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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妙峰山庙会视觉表示,以甘博照片为中心考察(1924,1927) 本文利用西德尼甘博拍摄的121张照片作为关键的研究资料，将它和其它统计妙峰山庙会的民俗文件展开比较研究，进而从图像解析的角度探讨照片这一当代技术在统计和保留妙峰山庙会民俗上所含有的视觉表示特质和民俗史料价值。摘要美国社会学家甘博曾组织学者三次前往妙峰山进行庙会调查，借助当代技术拍摄了121张照片。相较于文人笔记、风俗画等传统民俗文件侧重于勾勒妙峰山作为“风景”的文化内涵，这批老照片作为连续性的、叠写式的“视觉集合”愈加突出香会、香客和商贩等民俗主体的仪式实践和文化互动，纪实而系统地利用视觉表示手法再现了中国庙会的宗教性、娱乐性和商
2、业性，也反应了西方学者甘博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元化凝视。经过视觉图像、调查研究和身体经验的相互联结，甘博拍摄的妙峰山照片为重构妙峰山庙会的历史文化图景增添了一个当代性的技术视角，并和顾颉刚等人的文字书写形成对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感官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关键词甘博；妙峰山庙会；视觉表示；摄影；文化接触1925年4月30至5月2日期间，顾颉刚等五位北京大学国学门组员前往妙峰山进行庙会的实地调查，随即在报纸上发表妙峰山进香专号。这次活动及其相关研究结果成为中国民俗学者响应“到民间去”运动的详细实践，也是继歌谣运动展开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民俗学调查。这不仅意味着妙峰山庙会作为“中国民众宗教”
3、进入民俗学者的研究视野，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发生了主要的转变，由过去的纯文件研究变为实地的社会调查。正如顾颉刚所言，这种“离开了书本的知识而四处去实地调查”的方法，能够帮助学者找来属于自己的材料，并能用自己的方法来产生“真实的自己享受的知识”。不过，顾颉刚一行在当初却不是最先也非唯一对妙峰山进香活动展开实地调查的学者。和顾颉刚等中国民俗学者志趣相投的，还有一位主要的美国社会学者西德尼甘博。甘博不但在1924至1927年间曾三次前往妙峰山进行考察，更为主要的是，甘博充足利用了摄影机这一当代科学技术结果，率先在妙峰山对民众的进香朝圣活动展开社会调查式的纪实拍摄，一共拍了121张照片。作为一个以图像为
4、详细的文化表现形式的“视觉集合”，这批照片在视觉内容上高度关联，生动形象地统计了民国时期妙峰山庙会的信仰仪式内容，为现代学者研究妙峰山庙会乃至中国民间信仰提供了一份丰富的“图像类民俗文件”，成为含有公共性和共享性文化属性的“民俗档案”(folklorearchive)。循着上述线索，本文将首先回顾妙峰山庙会的传统统计手法和详细的文化表现形式，再深入以甘博所拍摄的妙峰山照片系列作为研究的视觉材料，对它们进行影像民俗志的专题类别整理，从而探讨：作为一位西方社会学家，甘博为何会选择妙峰山及其进香朝圣活动这一文化专题展开拍摄？相较于顾颉刚一行，甘博等人的妙峰山调查在研究关键和文化立场上是否存在差异？最
5、终，本文还期望思索摄影这一视觉媒介在保留和统计妙峰山庙会上所带来的当代性经验，和这些珍贵的图像类民俗文件对中国民俗史研究所含有的主要价值。一、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下的妙峰山庙会自明末以来，碧霞元君信仰在妙峰山兴起，使其成为京城“五顶”之一，清康熙年间一跃成为顾颉刚所言的“北平一带的民众信仰中心”，民众每十二个月四月前往“莲花金顶”妙峰山进香朝圣，经年累月，最终形成北京西郊的“标志性文化”。在摄影技术进入中国以前，妙峰山因其地势峻挺盘旋、风景优美而成为北京西北一带的自然景观，加之妙峰山在民间含有强大的信仰号召力，不少清代文人和画师选择使用文字和绘画这两种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具体统计和描绘妙峰山的自然
6、和人文景观。这些文字类的历史民俗文件多成书于明清时期，文类上可归类为地方志、信仰类碑刻、岁时记：地方志类较侧重于描绘妙峰山地域的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信仰类碑刻则多为某一群体的仪式活动统计，而岁时记类文件对庙会源流、仪式活动等方面记载得更为详实。据前辈学者考证，最早统计妙峰山香会的民俗文件当推清代张献所作的妙峰山香会序，该序明确提到“妙峰山圣母”的神号，而且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口吻劝导朝顶进香的民众。整体而言，以文字为表示方法的史料是妙峰山庙会民俗文件的关键类型，但它们篇幅全部较为短小，极难全方面而详尽地统计妙峰山庙会的热闹场景，而且受众有限。和上述文史传统并行的，是另一个媒介方法诉诸视觉化表示的风
7、俗画。风俗画是以社会风俗民情、日常生活场景为题材的绘画类型，是一个保留特定历史时期民俗活动样貌的技术方法。作为首全部的“标志性文化”，妙峰山庙会一样受到清代画师的关注，留下不少以“妙峰山进香”为题材的画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首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清后期纸本妙峰山进香图轴(图1，以下简称进香图)。图1妙峰山进香图，清末无名氏绘制，立轴，纸本设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是现今最直观反应清后期北京妙峰山庙会活动的一幅风俗画。整幅图为立轴纸本，作者不详。人物、建筑部分设色，纵长厘米，横宽厘米，风格古朴而笔触细腻，自上而下地以工笔的写实手法细描信众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的盛况。整幅图上半部分为妙峰山山体，
8、下半部分为山脚平地。根据活动空间分类，该图能够分为三个部分：最上约七分之一的画幅为在妙峰山最高点“金顶”的庙宇建筑“灵感宫”；中间和下部分各占剩下空间的二分之一画幅，关键展现的是前往妙峰山进香的信众。其中，中间画面表现信众攀登妙峰山香道的多种形象，下部分展现以涧沟村为关键的庙会场景。整体而言，进香图以“妙峰山朝顶进香”这一民俗活动为题材，画面呈“S”形的视觉布局既符合“朝顶进香”的活动方向，同时也和观众自近而远的视线移动方向相一致。图幅的关键放置在中左部分的涧沟村，关键描绘的是在村内主干道两旁的茶棚和茶摊，其间勾勒了大量不一样身份地位的人物形象，多为商贩和进香信众之间的互动场景。香客多为底层的
9、一般民众，她们或独自成行，或三两为伍，挑担、背包、骑驴，还有少许“回香”的香客，人物神情、形态各异。路边搭棚的是部分兜售香烛、食品、桃木杖和拉洋片的地方商贩，和多种舞中幡、耍叉、演出说唱的香会献艺者。全图以特定的“一次”妙峰山庙会为视觉表示内容，根据文化空间的特征将整个妙峰山庙会的宗教性、娱乐性和商业性三种活动立体地展现在同一幅图轴之中。相较于文字，视觉化的绘画能够更为一目了然地向观众展现清代妙峰山朝山进香的活动场景，直观形象。和此同时，石印这种新型印刷技术在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促进点石斋画报等新式画报大量发行。这类刊物涵盖社会新闻、军事战争、旅行见闻、娱乐休闲等很多话题，全部以图像作为
10、媒介推进即时信息的新闻化和通俗化传输，给当初的观者带来了一个新的当代视觉体验。1885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丁集)上曾刊载一幅妙峰香市(图2)，由海派画家顾月洲绘制原稿。整张图以妙峰山主峰为画面中线，左、右两端为妙峰山香道，山峰雄奇挺拔，山道蜿蜒崎岖，香客们行进在绿树掩映的香道上，络绎不绝。画面最上部分保留了一部分空白空间，增加了题名和描述妙峰山香会场景的题词，题词末尾盖有名为“徼福”的闲章。妙峰山香市东南之山多幽秀，西北之山多雄奇；地气使然，不可强也。京师之西，有妙峰山，山上有庙，庙号娘娘。四月一日，为开山之期，入山进香者无远近。路分两臂，下夷而上峻。半山茅屋麟麟，随意憩息。出茅屋，登栈道，岩
11、循岭巅，曲折入山径。径窄而陡，凡数折，始达岭。庙居岭巅，木石环里，驻足下视，第见绝壁万仞，而来路已渺不可寻矣。京友熟游之地，摹绘必真。附缀数语，以质世之曾游其地者。图2顾月洲绘:妙峰香市，点石斋画报(丁集)，1885年。除了这幅妙峰香市以外，点石斋画报(甲集)还曾一期刊印两幅帝京胜景，从远而近地展现北京永定门外十里“南顶娘娘(碧霞元君)庙”的自然风光、建筑格局和庙内信仰盛况。作为一份关键发行于上海地域的画报，点石斋画报并未局限于所在地的社会新闻动态，不停向其读者展现外地新奇热闹的民俗文化，这从侧面说明北京碧霞元君信仰及其妙峰山的庙会活动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京津一带，早已声名远播，连当代世俗化的上海
12、点石斋画报创作者全部会对其产生爱好，并数次以石印图像的形式展现这种传统的民俗信仰场景。相较于笔绘的进香图，妙峰香市即使创作技术采取的是当初最为优秀的石印技术，不过画面的表示方法和绘画风格还是相当“传统”的，二者有其一致性和差异性：第一，就题材分类而言，二者为表现庙会民俗活动的风俗画，全部属于图像类民俗文件。而且，妙峰香市在视觉效果上忠实于绘画手稿的工笔山水风格，展现的依然是传统的视觉审美；第二，不一样于进香图着重突出庙会期间民众的多种活动场景和神态，妙峰香市的画面呈“A”型布局，中上画面的突出部分是崎岖峻挺的妙峰山这一自然景观和山顶的庙会关键建筑“灵感宫”，即妙峰香市关键表现妙峰山作为“风景”
13、的视觉符号内涵。中间在群山之间的视觉元素是涧沟村的民居建筑群，仅以左、右两个角落的局部画面表现香道上“朝顶进香”的香会信众；第三，不一样于进香图全然依靠视觉元素表示文化专题，妙峰香市增加了题词作为“文字框架”，向不熟悉“妙峰香市”的京外读者补充信息，形成图文之间的互文性。而且，这段题词的内容关键意在描绘妙峰山的自然景象，这和视觉展现的中心内容是一致的。二、甘博摄影对妙峰山庙会的视觉表示摄影作为一个新型的信息交流模式，也在19世纪40年代出现在广东地域，大量的西方商业摄影师、旅行家、外交官、传教士经过这种当代化的视觉技术来统计她们眼中的中国文化。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苏格兰摄影家、旅行家约翰汤姆逊
14、(johnThomson)，她在1869至1872年间游历中国后，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于1873和1874年数次结集出版四册版中国和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ofchinaandItsPeople)。这本摄影集经过图文结合的方法统计了大量中国人的体质信息和地方风俗情况，成为一部带有早期民族志影像色彩的“不朽的民俗研究佳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摄影技术再一次得到革命式发展，摄影机变得更为轻巧且易于携带，早期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借助这种摄影技术上的便利开始大量地在异域田野调查过程中使用照片来统计资料或推进社会改革。换言之，当代技术首先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搜集殖民地信息的档案工具，其次也催
15、生了以视觉为关键的崭新的文化表示方法。甘博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四次来到中国，展开她的社会调查，而且拍摄了大量的摄影照片，其中有121张照片的专题是“妙峰山庙会”。那么，甘博到底怎样和为何展开她的妙峰山考察活动，并进行拍摄的呢？01甘博等人考察和拍摄妙峰山庙会的三次经历当然，妙峰山庙会的第一张照片并非由甘博拍摄。在1925年田野调查中，顾颉刚“在庙内客堂见到一幅摄影，相片上一个老人，她把右手指着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也是劝说会众的(这老人名唤富斌，想是旗人，相片是光绪丁未照的)”。这表明，早在1907年就有些人曾在妙峰山拍摄朝顶进香的香客，且应是一张特意摆拍的人物特写。不过，甘博却是第一位针对
16、妙峰山庙会进行民族志式回访并系统化拍摄的摄影师和社会学家。甘博深受东方文化的吸引，曾在1908年和1917年两度来华，分别以旅行家和探险家的身份拍摄杭州、四川等地的民风人情、风景名胜。这些照片既是保留和再现甘博旅行体验的“视觉纪念品”(VisualSouvenirs)，也是甘博等人进行文化勘察时保留的民族志影像材料。1918年，甘博和步济时等人一起展开北京的社会调查，并在燕京大学教授社会学课程，逐步熟悉北京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具体了解了北京的行会组织及其信仰活动。同时，她还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组员在华开展传教和文化交流工作。正是在这种学者、传教士和旅行者身份的多重催生下，甘博开始关注妙峰山庙会，三次前往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