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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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our short words sum up what has lifted most successful individuals above the crowd: a little bit more.-author-date简析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简析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简析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 摘 要： 文化转向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文试从内部诱因和外部推动力两方面探讨文化转向产生的动因，阐述文化转向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对文化转向进行简单的论述，目的是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文化转向 文化学派 翻译研究 一、引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想

2、交织激荡、“百家争鸣”，呈现出一派多元化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转向”应运而生，为桎梏已久的翻译研究带来曙光。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A 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文化转向”以来，这一理论就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影响至今。许多专家学者对文化转向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对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进行简述，以期为国内的相?P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文化转向”兴起的动因 “文化转向”蔚然成风

3、，不仅仅是因为它凭借自身的优势突破了先前理论的禁锢，更离不开文化转向及文化学派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化转向”这一趋势是在内外力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一）内部诱因 “文化转向”的内部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学派的一些积极主张，他们大力倡导将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从文本自身转移到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上，反对翻译是一种简单式的语言转换，并且极力改变翻译在文艺学中的附属地位，积极推动翻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翻译地位的改变 西方翻译理论在二十世纪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文艺学的“附庸”，在这种背景下，翻译仅仅被视为是一门艺术，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再现，甚至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直到1971年，霍

4、尔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对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研究领域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学科结构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并首次将翻译研究命名为“Translation Studies”，此后，翻译学就开始转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的名与实被视为翻译学科的独立宣言。文化学派在促成翻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学者对翻译地位的态度可从其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话语中窥见一斑。巴斯奈特曾说：“翻译学实际上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它既不算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附属学科，又不算语言学研究中的某一

5、区域，而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研究领域，它自身就有众多的分支学科。”后来，巴斯奈特在其199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一书中再次强调“当比较文学正为自己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争论时，翻译研究就已经大胆地宣称自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而且翻译研究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肯定与支持”（Susan Bassnett 1993：160）。由此可见，文化学派对翻译地位的辩护可谓是劳力费心、劳苦功高。翻译最终在文化学派的极力倡导下名正言顺地成为一门拥有自己学科特点的独立学科，并为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2.文化学派对文化的重视 “文化学派”，顾名思义，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作用，强调文化对

6、翻译的制约性。从文化学派的创始人霍姆斯（Holmes）到领军人物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都在专著中提及文化对语言和翻译的重要性（金怡，朱小美，2011）。尤其巴斯奈特一段关于文化与语言的形象描述，更是表达了对文化的重视，她指出“文化比作人的身体，语言就是这个身体的心脏，只有心脏与身体之间相互作用，人的生命力才能延续；因此，外科医生在对心脏进行手术时不能忽视承载心脏的整个身体，所以译者将文本与文化割裂开来孤立地对待也是危险的”（Susan Bassnett 2004：22）。另外

7、，文化学派对文化的重视也体现在其学派的翻译理论中，如他们强调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对象，而不应停留在语篇上；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的功能等值；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等。显而易见，这些理论都体现了文化学派极高的文化意识，这成为后来“文化转向”之风兴起的关键因素。 （二）外部影响 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自身难保”为“文化转向”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研究的盛行及多元系统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的出现，共同加快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进程。 1.语言学派的局限性 以奈达（Nida）、纽马克（Newmark）、卡特福德（Catford）

8、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在二十世纪末走入了翻译研究的“死胡同”。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为理论框架，注重翻译过程中原文与译文之间字与字、词与词的对等。这种翻译等值论把文本本身作为翻译的对象，“将美学问题还原为逻辑问题，忽视对译语文化、翻译目的和动机等重要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其理论过于规范化。因此，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弊端日益凸显，逐渐为许多学者所诟病（冉诗洋，李德凤，2012：4）。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研究一书中对语言学派做出了批判，“机器翻译的成功使人们相信，翻译的语言学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方

9、法同时，他们（语言学派）表示，由于文学翻译非常特殊，因此他们的翻译方法不适用于文学翻译。难道文学不是语言写成的吗？难道文学的语言就跟翻译家们所研究的语言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杨燕，2010：101）。从上述引证可见，语言学派的理论已经难以解释翻译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和现象，为一些专家和学者所质疑，这就为翻译研究中的新范式“文化转向”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2.文化研究的盛行 文化研究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随后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及中国等地掀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文化研究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便进入了跨学科与多元化的发展时期，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电影及人类学等现象都成为文化研究的

10、对象。文化研究的逐步兴起使得许多学者转而关注翻译研究中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剖析语言背后暗含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不再只是聚焦翻译过程中的字斟句酌，而是从宏观层面探讨更为深刻的文化原因，由此便促成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热潮。 3.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 多元系统理论最早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mar Even-Zohar）提出的。他认为某个多元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在这个多元系统中，有的子系统处于中心位置，有的则处于边缘位置。它们的位置与地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以夺取系统中的中心位置。除此之外，它们之间也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如此推论，翻译学作为众多子系统中的

11、一员，与其他子系统必定互相牵连、互相影响。因此，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使得人们不再孤立地看待翻译、看待文本，而是结合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子系统，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翻译过程，推进翻译文化转向的产生。作为佐哈尔的学生，图里（Toury）在继承其观点的同时也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应从译入语文化的角度考察译作，“译作总是受限于不同的社会文学背景因素，所以无固定的特性，翻译成为依靠历史和文化力量的一个相对名称”（Gentzler 1993：129）。多元系统论中有关文化的观点启发了文化学派的学者，最终将翻译研究引向了“文化转向”的道路上。张南峰就曾在其文章中论述过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化转向”的积极

12、作用，他指出：“多元系统理论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催生了一个跨国界的翻译研究学派。” 4.解构主义思想的渗透 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批判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同时，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构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对翻译理论、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语言词汇是含有多重意义的，因而由语言词汇所构成的文本的意义应是多重的；另外，他还认为作者并非是文本的唯一创造者，这无疑对增强译本地位和译者的主体性有着重要作用。解构主义理论所倡导的意义多重性和解释多元化给予了文化学派启发，引导着

13、他们从更宏观且迥然不同的角度思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正如王宁教授所言：“对于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宁，2009：127） 三、“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及局限性，没有哪种理论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在看待“文化转向”时，保持理性头脑和批判性思维，客观辩证地看待它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积极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的范式从纯语言层面升到更广阔的文化层面，使得翻译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开始考虑权力、诗学、译语文化、译者、读者等诸多因素对翻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

14、不再置于真空的环境中。文化学派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其理论的政治性特点上，比如结合历史事件而衍生出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食人主义翻译研究等。其中，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Simon）就表示了对文化转向的赞扬，她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曾文雄，2006：92）。 放眼国内，对“文化转向”抱有积极态度的专家学者也不少，如谢天振、冉诗洋、冯亚武等。其中，冯亚武和刘全福就在文章“文化转向”与“文化翻译范式”中明确表

15、示对“文化转向”的支持：“文化转向促使翻译研究者文化意识的觉醒，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为译者研究增加了历史与文化这一新的维度”。文化转向对中国的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或给人启发或引人深思。刘笑千就曾在她的文章中表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给中国的译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中国在翻译研究领域还是“弱国”，在翻译实践上，译入作品多而译出作品少，在翻译理论上，创造出的有影响力的理论和著作不多，现当代的理论也多半是“拿来”的。而且，文化转向具有跨学科研究的这一特点，警示着我国翻译研究工作者要具备更高的水平，不断提升自己。因此，我国的译学工作者应借助还未消逝的“文化转向”之风，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为我国的译学发展贡献力量。 （二）消极影响 “文化转向”是当今西方翻译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对翻译研究做出的贡献不置可否。不得不承认，若没有“文化转向”的出现，翻译研究现在可能仍会被禁锢在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框架下。然而瑜不掩瑕，文化转向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且至今仍饱受争议。 虽说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的禁锢，创新性地提出了“文化转向”，但是文化学派并不是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了语言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而是一味地全盘否定、彻底地颠覆、瓦解和抛弃。在文化学派看来，文化翻译之前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