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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中央教育会述论 1911年7月至8月，学部召开由全国教育界官绅代表参加的中央教育会。由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朝随之灭亡，中央教育会的成果未及实施，而当时会议内外的评议又众说纷纭，因而这1事件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大为人所重视。除了近代教育通史和张謇、张元济等相关人物的传记中略有涉及外，只有朱有等编辑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团体专门收集了部分史料。其实，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在近代教育和清末宪政史上均极为重要。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教育界官绅名流相聚1堂，共同研讨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对提出的多种议案各抒己见，激烈争辩，使各种流派的教育思想与主张得到充分展示和比较，各
2、地的兴学探索与实践亦借此相互交流借鉴，其盛况在晚清乃至民初教育史上极为罕见，是当时媒体报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晚清教育界对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1次民意测验，学部在地方教育界官绅心目中的形象及其宗旨、作为的社会反应，中央与地方以及官绅之间的分合异同，得到充分展现，由此可以探讨学部与教育界的复杂关系。此次会议所通过的若干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议案，虽因清亡而暂时被搁置，其利弊得失也未及验证总结，却在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中得到借鉴和实行，从而留下历史印记。 （1） 学部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并成立中央教育会，主要是为了研究解决制约宪政进程中的重大教育事宜。与预备立宪相适应
3、，1908年以后普及教育成为学部兴学大业的重心，同时也是兴学的难点。在清廷筹备立宪的日程表上，原定于1916年必须使全国识字率达到总人口的5，以此为实行宪政的国民程度基础。这1设想虽已家喻户晓，但据1909年学部的第3次教育统计，当年全国在校学生数不过100多万， 加上各省简易识字学塾和私塾的学生，以及原科举制下受过旧学教育的人口，粗通文墨者总数仅约300万左右。以清末全国4亿人口为基数，5 的识字率应为2000万人，与实际数相较，还有近1700万人需要在短期内突击扫盲，才能达到清政府规定的指标。后来清廷迫于各方压力，又将实行宪政的期限提前至1912年，迅速普及教育更加迫在眉睫。 依据国情，普
4、及教育应采取何种措施，学部几经讨论而未能统1意见。其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受制于政府没有统1划分全国教育经费并确保地方学务财源，使普及教育计划成为无米之炊，主观上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困顿，难以接受普及教育的观念及相关措施，不从根本上解决其生计困难并给予必要的保障，即使勉强推行，也很难取得成效。而这些绝非学部单凭主观愿望所能办到。因此，学部成立6年， 内部众说纷纭，莫衷1是，强迫教育计划1直议而未决，或决而未行；义务教育虽通过简易识字学塾等形式进行了探索，但尚未颁布章程确定其合法地位。1911年已迫近预定的立宪期限，召集全国教育界官绅1起研究解决困扰宪政的普及教育事宜，讨论学部为此拟定的文件
5、，并造成1定的声势和舆论压力，促使清廷尽早决策，推动各地积极实行，成为学部奏设中央教育会的主要动机。 地方民间教育界的联合趋势直接刺激了学部。1910年，由江苏省教育总会发起联络，邀请广西、安徽、江西、山东、湖北、直隶、福建、湖南、浙江、河南、山西等11省的教育总会或学界代表共20余人（奉天代表因防疫中阻），于1911年4月29日至5月12日在上海召开了为期近半月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颇有组织和代表全国教育界的意向。会议议决呈请学部施行停止毕业奖励、统1国语、变更初等和高等教育方法、确定军国民教育等5项议案。这种自下而上的要求活动迫使学部加快考虑相关事宜，有“议者至谓中央教育会为各省教育总会联
6、合会所促成”（注：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纪要，江苏教育总会文牍6编丁，第119121页，引自朱有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事实上，建立并逐渐完善教育团体，纳入各级教育行政体系，使之成为教育辅助机构，定期召开教育会议以讨论兴学事务，发挥教育团体对决策的建议与咨询功能，是学部成立伊始便确定的方针，并采取过相应措施落实推进。1906年7月，江苏、直隶等省先后成立教育总会， 学部因而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试图通过规范要求及统1法令，对教育团体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以防借教育为名从事政治活动，从而将各地教育会由民间自发组织改变为半官方团体，成
7、为政府教育行政体系中的辅助机构。 依照学部官制，教育会的对口管理部门是普通司下设的小学教育科，但学部成立后的6年中，从未召集各地教育会开展任何活动，也未主动咨询或征集过各地教育会的意见，更未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会。为了缓解预备立宪期间统筹发展全国教育的内外交困局面，继江苏倡议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召开不久，1911年6 月学部向清廷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其章程由学部参议戴展诚起草，所陈述的设会理由强调：东西各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于“合力通筹”，“惟是教育理法，极为博深，教育业务又容易繁重，决非12执行教育之人所能尽其义蕴”。因此应效法日本文部省开高等教育会之举，“汇集无数名家，开议教育事项”，“颇收集思
8、广益之效，意美法良”，集合朝野有识之士，共商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其目的旨在解决宪政所需的教育规划与发展的重大难题。学部对学务虽已竭力筹划，但“困于教育经费，1切规划均未能骤期完备”。普及教育与宪政息息相关，且因预备立宪缩短期限而“在今日实有迫不及待之势”。可是中国“幅员辽廓，民生艰窘，其间土俗人情又各自为风气，措办学务每多格。其普及教育之推广维持，教授管理，在在均须广集教育经验，得有人员，周资博访，始足以利推行而免阻碍。” 至于具体办法，学部建议采取日本高等教育会章程变通办理，“召集各项学务人员，在京师设立会所，由臣部监督，会议中学以下各事宜。其中难解之疑问，滞塞之情形，均可藉以沟通，取便措注
9、，以为臣部教育行政辅助之机关。”在组织上，规定学部为教育会的领导与监督，从业务范围到管理规则、会员资格与人数，均有严格限制。其会长与副会长由学务大臣选派。办事官及书记各员则均“由学部酌派本部人员兼充，办事官听会长指挥，整理庶务，书记秉承办事官办理1切事务”。章程第11条更明确规定：“中央教育会议决事项，由学务大臣酌核采择，分别实行。其有关于各行政衙门者，由学部咨商办理。”（注：学部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并拟具章程折并章程，教育杂志第3年第6期，1911年7月5日。）按照学部的定性，中央教育会与各省教育会明显有别，它基本是官方组织，是学部决策的咨询机构。 （2） 尽管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反映了朝野1定程
10、度的共识，但官绅各方的利益要求却相去甚远，因而围绕人事安排、会议宗旨等1系列问题，始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中央教育会筹备召开的消息刚刚传出，京师各界纷纷猜测学部开会的动机，“人言啧啧，赞成兹会者有之，嘲笑兹会者亦有之”。赞成者期望甚殷，认为过去上下隔阂，“各省状况与夫民间之经验，学部不尽知也，故措施之间未能尽当”。召开此会，“吾国教育之进步，殆可1泻千里，沛然而莫之御”。怀疑者犹疑观望，揣测学部是鉴于去年受资政院议员质问，颇难应付，特开此会，罗致资政院有力之议员，以免今年9月再受抨击。但开办中央教育会，未必能免资政院非议，而将先受各地学务人员的责难，不如不办。反对者判断学部旨在通过中央教育会否决
11、已经提上议程、但10分棘手的国库补助小学经费、试办义务教育、颁布国语课本、军国民教育等重要议案，目的消极而非积极。（注：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1911年10月1日。） 清廷的态度具有决定作用，摄政王对此事极为重视，通过总理大臣向唐景崇传递口谕：“教育会之设，关系教育前途甚大，所有逐日议案，著即按照资政院例，每日于闭会后缮录1份封送本监国邸内，以凭查核”；总理大臣处也照样分送会议记录。（注：监国对于教育会之注重，1911年7月20日大公报。） 关于中央教育会正副会长人选，学部曾打算以本部官员为正职，而以地方士绅任副职，以明确学部的领导地位，便于控制会议进程。学部丞参被列为会
12、长候选人的有严复、孟庆荣和戴展诚。（注：中央教育会之会长，1911年6月4日大公报。）也许是考虑到学部内部关系的平衡及社会舆论的看法，后改由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张謇出任会长。副会长1职先后以严修、张元济、陈宝琛、唐文治等人候选，由于严修、唐文治坚辞不就，陈宝琛又突然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任学部咨议官的商务印书馆馆长张元济和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两人被指定为副会长。对于傅增湘就任该职，舆论颇有微词，认为其以地方学务行政官兼副会长不够恰当（注：傅增湘天外飞来，1911年6月28日申报。），这使得傅氏的态度趋于消极。张元济则似乎颇有兴趣，受命不久即函告梁启超：“学部奏设中央教育会，其意亦欲集思广益，以谋教育之改良
13、，而图行政之统1。惟所拟章程未必尽是，而用心尚属可嘉。弟被任命为副会长，事关公益，不能不摒挡1行。”（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5页。）张謇因立宪等事与清政府屡屡冲突，望治之心渐淡，而改造之念渐强，被唐景崇“敦属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再辞不获，许以半月”（注：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53654页。）。会议进程才过半，张謇即离京他去，前半段也屡次告假，傅增湘又较少露面，近4分之3的会期由张元济主持。 1911年7月5日，中央教育会召开预备会。7月15日， 会议在学部编订名词馆正式开幕，出席者有学部各司厅官员和来自全国各地教育界的
14、代表共150多人。会议刚1开始，分歧便明显呈现。学部大臣唐景崇所致开会词阐述了学部召集会议的动机和宗旨，特别指出：“现在朝廷开设议院期限业经缩短，教育之重要紧急者莫如普及方今学界意议，大致分理想、实验两派，理想家以急进为主义，实验家以慎重为主义。本会诸君殚精教育历有年所，又皆熟悉地方利弊，其于进行之秩序，社会之情形，必能平心商榷，务推本所学及1己之经验，殚竭义蕴，折衷至当，备本部之咨询采纳，上以助国家宪政之治，下以开教育普及之盛。”唐景崇还强调：发展师范教育以培养大量师资，只是普及教育的前提准备，要真正实施完全意义上的普及教育，“则振兴地方学务必自调查户口、划分学区始，欲筹地方学款必自厘定税则
15、始，欲举行强迫教育必自地方自治始。但职权或隶民政部，或属度支部，或在外省之封疆大吏，决非学界1部分所可主政。诸君亦应统为提议，果系意见不大，深与教育有裨，本大臣亦应提至内阁与各大臣。”（注：学部大臣致开会词，中国第1历史档案馆藏学部档案全宗、职官类第140 号关于设立中央教育会拟派会长副会长以及开会闭会礼节等文件。）此番讲话，表明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催促清廷及政府各部门，设法解决普及教育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扫清配合宪政进程的障碍。 与唐景崇的期望不同，会长张謇的开会词表达的却是另1种声音：“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今日最亟之教育，即救亡图强之教育也。”中国兴学以来，形式或有已告成立者，但精神之病日深，成为国家前途的大隐患。所谓精神之病，“大抵根于旧日之遗传，或沿科举之积习，或为社会之颓风，或征兆于家庭，或影响于政令”，其症状1为心理的私心，1为生理的惰力。在他看来，提倡国家主义教育与军国民主义教育，去私心、去惰力以挽救民族危亡，才是当务之急，也是兴办教育最迫切和最根本的任务。尽管他将国民主义和军国民主义比附于钦定教育宗旨的尚公、尚武，但1方面将尚公、尚武作为忠君、尊孔、尚实的根本，与官方的秩序解释完全不同；另1方面则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