑，她才能对战后法国出现的多种危机（包含1968年五月运动）做出主动而审慎的回应。
阿隆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担负的责任，呼吁法国知识分子主动介入公共事务和的公共争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介入不但一个主要的生活态度，而且是改善社会的关键方法因为在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里，仅仅观察和纪录是远远不够的——知识分子不能因为充当了“人类罪恶和灾难的观察者”而沾沾自喜当然，这并不说明观察并不主要相反，和抽象的理论相比，观察和经验更有价值阿隆一直关心政治稳定（political stability）、公民秩序（civil order）和公共自由（public liberties）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能把这三者融为一体的是经验和观察，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在这方面，阿隆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大有惺惺相惜之势这三者间的关系彰显出她对于自由的思索，和对于日益崛起的极权主义的忧虑在阿隆那里，“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涵盖多种专制现象的理论范围，而是伸手可及的种种社会现象和生活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