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1989年3月我在澳洲应Phd.Mable Lee的邀请，曾有时机在悉尼大学一个中国问题系列论坛上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点就是从关羽何以为“义神〞，谈到“义〞在中国伦理中具有多重组合功能，如“仁义〞、“忠义〞、“信义〞、“情义〞、“孝义〞、“节义〞、“恩义〞、“义勇〞等等而组合功能的取得，应当与使用频率与社会范围成正比古今学者讨论“义〞或者“正义〞的论说亦伙矣，但多由典籍引论，概念推衍，鲜见从社会文化角度立论者这里仅就宋代江湖社会的形成，与“义〞使用概念和空间的延展试为申说，并求教正 传统的“五伦〞中，唯有“义〞是社会交往的准那么故此处所述“江湖空间〞特指社会空间，尤其是由于宋代都市制度变迁形成的公共空间江湖〞一语自武侠小说标立“现代〞以来，已滥用斯极偶然在google中文版上查阅竟有80万5千条之多，但90%以上都是武侠小说及其电子衍生物的内容目前论及“江湖〞社会的专著论文虽然很多，但大都带有感情色彩，不是推崇快意恩仇，就是贬斥诡异莫测所据也大都是清末民初的说法 我以为必须为“江湖社会〞寻找一个原点，一个价值中立的定义。
复原到宋代，“江湖〞 一语至少也有三种主要用法必也正名，故须对“江湖〞一语略为辨析，才能设论于後 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社会演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之扩大，也造成个人出入家族内外的灵活余地人流物转既然自中唐已经大兴，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假设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流动趋势江湖〞社会的空间，亦应运而生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只有在“平民宗法〞和“结拜兄弟〞之间出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公共空间，这样的互相补充，交互依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1] “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的现象，即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平等关系结合体，尤其表现在宋代的城市形态上盖缘城市作为信息、商品、文化的集散地，是社会开展的天然指标，既集聚技术进步，经济开展和文化传播之大成，又对周边乃至全国起着示范功能和反应作用，在以农耕文化和宗法氏族为主的中国，这种作用尤为突出。
试略述之首先使用“江湖〞一语的是庄子，他的著名比喻是：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咰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2] 即用本义，但又把当时江河湖海辽阔的自然地貌赋予广阔、流动的内涵在?外篇?的?天运?、?至乐?、?山木?等文中也有类似表述尤其是当时的江南的河湖纵横，汪洋恣肆，尤成专语，如?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史记·三王世家?述汉武帝封广陵王刘胥的策文中说的“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之类 由此引申的意义，那么是与“魏阙〞、“庙堂〞对举，含有“隐居〞、“退处〞的意思，这也首见于?庄子?外篇·让王?中说：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那么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那么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可知“隐岩穴〞即是“身在江海之上，为于布衣之士〞後人反复吟咏这个对举，或者两者对立，如?旧唐书?本传述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
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白居易“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崔玄亮“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新唐书·文学传?“天宝後，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以至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之类；或者两者兼容，最为人传诵的即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之名句“居庙堂之高那么忧其民，处江湖之远那么忧其君〞 “江湖〞之第三义那么出于?史记·货殖列传?叙范蠡事：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而?史记·三王世家?传汉武帝封齐王刘闳、广陵王刘胥的策文，曾言“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那么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那么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那么知范蠡变名易姓之所在，本不习于礼义，而擅鱼盐矿冶之利，以其舟楫交通之便，故能“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注意力集中于抓商机，而不必看上司脸色 宋人周淙撰?乾道临安志?卷第二言： “吴地，古扬州之境也……?隋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曰：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国史·地理志·总叙?：两浙路以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 [3] 此处所指“江湖〞，兼及地貌特征与治贾善生，鬼神淫祀。
虽引前人之说，亦为时人自道可知漕运及水上贸易大兴于宋代，尤其是南宋，亦有民俗方面的重要渊源江湖〞究指何所，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我曾提出： “中国自周以来‘以农立国’，‘以农为本’，长期还以井田制为社会理想范式，并以此为中心设计出一整套政治和管理制度来‘离土离乡’意味着逸出传统的范式制度之外，其流动隐秘，生计无常的特性，又使这些游民往往具有破坏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难管理的一类阶层从农本社会的观念出发，这些离土离乡，游踪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为业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张，所为可疑，坑蒙拐1骗之辈常言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其此之谓也这类角色恰合庄子‘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构成传统中国社会丰富的人物谱系〞;?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页175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显性和隐性：金庸笔下的两个社会?，载?‘1998台北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参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及李慎之序?发现另一个中国?学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nbsp; 日人桑原骘藏?历史上所见南北中国?[1]释文中引用的史料，提供了一部概括的中国漕运史。
大致而言，中国历代京师一向依靠漕运供给，起初端赖秦汉时代的关中水利建设，供给长安用度，而中唐以後关中水利淤塞，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故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直接决定着都城的设置和续後命运欧阳修?新唐书?感慨于此，故特别夸赞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力战之功： “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而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以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2] 张巡等力战保全的江淮，其实就是赵宋王朝起家的本钱据?太平御览·水经?，汴河之开凿缘于“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浪宕渠，即汴渠〞的传说後隋炀帝下江都，“更令开导名通济渠，引河水入汴口，自大梁之东引入泗，达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漕运的骨干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连接〞自从关中“八水绕长安〞的景观不复再现，黄河漕运一度成为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随着五代黄河改道，朱梁被迫再次东迁至黄河与运河的交叉地汴梁，以就食淮南宋代的前三个君主都有过在长安重建京师的宏愿，宋真宗还借祀汾阴、封西岳的名义亲往考察，但终因漕运问题不能解决，永远放弃了追摹汉唐的雄心。
元明清以北京为都城，也是在南北大运河贯穿以後才能实现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也说：“宋以後的运河中心时代，中国社会沿运河线移动，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由各种其它社会情势在彼此相关、互为因果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近世社会的特性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3]可谓一语中的 话说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和显德四年〔957年〕先後公布过两个著名的诏令，第一是修筑汴梁外城，预先规划出大批空闲之地，“其标识内，候宫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以网罗天下客商，建成商业都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招商引资，官民共建〞；[4]第二是疏浚汴河，显德四年四月“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5]“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周景〕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6]今语谓之“预留城市开展空地〞，实际上主要作了沿河街市北宋还特别设立了“汴河堤岸司〞和“京师修完所〞，作为河道运输和市政管理的常设机构，推动这项政策的持续进展 以今日视线观之，周世宗的谕令不啻都市“重商主义〞宣言，倘非如此，宋代经济就不可能出现黄仁宇所谓“前现代化〞问题。
论者咸以为这从根本改变了中国都市的开展格局，梁思成对此特别推重，认为“显德二年增修汴河两诏，富于市政设计观念，极堪注目〞而柴荣“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目光者，其所注意之点……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其街道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皆为近代之方法〞[7] 宋代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所以异常繁荣，论者多言其坊里制度的演变其实更重要的前因在于宋廷继续执行後周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强干弱枝〞方略赵匡胤不仅“杯酒释兵权〞，大力削弱地方武力，而且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有效的抑制了地方势力膨胀的任何可能性宋史?说： “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故于兵食为重〞[8] 宋朝分置“禁军〞、“厢兵〞、“乡兵〞和“藩兵〞，“凡其材力伎艺有过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为天子自将之军，而且主要职责是卫戍京师，[9]当然也由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水浒传?曾言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初读者每惑“禁军〞数量何其多也，其实并非虚言宋太宗视察汴河决口处时曾说“东京兵甲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至道元年〔995年〕参知政事张洎奏议汴河重要时，亦称开封之繁盛：“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