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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力结构、强化市场型政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唐志军 谌莹 向国成*唐志军，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谌莹，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向国成，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本文是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权力结构及其变迁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12YBA131），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地方政府竞争下区际产业转移和承载系统的空间失配性和矫正机制研究”（13YJC7901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写作过程中，本文得到了南方经济编辑、匿名审稿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
2、nsemius教授黄有光、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杨子晖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庞春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王玉霞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刘友金教授、贺胜兵博士等人的修改建议，特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八大异化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2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场的“无形之手”已取代计划的“有形之手”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然而，在庆祝之余，值得我们警觉和重视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而且许多方面已出现异化！这些异化主要表现在八大方面：（一） 市场观念深入人心，但反市场的声音此起彼伏 市场化改革3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
3、地的变化。不仅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市场在极大丰富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增加了人的自由。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给了人前所未有的富裕、多样化和自由，市场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房价的猛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问题成堆，国有资产的不断流失，工程建设领域的豆腐渣泛滥，食品行业的安全缺乏尤其是权力寻租的流延，对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满之声开始浮现，并呈蔓延之势。尤其是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质疑和鼓吹下，在一些政客追求政绩的冒进和推动下，中国的反市场声音越来越大，已严重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和搅乱了人们思维，使得“文革”和“计划”思潮在中国再次抬头。
4、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二） 市场规则初步构建，但公正性和约束力有待提高 经过20多年的修正和重建，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保证市场有序运行所需要的规则体系，各种规章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市场规则的公正性和约束力却远未能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公正性方面，一是一些规则未能赋予市场竞争主体以平等的准入机会、资源获取机会和政策待遇；二是现有的某些规则未能有效惩处市场作恶者；三是在产权保护上，还存在歧视性；四是许多规则未体现程序正义。在约束力方面，很多制度其实是“失守”的-空有条文，但却得不到执行，或者在执行中由于利益冲突而大为走样。而且，很多规则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中央与地方
5、、部门与部门、法规与法规之间存在诸多不一致和模糊地带。（三） 市场机制趋于形成，但垄断和管制问题尚未破解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总体上已基本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在诸多领域和行业，形式上的竞争格局似乎已经形成，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并且成为决定市场胜负和引导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力量。然而，我国的垄断和管制问题依然突出。在垄断方面，石化、电信、电力、金融、烟草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依然未打破，消费者在不得不承受高价低质的产品和服务之苦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权益被漠视之苦。在管制方面，一是审批制改革还远未到位，许多项目从申报到立项所需要的审批环节过多、等待时间过长、
6、费用过高、程序过于复杂。二是管制泛滥，从金融管制、土地管制到户籍管制、娱乐管制、网络管制管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三是管制呈现出部门化、地方化和易变化的特征。四是要素市场的管制与产品市场的开放之间矛盾凸显，要素市场还受到诸多管制，许多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也缺乏自主定价权。（四） 市场主体走向多元，但主体的不平等依旧突出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洗礼和诱致，各路“神仙”纷纷下海-进入市场的洪流中搏击利益之浪潮。政府、企业、劳动者、消费者等主体无不以市场为寻利场，随市场的指挥棒起舞，在分工与交易、竞争与合作、规则与权变、诚实守信与机会主义中寻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和方式。然而，直到今天，各市场主体的不平
7、等依旧突出。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一是城乡间的不平等；二是地区间的不平等；三是“国”“民”间的不平等；四是政社、政企间的不平等。（五） 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但手段走向非法化和黑化在利润的刺激下，自我决策、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越来越以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最高宗旨和最大追求。这种利润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企业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改进经营管理方法、强化研究开发、提高技术水平、重视人力资源、开拓全球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与竞争日趋激烈相伴而行的是，市场秩序严重失范，竞争手段的非法化日趋严重，甚至走向黑化。一是市场道德沦丧、诚信严重缺失。二是恶性价格战
8、遍地开花。三是假冒伪劣毒泛滥难抑。四是商业贿赂、欺行霸市行为猖獗。五是诋毁中伤绵绵不绝。（六） 创富能力不断提高，但收入分配失衡日益严重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构建、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市场的创富能力得以空前提高。市场已成为人们创造和获取财富的最主要场所和最主要手段。然而，与市场创富能力不断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一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显著；四是地区收入分配不平衡。（七） 私人产品供给充足，但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改革开放30年，通过市场体制改革，我国较好地解决了私人产品的供给问题。目前，大多数私人产品的
9、供给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而，由于诸多约束，我国至今未明确公共产品供给的改革方向和模式，而是长期在市场化与政府主导之间犹豫、徘徊，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就业压力巨大，失业保障制度不健全。二是医疗改革滞后，医患关系尖锐。三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与人们的要求还相距较远。四是社会保障不健全，覆盖面还有待拓宽，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五是基本住房保障不到位。六是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也问题多多。（八） 调控机制趋于健全，但规范性和前瞻性亟需改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不断完善调控机制，初步形成了在中央统一协调下，以计划、财税、金融部门为主，以间接手
10、段调控引导市场活动的调控模式，各种调控机制和调控手段逐渐趋于健全，调控的能力和水平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我国的调控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规范性不够。突出表现为：一些调控措施和调控政策的出台并不具有程序合法性，常常以行政手段代替法律手段和市场手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调控政策常常以部门利益作为出发点，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约束性较差，未严格履行货币发行纪律和财政纪律。二是前瞻性不够。近年来，无论是对房地产的调控、通货膨胀的调控还是对金融危机的应对，都可以看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精确性不够，技巧还不够娴熟、手段还比较单一、负面效应也比较大。二、权力失衡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的根源为什
11、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出现诸多异化呢？要回答此问题，需要从权力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中探幽解密。（一） 权力和市场-人类配置资源的两种主要方式在论及人类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时，张维迎迎在市场的逻辑（2010）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10。一书中指出，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position-based rights)和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propertiy-based rights）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体制。而张五常也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第一种是私人产权，具有使用的排他权、收入权，以及经所有者同意向任何人让渡财产的权利；第二种人
12、权利不是根据财产来界定权利的，而是根据等级或层级来界定的；而第三个体制则是，在这个体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的，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其实，无论是张维迎还是张五常对于人类资源配置方式的界定，它们的实质是一致的，即人类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依仗权力、基于等级（职位）的资源配置方式；一种是依借市场、基于财产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因为：一是权力天然地依从于等级（职位），而且腐败也是基于权力的。等级（职位）制的实质是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非平等配置，等级（职位）高的人拥有的权力大，等级（职位）低的人拥有的权力小；而且，等级（职位）制下，由于权力主体间
13、天然地非平等，就会导致权力得不到有效地监督和制衡，腐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基于等级（职位）和腐败的资源配置其实质就是基于权力的配置。二是财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基础，缺乏对私人财产权的有效界定和保护，市场将由于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正常运行；而市场要实现其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要求交易主体间是自由、自愿和平等的，也就是说，要实现交易，你必须在获得你所需要的财产权利的同时让渡出一部分财产权利给他人，而且，这个交易的过程一定是自由、自愿和平等的，不能搞巧取豪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就是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源配置。就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而言，依据不同的条件，它们既
14、互为补充，又相互替代。因此，在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中，有一个著名的“国家悖论”(fundamental dilemma)命题。该命题最早是由政治学家巴里温加斯特这样表述的：国家需要足够强大，才能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它该做的事，即执行合同；但国家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则进一步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国家悖论”的存在，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由于国家的本质是权力，经济繁荣取决于市场是否异化，因而，在我看来，“国家悖论”的实质也就是“权力悖论”或曰“市场异化悖论”，即一国的
15、权力结构及其应用既是该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关键，也可能是其走向失败的根源；既是该国市场走向健康完善的关键，也可能是其走向异化和混乱的根源。也是因为，由于市场的异化与否取决于市场主体的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市场契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市场竞争是否充分、市场秩序是否规范，而这些都与权力息息相关。一方面，产权的保护、契约的执行、竞争的充分、秩序的规范都离不开来自政府（权力）的保驾护航、公正裁决和强有力的执行。而另一方面，政府又有可能利用手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来干预市场，以“掠夺之手”来攫取市场的果实。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权力才能促进一国市场走向健康完善而不是走向异化呢？（二） 强化市场型政府-市场健康和繁荣
16、之源在奥尔森于2000年出版的权力与繁荣一书中，他将政府权力引入对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一国繁荣程度。他反复指出，经济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如果离开了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繁荣绝不可能。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存在市场,才能让市场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可以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概念：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即：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