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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税并轨对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摘要本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为来自港台地域的FDI和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域的FDI两大类,本文经过数据分析表明,来自港台地域的FDI对中国税收优惠较为敏感,而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FDI对税收优惠敏感度较低。故得出“两税并轨”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很有限的结论。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两税并轨 税收优惠一、序言两税并轨是指将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两部法律法规统一成一部所得税法,在税率等方面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结束长时期以来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在改革开放早期,为了吸引更多的
2、外商投资以发展中国的经济,中国对内外资企业分别实施了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分别享受不一样的税收优惠待遇。目前中国经济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来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部分严重的问题,已不再适应中国现在形势的要求。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经过了中国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统一要求为25%,该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两税并轨是否会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现在尚无定论。本文将关键分析现行税收优惠制度对不一样类型外商投资的影响,从而合理预计两税并轨后中国吸引外资可能受到的冲击。二、税收优惠对中国FDI影响的研
3、究综述19881995年中国29个省份的相关数据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在各省市的分布情况,结果发觉是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影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原因。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则表明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并不显着。从魏后凯(2021)的回归分析结果看,尽管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区际差异来看,中西部较高的工业平均税负水平影响了外商制造业的投资,不过税收对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并没有显着的影响。三、两税并轨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依据我国现有的研究,本文初步初步分析得出:来自港台的外资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度更高。但因为影响FDI的原因众多,且东西部的差异不但仅在于税收优惠程度的不一样,所以还需要深
4、入做多原因的回归分析,方便更正确的认识税收优惠政策对不一样类型FDI的影响,从而深入预计“两税并轨”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影响。本文拟选择36个城市作为分析样本,其中包含: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18个省会城市,利用上述城市1987202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的数据关键来自各期城市统计年鉴及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因变量:本文关键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影响,所以各地FDI的规模是本文的因变量。本文采取各省市的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进行回归分析(一类为港台FDI,另一类为美日等发达国家FDI)。解释变量:(1)税收优惠(Tax Preference,TP),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
5、优惠关键表现为区域性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在优惠区域的选择上经历了由东南沿海扩大到整个东部沿海,在扩展到沿江省份,最终包含几乎全部内陆省份的演变过程。在对各地税收优惠程度的度量上,本文借鉴Sylvie Demurger等(2021)所采取的建立各省市优惠政策指数的方法计算各省市各年度的相对税收优惠指数。以1992年作为分界点,1992年以前,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指数为2,沿海港口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为1,内陆省会城市为0。1991年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考虑到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作用的滞后效应,从政策调整的下一年,即1992年起,经济特区和沿海港口城市的虚拟变量值增加1。1992年深入开放了内陆省会城市,所
6、以,1993年起内陆省会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从0增加到1.2021年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西部地域更优惠的税收待遇,所以,2021年起西部省会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增加到2。(2)该地域经济发展水平(GDP):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东道国的我国市场规模直接的联络很紧密。本文选择各城市我国生产总值作为反应其市场规模的指标。(3)对外开放程度(OPEN):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指标通常是该国的国际贸易水平,本文利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大致反应市场的开放程度(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贸易额/GDP)。(4)劳动力成本(WAGE):通常认为,发展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原因在于较低的工资水平,所以,本文
7、选择各城市的在职职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力成本的代表性指标,来考察其对各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5)基础建设情况(INF):完善的基础建设对于吸引外商进行直接投资含有主动的作用。因为交通情况是基础设施完善是否的一个主要方面,所以,本文用各地每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内的公路里程数来考察基础建设情况对各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依据以上对多种经济变量的解释,研究模型以下:(公式下的正负号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计影响)模型的建立及回归结果分析:为了使FDI和各影响原因直接的关系更靠近线性,我们对取值为绝对值的变量取了自然对数,以ln表示。因为一些城市在一些年份的税收优惠指数为零,无法去对数形式
8、,所以我们采取对优惠指数统一加1来处理。依据以上分析,我们设定本文的回归模型为:因为面板数据含有时间序列,而时间序列数据可能会因为单位根的存在而展现出非平稳性,所以,在做回归之前我们需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避免伪回归的出现。表1为各变量的原序列及一阶差分序列的单位根的检验结果。注:(1)lnFDIHK代表来自港台的FDI;lnFDIED代表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域的FDI;在变量前加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2)*表示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序列是平稳的。表1的结果表明,只有因变量港台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FDI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是平
9、稳的,而各自变量的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全部是平稳的。所以,我们将各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回归,而且对一届差分序列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表示,对来自港台的FDI而言,税收优惠显着为正,而市场规模对其影响并不显着,另外,各地的对外开放程度对来自港台的FDI有显着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港台企业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但和预期结果不一致的是劳动力成本对来自港台FDI的影响显着为正。我们去掉显着性水平较低的基础建设变量在做回归,税收优惠的显着性程度有所提升,由10%变为了5%,而劳动力成本变得不显着。模型的拟合优度(R2)未
10、见减弱。我们去掉显着性水平较低的变量:劳动力成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然后在做回归,税收优惠仍然不显着,其它变量的估量结果也基础不变。注:括号里的是t值:*、*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着性水平。可见,来自港台的FDI对税收优惠较敏感,而来自其它发达国家的FDI对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即市场规模更敏感。所以实证结果表明:来自港台的FDI和来自美日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FDI相比,前者收到中国税收优惠的影响更大。四、结论由此可见,来自港台地域的FDI在投资决议中更多的考虑的税收原因,而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域的FDI更多的考虑的是市场原因。所以,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两税并轨”政策的实施即使会对中国利用外商
11、直接投资的数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从利用外资结构方面看,受到这一政策冲击的将关键是来自中国港台地域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以寻求政府多种优惠政策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相对愈加看重市场本身的发展潜力的、愈加倾向于长久投资的发达国家和地域的外资受到“两税并轨”政策的冲击将比较小。因为中国引资政策已经发生了由重数量到重质量的转变,因此“两税并轨”这一政策的施行对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很有限。参考文件:1Selmrod J. Tax Effect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a
12、 Cross Country Comparison, 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0.2Dunning. J. 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M. New york: AddisonWesley Publishers Ltd., 1993.3Hines. J. R., and Jr. Altered States. Tax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merica J. American Economic R
13、eview, 1996, (86).4Michael Wasylenko. Tax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ate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C/W. Bartley Hildreth, James A. Richardson. Handbook on Taxation. Marcel Dekker INC, 1999.5钟炜.“两法合并”会影响中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吗J.涉外税务,2021,(7).6詹正华.FDI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理性思索J.税务研究,2021,(5).7郭培莉,王海勇.“两税合一”并不会影响外资的流入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1,(2).8Sylvie Demurger等.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J.经济研究,2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