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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牛耕 编者按：由于编者工作的失误，误把程念祺先生的一篇征求意见的未定稿（ 小农经济“低投入产出”效应分析之一）当作定稿上传，并把作者名字误作“程德祺”。编者在此郑重地向作者和读者致歉。现把作者所寄在史林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取代原来误发的文章，并请读者在利用和引用该文时应以此文为准，切勿引用误发的未定稿。（2006/4/10）内容简介：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史中，牛耕的使用，有一个经济上的可行性问题。西汉小家庭农业的精耕细作，不利于使用牛耕。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牛耕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耕牛出租的普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小农同居家庭对牛耕成本的分摊。唐宋时期，一牛一犁的普及和小农核心家
2、庭平均人口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牛耕的发展，五六口人、五十亩地和一头牛，成为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明清时期，小农核心家庭的土地配置和人口逐渐减少，牛耕逐渐退出，农业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小，并且越来越重视精耕细作。关键词：牛耕成本、家庭规模、精耕细作、农业经营规模在中国历史（历史论文）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1一文中，笔者论证了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问题。本文则以工具和动力的低成本趋向为题，分析这种低投入产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不利影响，分析的中心是牛耕与小农家庭规模的关系问题。一、西汉小家庭农业的精耕细作不利于使用牛耕按管子所言，战国时期的小农，其必备的种地工具，不过“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
3、铚”2。可见，农业劳动依人力而为，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农史专家指出：“六国一个劳动力的耕作能力还停滞于亩，即大亩（折合今市亩），与淮南子所说踏耒而耕不过十亩差不多，说明六国主要还是人力耕，犁耕不是主流，所以耕作效率低。秦则能耕54小亩，折合大亩，即今市亩，如不用畜力耕，决不可能。根据我们推测，秦在农耕中还利用了铁犁。”3秦国是否已普遍使用牛耕，兹不论。但是，在西汉中期以前，畜耕并不具有普遍性，则是可以肯定的。从战国到西汉，中国农业发展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就是它的精耕细作。这种精耕细作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力的大量投入。所以，当畜力的运用还仅限于耕种，而不能用之于整地、中耕的情况下，无论是马耕还是
4、牛耕，对于实行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而言，意义都不大。换言之，仅仅扩大耕地和播种面积，而没有足够的人力进行整地、中耕，并不能给小农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李根蟠先生指出：“精耕细作要求一定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劳动力，而劳动者劳动强度的增加是有限度的，耕种太多的土地会超出劳动者的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为主攻方向。”4这是非常正确的。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其家庭规模已非常之小，往往是三四口5。家庭规模如此之小，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使农业向着以人力投入为主的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而排斥畜力和大型农具的使用。然而，学者们总是引用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倡导牛耕的史料，作为西汉已实行普遍
5、牛耕的证据。汉书食货志记录赵过倡导牛耕的史料如下：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这段史料有两点必须注意：一、赵过推行牛耕，其耕播工具使用起来都很“便巧”；二、因为缺牛，推行的时候，牛耕或改为人耕。耕播工具的便巧，被用来说明它们更适合于牛耕；而在一些农史学家看来，赵过推行牛耕之前，西汉还曾经盛行过马耕；马耕的犁具是不适合用于牛耕的。关于马耕，盐铁论卷6散不足上说：“行则服轭，止则就犁。”同
6、书卷3未通上则说：“农夫以马耕载。”但是，散不足上还说：“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 汉代中家的财产标准约为十金，相当于十万钱。这样的财力，非一般小农之家可以望尘。养马一匹，要耗去“中家六口之食”，也是小农“五口之家”1无论如何消受不起的。可见，当时养得起马的，至少是个“中家”。那时是养得起马的人家不种地，而种地的人家养不起马。战国以来，论者言及小农之家，如李悝、孟子、晁错等，都未提及马耕。这决不会是一种疏忽。同样，西汉的小农，也用不起牛。农史专家根据当时一头牛的价钱相当于100斛（石）粟这样一个事实，推论当时小农根本不具备拥有“二牛”的实力，“一般贫民耕作，只得凭耒、臿而
7、已”。2这实际上也否定了赵过在当时推广牛耕的可行性。赵过用平都令光“教民相与庸挽犁”，恐怕也有问题。用人挽犁，始于人力足、用力齐，或可奏效；及人力稍衰，则不能齐，决无可用。估计所谓的“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无非是根据短时间内的效果推算出来的。赵过的真正功绩，在于推行代田，恢复一度被荒废了的精耕细作。据史书上记载，代田法所推广的地区，粮食亩产提高了：3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堧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所谓“用力少而得谷多”，指的就是代田法的优越性，亦即精耕细作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并
8、非是赵过的凭空发明：4“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秄，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于此可见，除“一亩三甽，岁代处”之外，代田法主要强调的农业的中耕，是古已有之而经赵过改善并推行的中耕。当时，中耕是加大人力的投入，而非牛力的投入。至于前引关于代田“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的话头，应是针对当时农业中放弃中耕而复归粗放的现象而言的。所以，代田的优越性，与牛耕的使用
9、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1史林2004年第3期2管子海王3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研究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9页4 精耕细作、小农经济与传统农业改造散论，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2月19日发布5 李根蟠：战国秦汉小农家庭的规模及其变化机制1汉书卷24食货志2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研究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5页3汉书卷24食货志4汉书卷24食货志二、耕牛出租、同居大家庭与东汉牛耕的发展然而，从历史记载来看，东汉初年，牛耕似乎已变得普遍了。后汉书卷76任延传：“（任延）诏征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
10、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址，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此为牛耕在西汉后期有一定程度发展的一条间接的证据。而若非如此，九真那个地方的人“不知牛耕”，就不知从何谈起。又齐民要术卷2引汜胜之书种瓠篇，也有涉及牛耕的证据。其谓以“区种”法种瓠，“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这样的种瓠法，恐为“纸上谈兵”。但汜胜之谈到“蚕矢、牛耕、功力”的价钱，却值得重视。我们且不论种瓠的收入和买蚕矢
11、、雇牛、雇人的费用，是否被汜胜之高估，也不管蚕矢和雇牛、雇人，究竟在那笔总数为26000文的费用中各占多少比例。我们所注意的，是汜胜之所说的雇牛耕地的现象。显然，在小农普遍养不起耕牛的情况下，牛耕在西汉后期的发展，应与雇牛耕地有关。其时，国家甚至也经营耕牛出租。汉书上就有“假与犁牛、种、食”、“假贷犁牛、种、食” 1予贫民的记载。西汉后期的小农家庭规模，是否较西汉中前期有所扩大，不得而知。但牛耕在某些地区一定程度的普及，却是毫无疑问的。否则，难以想像东汉初年的牛耕普及。整个东汉一代，牛耕在农业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后汉书卷94礼仪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祠春用“土牛”，足见牛耕的重要性。应劭风俗通义佚文：“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即此亦非虚语。汉明帝时，就有“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2的记载。汉章帝时的一份诏书中，也曾谈到因“牛多疾疫”，从而造成“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3的情况。但是，也有迹象表明，牛耕的发展并不很平衡。如汉章帝时的王景，其出任庐江太守在公元65年，距公元29年任延出任九真郡太守，晚了36年。而庐江郡地处淮南，较九真郡的开发要早许多。但庐江郡是在王景到了那里之后，才知道牛耕的。4更多内容： 1 2 3 4 5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