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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漂泊者的困境沈从文上海租界体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内容摘要：从湘西独创北京，而后孤身入上海，沈从文不断以旧纳新，无论主动还是被迫，都形成了对其文化身份的重组与整合。特别是在上海租界生活的那段时间，都市情调、租界气息、殖民性等以其新奇和独特引起沈从文的深思。他在上海写成的中篇一个话剧员的生活便渗透进了对上海租界的多重思考，也使我们认识到了一个更加丰富的沈从文。论文关键词：文化身份,回望,上海租界,殖民性青年时期的沈从文，生活漂泊不定。在湘西苗乡时，跟随当地部队辗转于湘、川、鄂等边地，品尝军旅生活的雄强、残酷和漂移。而沈从文本身的苗裔身份，使他从小体验湘西苗族生活的奇异，作为生长于其中的他，幼小的心灵
2、扎根着湘西奇异的文化因子。固有的湘西文化身份和传奇式的军旅生活经历，为其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当然，还未走出乡间的沈从文，并没有自觉认识到身份的特殊性会给将来的写作带来影响。二十年代初，沈从文只身闯进北京，这个具有深厚中华传统文化或者说汉族文化的城市，给这个“乡下人”带来了第一次冲击。其原有的乡间少数民族气难免要遭到否定和质疑。如果他仍然用“乡下人”纯真朴实的心理去打量这个传统型的大都市，注定要遭受挫折。但是，古都北京的文化气质与沈从文看来并不完全是陌生的，渗透着厚重的历史底蕴的城墙砖瓦多少与他有一些契合之处。也就是说，尽管湘西偏安一隅，但千年的汉族文化之流仍然对其有挟裹之势。生活在湘西
3、的儿女自然也浸染了汉族文化。那么沈从文由边缘湘西趋向中心北京，定然会找到认同之处。沈从文在北京生活了六年，怀揣着文学梦想，以无法想象的毅力自学成材。不过这时期的创作，因为还处于“习作”阶段，创作技巧单一，创作题材几乎都是湘西生活的浅层表现，并带有一定的自传性。文学性并不高。当沈从文逐步适应了在京的生活方式，文学之梦正一步步靠近的时候。时代的变动时得沈从文人生道路多了一重十分重要的经历和体验，而为他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近四年的上海租界生活体验。由于二十年代后期，中国政治重心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会，有重大影响的北新书店和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
4、上海，沈从文经常发表文章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编辑的缘故，沈从文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基于多种原因，沈从文不可能坚守北京，本来就是外来漂泊者的身份，南移到已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上海是“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了东方文化世界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1面对这样一种租界文化，沈从文的文化身份又一次受到了冲击，已具有湘西乡间文化和传统古都文化的沈从文对这种新质文化持谨慎和反抗的态度。沈从文初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钟善楼亭子间，对上海这个被称为“东方巴黎”城市充满了好奇。各种
5、声、光、电、影对他来说都是较为陌生的，城市的喧哗和骚动，浮躁与杂乱，贫与富的差距，生与死的转离，给年轻的沈从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中华往昔的传统气息在租界十里洋场却找不到踪迹。从文化心理来看，无疑使沈从文有种失落感，而导致心灵的寂寞和焦虑，从而更强烈向往对原质文化即湘西乡土文化的反观。这不同于在北京时对乡土题材的回望。在上海租界以乡土人事为题材的创作更多寄托了某种文化理想、族性身份，以及国民性重造。创作中加深了作者更理性的思考，主题意蕴显得更加深刻和耐人寻味。沈从文从乡间独闯北京，又孤身入上海，风雨漂泊近十年，完成了几重文化的叠加与整合。在不断适应新质文化重新审视原质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可能会
6、造成作者迷惑和焦虑，心理上的压抑与困惑；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身份的重塑，其间反抗与融合形成的文化张力，于创作的灵感闪现，文本解读的多义性都提供了可能。二 都市情感纠结 乡间心灵归属随着文化重心由北京南移到上海，大部分文化知识精英便向这块外来“飞地”靠拢。沈从文在这种大趋势中顺流直下，在这块对他完全陌生却又新奇的地域寻找自己的文学梦想。面对上海这个充满租界殖民气息的西方洋场文化，却又不缺少知识分子极想得到的自由空气，沈从文即爱又恨，心中充满激动与焦灼。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西方各国殖民者和商人在中国寻求商机都以此为第一跳板，使得上海得西方商业风气之先，快速成长起世界性的国际大都市。商业性带来的物欲和
7、金钱观浸染着各国各地到这里来寻找生存机会的人们。在这种环境之下，“发达的图书出版业，相对丰厚的稿酬，第一次使文学建立在商业化的经济基础之上正像在画坛上那样，失意文人或隐逸士大夫建立在寄情自娱或视作副业的小说写作，得以成为名利双收的正当职业，从而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以写小说为生的专业作家。”2作家与稿酬在上海这个充满商业性的都市中联系的更加紧密。沈从文在1928年1日至1931年中旬，近四年时间，他为了在上海生存下去，只能以极其辛苦的写作挣取稿费勉强维持生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文学创作是个人心灵的抒写，伴随着愉悦和焦虑。但是，他在1929年1月30日给程朱溪的信中写道:“文章写来也全无意思时，我似乎
8、在做文章以外应当一点其他事情，但目下除了这样三块钱一千字的小说以外就是坐到家中发自己的脾气，或者世界上也应有这种人点缀，所以无法与命运争持了。”3其间透漏出沈从文的辛酸和无奈。事实上，沈从文在上海期间创作量大，也博得“多产作家”的称号，其背后隐逸着作家难以言说的辛酸。尽管在事实上，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客观上给沈从文带来了声誉和生活稿费。但是，这许多创作并非出自他主观不得不为的表达，而是在生活所逼之下，有些作品是纯粹赚取生活所需有意为之的。特别是那些表现都市人事的作品，皆因题材不熟和应需之作，而缺少一定的文学性。这种遗憾沈从文自己也有所意识。在1930年1月18日复王际真的信中说：“可惜的是生
9、活总不许我在写文章时多凝想一下，写成后又缺少修改的暇裕，所以写纵是写，好事不容易的，这只有待一个机会去了，若果机会许可我从从容容写文章又从从容容改，我一定做得出比目下还好的文章来。”4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在于快节奏生活方式的上海，人们对于文学作品并不在文学性上作过高的要求，快餐式文化消费在上海已有显现。这便使得作家创作小说即快又要有可读性。很明显，以卖文为生的沈从文感应到了这种文化消费风气。但是，从乡野走进都市的沈从文，内心坚守的文化立场在租界上海商业风气的吹拂下是不会动摇的。乡间乐土，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不仅仅是他经历过的事实性存在，而且成了一种美好经过想象发挥的梦幻家园。与在北京创作原生态还原人事不同，在上海对湘西的回望时一种创作性的美丽抒写。这使得沈从文作为游走于城市间的漂泊者，离家六年的北京孤苦生活，独自流入上海的生活，这一段生活履历使得他对生活、人生、家乡颇多感慨，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这种内心孤苦的漂泊游荡生活，有更加强烈的感受。而到上海后，如前述分析，全新的文化使他找不到文化身份认同的物象，其孤寂无聊的内心感受需要另外一种寄托来平衡。那么，积淀在内心深处的乡间（湘西）文化顺理成章成了沈从文渴望表达的题材。第二，上海租界的洋场气，殖民气刺激了沈从文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