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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识到自己是受各民族啥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一家”的？ 1013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既是民族矛盾和冲突表现突出的阶段，又是民族交往和融合的活跃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尽管民族认同的主要内容，就包含日常生活方法的认同，但以往学术界对民族间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交往和融合问题，却未给足够的关注。实际上，1013世纪中国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和融合，不但深刻反应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而且详细表现了中华一体意识的深化和发展。在1013世纪辽、宋、西夏、金、元等多政权并存的政治背景下，中华大地上生活着汉、契丹、党项、女真、渤海、奚、回鹘、吐蕃及南僚诸部等众多的民族。300余年间有10余个民
2、族的统治者建立过区域性的政权，这些政权统治的范围或大或小，统治时间或长或短，计有数十个之多。各政权之间现有和平相处，频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时期，也有相互对抗、冲突攻伐的时期。就辽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而言，“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宋。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雠相攻；梁、唐、周隐然一敌国”（脱脱等：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433页）。伴随政权的更迭，疆域的变迁，大部分民族的分布地域比原来有较大规模的扩大，民族聚居的程度有所降低。同时，民族迁徙相当频繁，迁徙范围也不停扩大，分散居住、民族杂居日益显著。长久的杂居，使大家对同一民族在不一样区域内的生存情况
3、有不一样认知，并形成“生”“熟”族群的区分。辽朝有“生女真”“熟女真”之别，金朝有“生塔坦”“熟塔坦”之分，宋朝则更将周围少数民族视为生、熟户加以区分。生熟族群的划分既反应出民族相互认同，也反应出民族之间的认知。“熟户”作为一个新出现的词语，含有归属于王朝和反应民族认同的双重含义。如宋人曾说：“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洪皓：松漠纪闻，全宋笔记第3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21年，第117页）“熟户”既可用来界定群体，也可用来界定个人。如“原州熟户裴天下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三月乙卯，中华书局点校本，2021年，第1186页）。可见，“熟户”在民族认同
4、的进程中成为一个身份认同的标识。物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族际日常物质生活的交流，对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观念的发展，含有十分主要的作用。1013世纪，不论在饮食和衣饰方面，还是在居住和出行方面，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有充足的交流。如饮食文化，尽管各关键民族都有较丰富的积累，并形成自己的饮食特色，但族际交流却不停加强。其中，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对农耕民族影响深远，关键表现在中原农耕民族传统的分餐制，逐步为游牧民族的合餐制所替代。和饮食一样，各民族在衣饰、居住、出行等方面全部表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特征。即使是北宋故全部开封，在金统治下也曾出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癖好，和之俱化”（范成大：揽辔录
5、，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点校本，2021年，第12页）的情况。除衣食住行之外，在其它物质生活方面，也一样表现出族际文化的融合。多种器具、工艺品、金石、药品、香料等物品，不仅在各政权内部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比较充足的族际交流，而且在各政权间的贸易中，也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在货币方面，少数民族政权也多使用宋朝铸币。宋人说“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壬寅，第6929页）或有夸大，但应该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这说明货币经济已出现了融为一体的征兆。各族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长久接触，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推进了各族生活方法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发明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为中华民
6、族一体意识的产生和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族际物质生活交往相伴而行，族际精神生活交往也一样范围不停扩大、程度不停加深。各民族在信仰上展现出交流和互动的状态，这些信仰既包含祖先崇敬、萨满教、儒教、佛教、道教等，也有对天地山川等自然神的崇敬。其中，儒、释、道“三教合一”信仰的传输和发展引人注目。另外，尽管节日风俗比较能够表现民族特色，但不一样民族间的文化影响已是一个难以阻挡的时尚。经过相互影响，首先各民族的节日习俗逐步趋同化，其次各民族相互的精神依靠和文化认同意识已显著增强。人生礼仪也表现出逐步向社会下层普及和族际不停交流并日趋认同的趋势，含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宋代南方地域的桂州（今广西桂林），甚至已
7、是“俗比华风，化同内地”（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广南西路，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3157页）。在精神生活的交往和认同过程中，统一意识日益强烈。这种意识，从区域统一到天下统一，从文化到政治，无不有着充足的表现。所谓“万里车书已混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21年，第1741页），“天下一家，然后能够为正统”（脱脱等：金史卷一二九，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783页）等说法，均是其详细反应。这也正是大家对长久的政权分立阻碍日常生活交往的纠正，是中华一体意识发展改变的必定结果。在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族际通婚现象自始至终存在
8、。族际婚既是民族交往的方法，又对民族关系、民族认同意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吕居仁：轩渠录，陶宗仪说郛卷七，中国书店影印本，1986年，第14页）以契丹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和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之间的通婚，对双方的日常生活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亦最能反应族际婚的特点。当然，契丹、奚、室韦、回鹘、党项、吐谷浑等众多的游牧民族间交错分布，接触频繁，多个形式的族际通婚也广泛存在；汉、渤海、女真、白蛮、黎等农耕民族间也一样交往亲密，族际通婚日益增多。通婚所带来的民族融合不但是血缘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通婚促进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相互加强了
9、联络，促进了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民族偏见。通婚者的后代有着较强的包容性，能兼容并蓄地接收父母传输的民族精神、民族感情和生活方法等，对双方民族全部有不一样程度的认同。以族际婚家庭为关键，经过姻亲关系由近及远向外辐射，从而有利于在更大群体内形成兼容并蓄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该时期之因此产生了“华夷同风”（脱脱等：辽史卷二一道宗纪一，第255页）、“契丹、汉人久为一家”（脱脱等：金史卷七五卢彦伦传，第1715页）等中华一体观念和认同意识，显然和广泛存在的族际通婚息息相关。只要人类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不停进行交流，就必定产生不一样类型和不一样层次的认同意识。当族际交流达成一定程度时，就必定促进多种民族认同感的产生和增强；反过来，民族认同感也会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1013世纪中国各民族认同观念的发展，关键表现为华夷同风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伴随族际交往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发展，尤其是大家夷夏观的逐步改变，各民族的中华一体意识得以产生和传输。这一意识在社会各领域有着广泛的表现，在政治上关键表现为各民族所建政权大多向“中国”意识靠拢，在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各民族相处时自认为“一家”的意识。这种民族认同的观念，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含有举足轻重的不可替换的作用。时至今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之因此含有强大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历史上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不停交流和认同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