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峰塔下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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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雷峰塔下的张爱玲雷峰塔、易经与“回旋”和“衍生”的美学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 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 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 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 “否 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性，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 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省的观点。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 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 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 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她跨越不同文类，兼用中英双语， 就特定的题材再三琢磨，几乎到了

2、乐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 呈现出一种重复、回旋、衍生的冲动，形成张爱玲创作的最 大特色之一。2009 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 （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易经（The Book of Change）重被发现，经过 整理，于 2010 年问世。这两部小说皆写于张爱玲初抵美国 的 50 年代中后期。两部小说都有浓郁自传色彩，也为张爱 玲反复改写与双语书写之美学提供了最佳范例。张爱玲对自 己生命故事的呈现无时或已；从散文到小说到图像、从自传 式的喁喁私语到戏剧化的昭告天下、从中文到英文都多所尝 试。正是在这两部新发现的英文小说中，我们得以一窥她种 种书写（和重写）间的关联

3、。20 世纪文学的典范以革命和启蒙是尚。 严守这一典范的 作家和批评家自然不会认同张爱玲的创作意念和实践。但我 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 复杂面，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醒 的观点。1938年，上海的英文报纸 Shanghai Evening Post （大美 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 “What a Life!What a Girl s Life ！ 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女孩，名叫 Eileen Chang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描述自己在一个衰败的 贵族之家成长的点滴，她与父亲和继母的紧张关系，以及曾 被父亲禁闭在家中一个空屋里的

4、经历。其间她患了伤寒，因 为没有及时用药而几乎送命，最后她在奶妈的帮助下得以逃 脱。这篇文章是张爱玲初试啼声之作，也预告了 20 世纪中 国天才女作家的登场。历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张爱玲未 来写作生涯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已然在此出现：颓靡的家族关 系、充满创伤的童年记忆以及对艳异风格的迷恋等。这篇英 文文章同时也预示张爱玲穿梭于双语之间的写作习惯。 “What a Life!What a Girl s Life ！”发表六年以后有了中文 版本私语 （ 1944）。同一时期的其它中文文章如童言无 忌也有所印证。到了 1950 年代后期，这些文字统统化为 了她的英文小说易经的素材。雷峰塔原是易经的第

5、一部分，后来却被张爱玲 取出独立成书。在撰写英文易经的过程中，张已经开始 构思写作它的中文版。这便是张 1976 年大致完成、却积延 不发的小团圆 。此书迟至 2009 年方才出版。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 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 Whata Life ！”的故事。但就她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而言， 这远非唯一例证。 从十八春（ 1950）到半生缘（1968）， 从英文的“ Stale Mates: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 ” （1956）到中文的五四遗事 （

6、1958）， 都是如此。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张爱玲的英文小说The Rougeof the North （1967）的多个分身： 1943 年张创作了中篇小说 金锁记，50年代将其翻译为英文， 并在 1956 年扩充为长 篇小说Pink Tears。Pink Tears经过60年代的多次重写，最后 以 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面貌问世。同时，她又将 The Rouge of the North 题为怨女 ，译回了中文。就这样，在 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 记。对于张爱玲来说，重写既是袪魅的仪式，也是难以摆脱 的诅咒。尽管写实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

7、主流形式， 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界限的重复书写却孕育出一 种特殊的创作观。她的写作不求“重现”而只是“揣摩”过 往经验；它深入记忆的洞穴，每下一层甬道，就投下不一样 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记忆转化为技艺：藉由回 忆，过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组的可能，并浮现种种耐人寻味 的形式。书写与重写是探索性的艺术。追忆似水年华并非只 是宣泄和耽溺， 新的、创造性的欢愉 （和痛苦） 也随之而生。以雷峰塔的标题为例，张爱玲在她给宋淇的信中说 得很清楚，“塔”指的就是白蛇传里“永镇白娘子”的 雷峰塔。张在此援引一个具有鲜明的异国情调的传说，也许 是为了迎合英语世界的读者。除此，对雷峰塔的指涉也为张

8、爱玲自己那段遭到禁锢和侥幸逃脱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有神 话意味的潜文本。更意味深长的是，“雷峰塔”把我们带入了中国现代文 学的互文世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就是鲁迅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新文学中至少还有三个文本以塔 为象征：殷夫的诗歌 孩儿塔；白薇的剧本打出幽灵塔； 台静农的小说集建塔者。在这样的阅读脉络里，我们要 说现代中国文学里以“塔”形成的“感觉结构”其来有自， 张爱玲的雷峰塔只是一个迟到的版本。然而对于雷峰塔 的倒塌，张爱玲毕竟别有感悟。鲁迅、白薇和殷夫等人都是 革命阵营的作家。他们有多期待推倒代表封建中国的雷峰 塔，就有多期待看到一座新的、现代巨塔在原地建起。这座 现代之塔可以名

9、为革命、政党、或民族国家。准此，他们也 是建塔者。张爱玲则不在建塔者之列。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个人主 义者和极端的讽世者，她对一切以崇高为名的主张和架构永远充满怀疑。如果“雷峰塔的倒掉”在中国文化的想象图景中代表一个天启般的瞬间，那么对于张爱玲来说，这天启的意义就在于塔的倾颓，而非任何重建的可能。在雷峰塔倒掉 以后写作，意味着反省原初建塔的虚妄和野心，观察游荡在 断壁残垣间的幽灵，或更诡异的， “欢迎”那阴森幽密的氛 围从此笼罩中国大地。张爱玲的雷峰塔中投射出一种内倾性的回旋话语。 与革命话语不同， “回旋”的展开并不依靠新的元素的注入 或运作，而是通过对思想、欲望和行为的现存模式的深化、 重复

10、、扭曲来展现前所未见的意义。它就这样盘旋着，卷向 自身内部。这样的倾向可以视为保守甚至颓废。但张爱玲未 尝不以此提供了一个警醒的视角，让我们一窥历史上每一座 人造的巨塔之下，都潜伏着幽灵白蛇也似的幽灵？而在 1950 年代，又有什么能比新中国的成立所投射的 象征巨塔更雄伟，更崇高？张爱玲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永远地 离开祖国。她从任何奉民族、国家之名的建构抽离，退居到 自己所发掘的记忆洞穴中。在那潮湿阴暗的所在，她默默探 究中国社会，文明，人性最曲折扭曲的面向。她回 到那“荒唐的，古代的世界” ，反而揭露了“阴暗而明亮” 的现实。五十年代后期，张爱玲以最离经叛道的方式为中国 招魂，也同时为中国祛魅。

11、她写的不是奉任何名义的塔的高 高崛起，而是塔的倒掉。张爱玲从未以通晓易经著称。她将小说命名为易经 ， 不免使人好奇她的动机何在。她也许是想借重这部经典的 “东方”魅力来吸引西方读者，也许真是希望求助古代的智 慧来参详琵琶或她自己的命运，又也许是对前夫胡兰成微妙 的反戈一击胡兰成自战时起就以易经的阐释者和实 践者而洋洋自得。撇开这种种可能，我认为，奉易经之 名，张爱玲不仅在“东方主义”与个人命运之间多所玩味， 更力图从中汲取一种创作哲学：小说创作不正如易经 ， 以其多变的“象”诉说着人生种种起落无常？易经的“易”字在中文里意涵丰富，它可以指“变 易”，同时也可以指“不易” ，又有“简易”、“交易

12、”、和“交 换”的含义，张爱玲以此来表达自己复杂的战争经验，用心 不难理解。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人 公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 50 年代后 期。回顾将近二十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也必然明白回忆性的写作在操作已经发生的和尚未 发生的事件上， 所产生的时间和知识的多重落差。 1950 年代 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 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 1938 年初入 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 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在更深的层面上， 易经这一标题指出生命流变和人 世兴衰中的种种

13、悖论：生老病死、花开花落既然已是恒常的 定数，“易”也就成为千古“不易”的道理。貌似相反的两 种力量互为印证，轮回辩证的模式才得以生出，而恰恰是这 些展示出了“易”之道。这个“道”虽然难以言诠，传达的 却是直指本然的真理，是简单的、 “容易”的易道。相应地，时间也不只意味着线性发展，而是一种“空间 的流转”，在其中变与不变、交相变化与相互作用，形成复 杂的结构。这就带出了“易”的第三层含义：作为一种打破 现状的力量，“易”总蕴含着无休无止的变化也是生发 的动力，是为“生生之谓易” 。“易”构成了开启生命宇 宙论的基本法则。只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才能理解张爱玲 有关重复书写所暗含的哲思。重复既不

14、是对现有事物的乏味 的复制，也不是回归事物的原点。重复是“生生”的过程，是脱胎自现存事物而又对其作出反应，也是原点的微妙位 移，由此“易”的力量相应而起。在关于雷峰塔的讨论中，我提出张爱玲写作的“回 旋”美学。这种叙事实践一反线性、前进的序列，代之以反 转内敛的倾向。我认为在易经中，张爱玲不仅将回旋的 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展开一种衍生的美学。所谓衍生， 指的是叙述的动力并不在于（浪漫主义定义下的）原创性， 而在于一种赓续接踵的能量，或是修辞意义上的代换与变 形，从而颠覆一般对于“真实”、“发生”、“缘起”的诉求。就此而言，易经既是张爱玲早期烬余录的再造， 也是未来小团圆的预演。而易经本身也有

15、它自己衍 易与分合的过程。现在独立出版的雷峰塔原来就是从易 经一分为二、衍生出去的。张爱玲写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例 证可以参照。众所周知，张爱玲心仪晚清作者韩邦庆的海 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当时并不受欢迎，但张爱玲却对 它情有独钟，因为它颠覆了狎邪小说的传统。用日常琐屑来 装点、填充（家族）历史，并在一切人生华丽的表象下看到 那彻骨的荒凉，在这方面雷峰塔和易经的写作都追随海上花列传所留下来的印记。海上花列传本身的结构与风格特征也有所本，那就 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也是张 爱玲灵感的源头。张爱玲八岁第一次读红楼梦 ， 1934 她 甚至尝试创作现代版的摩登红楼梦 。红楼梦之所以打 动张爱玲，想来是因为她从中看出了同样家族盛极必衰的命 运，更不必说青春与伤逝的色彩，以及繁华苍凉总成一梦的 启悟。更引起我们关注的事实是：随着年岁渐长，张爱玲越来 越理解曹雪芹终其一生不断修订重写手稿的苦乐。 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最终仍未能完成这项大工 程。红楼梦随着作者个人际遇的变化而不断改换面目， 死而后已。而张爱玲晚期书写不正演示了类似命运？我认为张爱玲在她写作生涯的后四十年里一再重写自 己的生命故事并非巧合。在写易经 、小团圆的同时， 她也从事了两项平行计划。她将吴语版的海上花翻译成 国语，又从国语翻译成英文。另一方面，她孜孜不倦地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