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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议当代文明的产物 论文关键词：当代性社会组织道德冷漠论文摘要：齐格蒙特鲍曼是现代最主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她的理论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鲍曼指出,纳粹大屠杀揭示了当代性、当代文明的另一面:正是当代文明而非原始野蛮参加了大屠杀的暴虐。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种族大屠杀，时至今日，已然过去大半个世纪，而犹太人、德国人、欧洲人，依然以多种不一样的方法纪念这一事件。显然，她们仍把大屠杀视为一个难以清除的罪恶和耻辱。而其中有关大屠杀的作品数不胜数，但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恐怕只能是齐格蒙特鲍曼的当代性和大屠杀了。齐格蒙特鲍曼是现代最主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她的理论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于她对大屠杀的解读
2、。鲍曼指出,纳粹大屠杀揭示了当代性、当代文明的另一面:正是当代文明而非原始野蛮参加了大屠杀的暴虐。鲍曼经过对卡夫卡、弗洛伊德和齐美尔这些犹太精英的作品的解读，分析了犹太人对当代性的矛盾性特征的敏锐感慨、深刻体会及其不可抑制的焦虑。有关大屠杀的当代性，鲍曼关键从理性标准、社会组织和科学技术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她在书中第五章诱使受害者合作中，仔细剖析了德国人怎样动用受害者的理性误导她们的策略。“牺牲部分，拯救多数”，这是犹太委员领袖在辩词中重复重现的语句；而更多的犹太人，则追逐着“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在每次“行动”以后依然相信这是最终一次，于是，诸如“避免损失”、“活下来的代价”、“更少的罪恶
3、”等计算也就随之产生。在这里，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杀害她们的凶手计划的一部分。鲍曼指出，在纳粹大屠杀整个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历来未曾和理性标准发生过冲突。这是可怕的。其次，是有关理性化的制度，也即官僚机构的形成和完善。不论大独裁者希特勒的杀人的想象力怎样大胆，假如没有一个庞大的理性的官僚机器以常规程序付诸实践，终将一事无成。在鲍曼那里,当代性并未被给予一个准确的界定,我们能够从两个方面窥视她对当代性的了解。其一,知识和权力共生是当代性最显著的特征。鲍曼追溯了知识和权力共生现象的社会起源:在前当代生活的人类经过公开透明的“高密度社会交往”克服危险、保护本身安全,但这种建立在“高密度社会交往”上
4、的稳定性无法移植到一个扩大了的或流动的社会中。伴随社会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加,流浪者人数、饥荒、瘟疫、贫穷的增加颠覆了作为社会秩序基础单位的共同体,动摇了建立于其上的稳定性和安全感,恐惧和失序逐步弥漫在社会之中。其二,当代科层组织和制度是大屠杀得以设计、实施和实现的主要机制。作为使工具理性精神制度化的当代科层体系使得大屠杀的方案成为可能,并增加了这一方案落实实施的可能性。科层制将社会视为被控制、掌握、改善和重塑的对象,以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运作标准使得大屠杀远远超出了过去的屠杀事件,就好比当代工厂超出了手工工匠的村舍作坊,当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杀虫剂超出了农庄的马匹、锄镐和手工除草技术一样
5、。鲍曼指出，这一整个计划本身就是当代科学精神扭曲的反应。大屠杀配置着只有最优秀的科学能够提供的武器，走的路线也是由科学管理有序的组织所设计。鲍曼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震撼的:“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和理性的标准发生过冲突。它是其它任何一座大厦里全部不可能有的居民。正是因为工具理性的精神和将它制度化的当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处理方案不但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当然，鲍曼也并不认为当代性是大屠杀的充足条件，即当代性必定造成大屠杀;但她认为当代性是大屠杀的必须条件，没有当代性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从而在现在这么一个当代性梦想并没有完全被抛弃的时
6、代，类似的大屠杀是完全可能的，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屠杀，发生在非洲大陆的种族大屠杀就是很好的证据。在当代性原因之外,纳粹德国的社会结构原因则更为直接。极权主义恐吓下的社会自主性和自组织能力已经消失殆尽,以至于任何民间正义的反抗和呼声全部微不足道,而“辛德勒的名单”毕竟只是地下一支微弱的力量。正如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一样:无所不在的极权主义监控无孔不入,以至于大家言谈举止上的任何微小偏差和疏忽全部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么,大屠杀所折射的不但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问题,一个道德社会学而非道德伦理学和道德哲学问题。总的来说,大屠杀并不但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而是在当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酝酿和实施的。当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足条件,不过必须条件,二者的关系是一个“选择性亲和”关系。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涣散,而是源自未受挑战的秩序统治。经典的当代秩序设计和工程野心和经典的当代权力和管理技术的联合,组成了当代文明悲剧的主要促发原因。参考文件：1郑莉.了解鲍曼M.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