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汇编

新版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汇编 一、经典传承与审美批评 “言必称希腊”在今日似乎有点老生常谈，但是，美国当代审美批评的新发展再次说明了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学经典的历久弥新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1994）书名本身就鲜明地显示了这种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英文“canon”（正典）一词来源于希腊文“kann”,原指织工或木匠使用的校准小棒，后来延伸为法律或艺术的尺度或规范公元前5世纪左右，萨摩斯（Samos）的僭主波利克拉特斯命人雕刻了一尊名为“Kann”的塑像，以此作为人体艺术的摹本以后，“kann”又延伸指书面的文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辞学家、哈利卡纳斯的狄奥尼索斯在《致庞培》的信中指出，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世上最好的典范（kann），因为其中的语言不但优美得体，而且给人以韵律的快感canon”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85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该书曾提到“柏拉图式正典”的用法尔后，英语文学中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也被称为“英语经典作品中的正典”（the canon of English classics）,例如狄更斯的小说和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英文译本等，而《圣经·旧约》在英语文献中也被视为“正典”作品①。

正典的最高***是崇高，是庄严的形式和典雅语言的结合符合这些标准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文艺创作可以被称为“正典”之作，是经典中的经典，例如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阿伽门农》和雕塑《拉奥孔》等等英文“canon”现在往往指特定的作品或文本，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权威性，与“现在”的时间关联更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canon”译成“正典”可以指称那些代表民族文化精髓并包含人类普遍价值观的文学作品，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歌德的《浮士德》等等，也指《圣经》那样传承宗教教义的经典文本；而译成“经典”则指得到广泛认可、并在历史传承中保留下来的那些优秀作品，当然也包括那些公认的各民族正典之作 在美国当代的文化论争中，一些批评家使用“正典”来指称那些代表了正统价值观念、由教育体制来传承并构成了主导***中不可或缺的那些文学艺术作品正如P.费瑞指出的：“正典就是文化传承和机制确认的一套文本”，“正典性”（canonicity）在今日不容忽视，因为它仍在主导着人文学科的研究，并“在其进程中开始发展出新的人文学科来”②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教化性与正统性是正典构成的两个基本要求，代表了精英主义的文化标准，也是民族国家的文化主导性要求。

当代美国学者艾伦·布鲁姆把荷马、但丁、莫里哀、歌德和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视为“民族教化之书”，认为这些作品不但表现了各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而且体现了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准则③主张文化研究的A.迈纳也认为，“正典”除了宗教典籍的意义以外，还指“在这样或那样版本的‘伟大传统’中被赋予了特殊地位的美学、文学和其他世俗的文本，这些文本体现了某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④哈罗德·布鲁姆等人要坚持西方文化传统观念，就必然要捍卫西方文学经典之作的伟大与不朽，并以超越具体时空的审美理想来传承西方文化艺术的正统谱系但是，哈罗德·布鲁姆对西方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主要针对作品的审美价值，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古典文艺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在公元3世纪的古罗马时期，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们提出了文学经典的审美标准：“措辞和韵律的精致、修饰的典雅、性格的统一和想象***他们主要从修辞学（或文本）的角度来评判作品的高下，而不顾柏拉图式的道德标准，所以对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众神抢劫、通奸或滥杀等等非道德行为不以为忤他们还依照这些标准选出了一些经典作品，希望为学校教育和艺术摹仿提供正统的典范⑤同一时代的雅典修辞学家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文中也列举了类似的审美标准，如伟大的思想、深厚的感情、妥当的修辞、高尚的文词和庄严的布局等五个因素。

他还强调指出，读者要沉浸在古代经典作品中去体验前人的伟大和高妙，并认为真正崇高的作品必然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上真正崇高⑥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的审美标准与这些古代学者的论述几乎一脉相承，例如他提出：“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等因素是形成经典作品的必要条件，而且经典作品还必须经过两个时代之久的时间考验才会成为正典之作⑦ 文学经典传承不仅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价值观念汰旧更新的过程，所以对文学经典进行研究一直是美国批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各种论述和专著时见发表202x年，D.约翰逊在《通俗与经典》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界定了与经典传承有关的三个基本术语：趣味、审美和正典，并认为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术语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含义趣味”（taste）于13世纪出现在英语中，但只是到了18世纪才由夏夫兹博里等人用来评介文艺作品，20世纪消费文化的兴起又使“趣味”具有了大众化的特征审美”（aesthetic）一词最早是由德语传入英语1735年，鲍姆嘉通在《诗的沉思》中使用该词时含有两层意思：1.经由感官来领会知识的科学。

2.艺术中的哲理性评判以后，赫尔德等人把两层意思合而为一，试图说明人是如何通过感官领悟来判断美的正典”（canon）一词在中世纪是指被宗教领袖们认可和授权的圣经典籍，以后用在文学研究中指那些值得学术研究的文学作品，是经过历代传承的典范之作⑧D.约翰逊还指出，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里，“正典”之争的焦点在于趣味领先还是审美领先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由于极力主张阅读经典和重视审美价值，并公开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社会参与导致了“低俗”趣味的泛滥，所以我在这里把他看作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界“文学审美派”的代表人物事实上，哈罗德·布鲁姆坚持文学审美立场的一贯性在他的等身著作中已经体现出来了，而他强调通过对作品崇高风格的审美体验来达到审美的愉悦，以及他在细读文本和互文比较中向读者传达他的审美体验和认知快感等批评实践都显示出，他所提倡的审美批评正是传承了西方文学和批评的经典观念202x年,他在新书《智慧何在?》中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审美观,他申明：“我所坚持阅读和讲授的［作品］只有三个标准：审美卓越、知性力量和智慧社会压力和媒体时尚也许会暂时削弱这些标准，但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决不会持久心灵总是要回到对美、真、识（beauty, truth, and insight）的追求。

⑨ 哈罗德·布鲁姆的审美批评实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上述立场和观点例如，从他对莎剧人物和惠特曼诗歌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充分领受到他所展示的、鲍姆嘉通所谓的“感性的审辨力”，以及他对温克尔曼所谓“崇高或雄伟的风格”的细腻分析他的独到和新颖之处在于，他力图在审美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追寻对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认知，并深入阐释西方正典作家和作品能够传承“我们文化权威的特性”的那些因素和价值他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与开篇”中曾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个写作宗旨，并且强调要延续西方文学的正统血脉和坚持文学审美批评的自主性他在《西方正典》第二章中的一段话与他十年后在《智慧何在?》中表达的经典标准是一致的：“莎士比亚和但丁是经典的中心，因为他们在认知的敏锐、语言的活力和创造的才情上都超过所有其他西方作者这三样禀赋汇合成一种本体性激情，即一种欣喜的能力，或如布莱克关于地狱的警句所指出的‘充满活力即为美’⑩可以说，哈罗德·布鲁姆的审美批评就是对他所指的那三种艺术禀赋进行辨析和解说，并在审美体验和认知活动中感受到充满创造活力的“陌生性”所以，他对玩世不恭的福斯塔夫（《亨利四世》、《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和善于吹嘘的佩德罗大师（《堂吉诃德》）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偏爱，认为这些人物都具有充满活力的性格，因而也是“美”的。

人们如果耐心细读《西方正典》中对但丁的《神曲》、惠特曼的《草叶集》或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等作品的分析，那么将会发现书中字里行间充溢着的正是这样一种审美体验和鉴赏认知所带来的欣喜，而作者也正是由此发现了西方经典作家的审美原创性和艺术正典性所以，把哈罗德·布鲁姆称为美国新审美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不仅是对他的批评实践的总结，也是对长期被各种社会批判理论所遮盖的文学审美批评给予新的肯定 二、文化冲突与经典论争 在美国当代学术语境中，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区分常常表现在“趣味”和“审美”的不同层面上，然而在文学研究中，关注作品的社会批判价值或强调文本的艺术审美价值却成了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各自坚守的理论阵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文化战争”也使文学批评界冲突的各方都程度不同地卷入进来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长达三十余年的文化反叛过程中，美国文学批评经历过一系列新潮迭起的局面，重视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和语言特性的传统批评方法一度被边缘化重建经典的论争不仅体现了当代的学术需求，而且还成了文化战争的一种形式例如，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美国学者或读者公开批评西方经典和美国文学经典建构中白人中心主义的偏颇，甚至把莎士比亚视为“已死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男性”（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代表。

例如，在哈罗德·布鲁姆出版《西方正典》的同年，《纽约时报》（1994年11月6日）登载的一封题为《憎恨学派》的读者来信坚持认为，建构莎士比亚作品为经典的过程也是压制妇女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过程，并对完整地保留西方文化***记忆是一种危害同年的《纽约时报》（1994年8月8日，）上还登载了J.斯考特的一篇文章《走出象牙塔：新生的公共知识分子》，该文呼吁批评家们多关注专业以外的社会人生问题而E.萨义德当时出版的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似乎也在以具体的成果呼应着“走出象牙塔”的号召1995年，著名的美国批评家S.费什出版了他于1993年5月在牛津大学讲演的修改稿，并加上了题目《专业正确性》在书中，他对当时的文化和批评论争的两派观点都给予了温和的修正，但仍然表示对“非传统的人文学术给予坚决的支持”，并提醒读者不要以为他反对“文化研究、黑人研究、女性研究、同性恋研究以及为文学界增添了活力的其他形式的研究”费什认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既能把大众的关注点当作自己的主题，又能获得大众的关注”；而哈罗德·布鲁姆、萨义德以及乔姆斯基等知名学者还算不上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经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上。

费什虽然力图在当时争论的两派之间保持中立，并主张坚守文学研究的专业属性，但是他的基本立场仍然是支持学术圈内被哈罗德·布鲁姆称之为“憎恨学派”的那些批评家对这场冲突的深入认识需要我们回顾一下美国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文化战争”及其引起的“经典之争”的时代背景 美国当代文化战争的近因是：越南战争的结束和1981年里根政府的上台标志了美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化激进主义由此受到了阻遏，两种文化力量之间的直接较量随即开始了一方面，新左翼阵营仍然坚持“文化多元化”的原则，要求种族、性别和宗教等方面的平等，主张宽容标新立异，认为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保守主义阵营面对美国文化认同的衰落，坚决主张恢复民族/国家的统一信念，改变反越战运动以来贬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激进立场在整合了“自由个人主义、爱国主义、宗教导向的道德观、对美国小城镇的怀旧情绪以及对高科技的崇拜”等等文化倾向和体制力量以后，保守主义阵营首先在文化教育界向新左派发起了挑战1981年，美国联邦教育部组建了“卓越教育国家委员会”，并在1983年发表了《国家面临危险：教育必须改革》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社会教育基础正在被越来越严重的学业平庸所危害，它威胁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我们民族的未来。

1984年，在里根政府担任过教育部长的W.班奈特批评了美国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