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检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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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外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研究发展及分析过程08信息摘要：本文综述了国内外有害生物风险性分析的内容、发展状况、分析过程以 及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est Risk Analysis，简称PRA） 是WTO规范植物检疫行为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中 明确要求的，为了使检疫行为对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而规定各国（地区）制定实施 的植物检疫措施应建立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基础之上。可以说从植物检疫诞生 的那天起，在制定植物检疫措施时,人们就一直在进行着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关?: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研究发展1国外PRA的研究发展概述1.1美国的PRA发展几百年来不断地有新的生物

2、体被从海外带进美国并且在美国定殖。在上世纪 70年代以前的480年的时间里，有1115种新的昆虫已在美国定殖，增加了美国 昆虫总量的1 %。为了控制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保护本国农业生产的安全，美国 在70年代就建立了一个对尚未在加州定殖的有害生物进行打分的模型,这一分 析利用计算机辅助进行;每种有害生物依据一些指标打分，得分越高，该有害生物 就越危险。经济影响（包括损失和额外费用）主要分为:没影响（小于10万美元）、 影响较小（在10 100万美元之间）、影响较大（大于100万美元）;社会影响:最 多影响到100万人、影响100 500万人（占加州人口的25 %）、影响500万人 以上;此外还

3、考虑环境影响。该模型考虑了社会及环境影响的重要性，而不是仅局 限于考虑市场的影响。美国针对每种有害生物进行PRA时所采取的评估信息研 究工作在美国乃至世界植物检疫的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也经常被后来的文献引 用,该项研究提出的模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93年11月，美国完成的“通用的非土生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步骤”（用于估计 与非土生有害生物传入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将PRA划分的三阶段也基本与 FAO的“准则”一致。其特点是所建立的风险评估模型采用高、中、低打分的方 法。1.2澳大利亚的PRA发展澳大利亚“Lindsay委员会”于1988年5月公布了一份题为“澳大利亚检疫 工作的未来”的报告，明确

4、提出:“无风险”或称“零风险”的检疫政策是站不住脚的, 也是不可取的。相反，“可接受的风险”或称为“最小风险“可忽略的风险”或“最小 的风险水平”的概念则是现实的。同时，该报告还特别强调了风险管理在检疫决策 中的重要性。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AQIS）于1991年制定了进境检疫PRA程序, 使“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成为澳大利亚检疫决策的重要参照标准之一。澳大利亚认 为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是制定检疫政策的基础，也是履行有关国际协议的重要手 段。AQIS植物检疫政策部门负责进行针对进口到澳大利亚的植物和植物产品 的风险分析。这些植物和植物产品包括新鲜水果和蔬菜、谷物和一些种子和苗木。 进口风险分析(Imp

5、ort Risk Analysis)针对潜在的检疫风险进行确认和分类并制 定解决这些风险的风险管理程序。从1997年起AQIS开始采用新的进口风险分 析咨询程序。新的程序最低要求包括公布进口风险分析的报告草案和最后确定 稿。进行进口风险分折时又分两种情况：相对简单的进口申请进行常规的风险 分析步骤。较复杂的进口申请进行非常规的风险分析步骤。AQIS于1998年 出版的AQIS进口风险分析步骤手册一书中对两种步骤都有详细描述。澳大利亚参考FAO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准则制定了“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的总要求”，还制定了“制定植物和植物产品进入澳大利亚的检疫条件的程序”。 确定的PRA步骤为：(1)接受申

6、请、登记建档并确定PRA工作进度;(2)确定检 疫性有害生物名单；(3)进行有害生物风险评估；(4)确定合适的检疫管理措施; (5)准备PRA报告初稿;(6)召集PRA工作组讨论通过PRA报告;(7)征求意见 后形成正式的PRA报告;(8)送交主管领导供检疫决策参考。在进行生物风险评 估时规定了 7个主要评估指标:有害生物的进境模式、原产地有害生物的状况、 有害生物的传播潜能及其在澳大利亚的定殖潜能、其他国家类似的植物检疫政 策、供选择的植物检疫方法和策略、有害生物定殖对澳大利亚产品的影响、分析 中存在的问题。由于澳大利亚农业管理体制的特殊性,AQIS在进行植物检疫决策时一般仅 从检疫角度考虑

7、生物学安全性的问题，即仅考虑生物学的风险评估结果，不考虑经 济学影响或仅对有害生物的经济学进行一般性评估。在PRA过程中所涉及的经 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评估则由联邦政府指定的部门进行。澳大利亚开展PRA工作已有多年，早期的PRA工作主要有稻米的PRA、进 口新西兰苹果梨火疫病的PRA、实蝇对澳大利亚园艺工业的影响分析、种传豆 类检疫病害的评价。1999年开始,PRA的工作则大量增多,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柑桔、南非的柑桔、泰国的榴莲、菲律宾的芒果、美国的甜玉米种子、荷兰的番 茄、新西兰的苹果、日本的富士苹果、韩国的鸭梨和中国的鸭梨等等。澳大利亚还依据PRA向一些国家提出了市场准入的请求，包括:向

8、韩国出口 柑桔、向日本出口芒果的新品种、稻草和番茄;向美国出口番茄、切花和草种;向 新西兰出口切花和各种实蝇寄主商品；向墨西哥出口大麦；向毛里求斯出口小麦； 向秘鲁出口大米等。1.3加拿大的PRA发展加拿大的植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并且由专门的机构 负责进行风险评估。评估部门对有害生物的风险进行评价,并提出可降低风险的 植物检疫措施备选方案，最后由管理部门进行决策O1995年按照FAO的准则，加 拿大农业部制定了其本国的PRA工作程序。加拿大将PRA分成3部分:有害生 物风险评估、有害生物风险管理、有害生物风险交流。将风险交流作为PRA的 独立部分是加拿大的特色，其风险交流，

9、主要指与有关贸易部门的交流。在进行风 险评估中,考虑有害生物传入会造成的后果时，考虑对寄主、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总体风险,划分为4个等级，即极低、低、中、高，并考虑不确 定因素，陈述所利用的信息的可靠性。1.4新西兰的PRA发展新西兰于1993年12月将“植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程序”列为农渔部国家农 业安全局的国家标准。它基本上可以说是FAO的“准则”的具体化。其特点体现 在风险评估的定量化上。新西兰开展PRA工作较早,且已形成了从科研人员到管 理决策层的基本体系，并将PRA很好地与检疫决策结合起来，是世界上PRA工作 领先的国家之一。2我国PRA的研究发展情况2.1有害生物风

10、险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1981年开展了“危险性病虫杂草的检疫重要性评价”研究,1991年成立“检疫 性病虫害的危险性评估(PRA)研究”课题组,1995年5月成立中国植物PRA工 作组;以这三件大事为标志，大致上可把我国的PRA研究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 2.11类似PRA的时期(19161980)早在1916年和1929年，我国植物病理学的先驱邹秉文先生和朱凤美先生就 分别撰写了植物病理学概要和植物之检疫，提出要防范病虫害的传入的 风险,设立检疫机构，这可以看作是我国PRA工作的开端。解放初，我国的植物保护专家根据进口贸易的情况，对一些植物有害生物先后 进行了简要的风险评估,提出了一些风险管

11、理的建议。据此，我国政府1954年制 定了 “输出输入植物应施检疫种类与检疫对象名单”。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 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陷于停顿，直到70年代末才恢复。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比较简 单，还没有引进PRA的概念，但是确实是不叫PRA的PRA工作。2.1.2积极探索的时期(19811990)1981年原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危险性病虫杂草的检 疫重要性评价”研究。他们对引进植物及植物产品可能传带的昆虫、真菌、细菌、 线虫、病毒、杂草6类有害生物进行检疫重要性程度的评价研究,根据不同类群 的有害生物特点,按照为害程度，受害作物的经济重要性,中国有无分布，传播和扩 散的可能

12、性和防治难易程度进行综合评估。研究制定了评价指标和分级办法，以 分值大小排列出各类有害生物在检疫中的重要性程度和位次,提出检疫对策。分 析工作由定性逐步走向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有害生 物疫情数据库”和“各国病虫草害名录数据库”，为1986年制定和修改进境植物危 险性有害生物名单及有关检疫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此同时，还开展了以实验研究和信息分析为主的适生性分析研究工作，如 1981年对甜菜锈病,1988年对谷斑皮蠹,1990年对小麦矮腥黑穗病的适生性研 究，对适生性分析的研讨也促使了一些分析工作的开展。2.1.3正式发展的时期(19911994)1990年国际上召开了

13、亚太地区植物保护组织(APPPC)专家磋商会,中国开 始接触到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这一新名词。之后，对北美植物保护组织起草 的“生物体的引入或扩散对植物和植物产品形成的危险性的分析步骤”进行了学 习研究。中国也积极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研讨,并积极与有关国际组织联系, 了解关于PRA的新进展。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实施使中国动植物检疫 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随着FAO和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对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 的重视以及第18届亚太地区植物保护组织(APPPC)会议在北京的召开,原农业 部动植物检疫局高度重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在中国的发展，专门成立了中国 的有害生物风

14、险分析课题工作组，广泛收集国外疫情数据,学习其他国家的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方法，研究探讨中国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程序。有害生物风险 分析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1) 1991年，由原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主持，原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和原上海 动植物检疫局的专家和检疫官员参加的农业部“八五”重点课题“检疫性病虫害的 危险性评估(PRA)研究”，该项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几项成果：探讨建立了检疫 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程序,分以输入某类(种)植物及其产品风险为起点和以有害 生物为起点的分析程序。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量化方法的 研究，提出了具中国特色的、有建设性的量化方法。对马铃薯甲虫、地中海

15、实蝇、 假高梁和梨火疫病等国家公布禁止进境的危险性病虫杂草在我国的适生潜能进 行分析，为检疫的宏观预测提供了科学依据。对输入小麦、棉花的有害生物风 险初评估，收集、整理了国内尚未分布或分布未广的小麦、棉花有害生物名录，并 就PRA有关的有害生物的名单建立与重要性排序的思路提出意见。对引进小麦 的检疫对策提出了意见。(2) 1984年建立的农业气候相似分析系统“农业气候相似距库”，开展有害生 物在中国的适生性分析工作。如1990年对甜菜锈病，1994年对假高粱，1995年 对小麦矮腥黑穗病的适生性分析。(3) 1989年原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引进澳大利亚Sutherst等1985年建立 的CL

16、IMEX系统。利用此分析系统1990年对美国白蛾1993年对地中海实蝇、 1994年对苹果蠹蛾和1995年对美洲斑潜蝇进行了适生性分析，为有关的有害生 物的检疫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4) 在有害生物信息系统建立以前的数据库基础上，根据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的需求,1995年建立了“中国有害生物信息系统”。(5) 1992年，在中美市场准入谈判中为解决美国华盛顿州苹果输华问题，开展 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中国的第一份正式的PRA报告“对美国(华盛顿州、加 利福尼亚州)地中海实蝇的危险性分析”(1993年)，为中美植物检疫谈判提供科 学依据。(6) 中国的PRA专家出席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关于 PRA的国际标准起草的一系列工作组会议。一方面结合中国的PRA工作经验参 与PRA的补充标准的起草,发表了观点;另一方面也从每次会议中学到了许多，促 进了中国的PRA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