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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一、白居易诗歌主张的核心，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 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是说诗歌最能够帮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接 下去说：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 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 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 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帝王如果重视诗歌这种政治作用，以六义、五音贯串其内容和形式，使之符合 讽谕美刺、止乎礼义的要求，就可以
2、沟通统治者和人民，使他们的感情和愿望得到 统一，使一切社会矛盾达到调和。帝王也就可以垂拱而理了。再看策林六十九 “采诗”: 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宜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 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优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 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皇帝以诗补察时政，百姓以诗泄导人情，采诗上闻，闻而纳谏，这样就可以防 止人民越出封建统治的轨道，而达到至理升平。正是从沟通君民、调和矛盾的思想 出发，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提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主 张。值得注意的是，在白居易看来，为君为臣与为民是统一
3、的，没有矛盾的。可以 同时又为君臣而作，又为人民而作，但首要的、关键的还是为君。新乐府 里 确实有不少为民请命的诗篇，有的甚至很激烈，然而白居易只是要皇帝开壅蔽、达 人情，“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使统治得以安定 罢了。白居易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作为一个谏官，他“有阙必规，有违必 谏”；作为一个诗人，他把诗歌也当作向皇帝进谏的形式这便是毛诗序所说的“主文而谲谏”。关于这一点，与元九书说得最明白：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 身是谏宫，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 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
4、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 吾平生之志。与杨虞卿书也说：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以上分析了白居易提出的正面主张，我们还可以从他对秦汉以来诗歌的批判当 中，作进一步的考察。然而，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在当时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在如何为政治服务 的问题上，他强调“补察时政”，在客观上就有助于诗歌揭露政治黑暗；强调“泄 导人情”，在客观上就有助于反映人民疾苦。白居易提出诗歌为政治服务的主张， 主观上虽然是维护封建统治，客观上却有利于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无怪乎他的主 张得不到当权者的重视，他的创作反遭他们切齿痛恨了。所以白居易在与元九 书里感慨
5、地说：“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 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二、白居易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所作的说明，是其 诗歌主张的精华。他认为诗歌是现实的反映。策林六十九“采诗”说：“大凡人之感于事， 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这就是说诗歌的基础是 “事”，即客观的社会现实。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 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从诗歌里可以体察社会治 乱、人情哀乐，所以诗歌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在诗歌反映现实的问题上，白居易有两点主张是很可贵的。第一是“文
6、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时事，也就 是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 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也就是与元九书所谓“裨补时阙”。反映的 事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现实。杜甫一生写了许多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的 作品，但他没有提出为时事而作的主张。白居易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 主义精神，从中唐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 主张，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大贡献。白居易第二点可贵的主张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杜甫以前，在 诗经和汉乐府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有所反映。然而文
7、人笔下所表现的多半是王公、贵族、官僚、隐士，很少写到人民。劳动 人民的生活和疾苦，在杜诗里才开始占据了一席地位。杜甫写过农民、士兵、船 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对他们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他们贫 困的原因，也有深刻的揭示。但杜甫并没有提出反映人民疾苦的主张，这个主张是 由白居易明确地提出来的。前有杜诗的榜样，后有白居易的主张，这就为后世诗人 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为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后代许多诗人正是沿着杜 甫、白居易的道路前进的。白居易能够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 时代、经历和政治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安史乱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
8、级内部矛盾均趋向深化，唐王朝陷入无法摆脱的危机。土地与赋税的问题尤其严 重，均田制破坏，两税法实行，反映了土地急剧兼并的事实，同时也使兼并合法 化。统治阶级不顾农民死活，肆无忌惮地从事兼并、征敛，将农民置于破产的境 地。这就加深了阶级矛盾，也加速着唐王朝的灭亡。当时，统治阶级中间有不少开 明的人物，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危机而奋起改革政治。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出 身于中下层官僚地主阶级，早年经历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民的疾苦和愿望 比较了解。他曾多次论及土地和赋税的问题，希望引起统治者重视。他警告统治 者：“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 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 知之，其心归之；归
9、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知之；知之 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 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所以他主张抑兼并，轻赋敛，节用爱民，以利万人。希 望皇帝“以天下心为心”, “以百姓欲为欲”，而不要“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 他认为只要皇帝体察人民的疾苦和愿望，革弊政、 行仁政，就可以摆脱危机，巩固统治。正是从这样一个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出发， 他提出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白居易总是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要求语言、形 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为了
10、使诗歌 发挥社会作用，他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显。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 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 曲也。”在策林六十八“议文章”中，他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个思想：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 禁而绝之。就是说，政治意义和真实性强的，即使形式粗糙些也应鼓励；反之，即使形式 多么华丽也应禁止。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 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 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他认为缺乏政治意义和真实内容的淫辞丽藻“若行于时， 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
11、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然而白居易在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也有两点认识是不恰当的。第一，他在强 调内容真实性的时候，没有把艺术的真实同生活的真实区别开来。他对内容的要求 已不止是真实，而是所谓“核实”。新乐府序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 信也。”策林六十八“议文章”也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 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对内容要求到核实的程度，就会排斥虚 构、夸张、幻想，使诗歌变成真人真事的报导，甚至失去诗歌的特点，使之近似押 韵的奏章了。三、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中他最重视讽谕与闲适两类。这两类诗在我们看来思想内容相去甚远，
12、像 白居易这样一个要求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甚至拿诗当谏书来写的人，怎会重 视那“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诗呢？然而白居易却有一番理论，与元九 书曰：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 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 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 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 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关于兼济、独善与讽谕、闲适之说，也是白居易诗歌主张很重要的一部分，我 准备结合其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分析一
13、下。与元九书是元和十年（公元815）白居易贬官江州时所作。白居易在政治上 遭到这次沉重的打击，感到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很激愤，另一方面也开始 采取妥协逃避的态度。“志在兼济，行在独善”，正是元和十年贬官之后，到宝历 二年（公元826）免苏州刺史之前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元和十年以前，特别是任 谏官的三年，白居易勇敢地向大地主集团、宦官集团进行斗争，可以说是志在兼 济、行在兼济的时期。宝历二年以后，白居易官高禄厚，知足保和，标榜“在家出 家”，又标榜“中隐”，可以说是志在独善、行在独善的时期。可见白居易并不始 终是“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白居易世界观的矛盾，对于他的创作有
14、重大的影响。白居易差不多一开始就走 上了现实主义道路，但是随着思想的变化，他逐步地失去了斗争的勇气，也就逐步 地离开了现实主义道路。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反映社会、政治的内容， 变为描写个人的身边琐事，如食后、晏起、醉吟、足疾之类。另 一方面是从揭发政治黑暗，反映人民疾苦，变为歌咏升平，粉饰现实。序洛诗 里说得很坦白：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 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 声，岂牵强所能致耶？治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荀非理世，安得 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 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这种庸俗的理论与早年的诗歌主张相去何啻千里！白居易的闲适诗并非绝无佳作。如观稼、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 作、游悟真寺等，或自愧不劳而食，或关怀人民生活，或描写自然山水，都 颇有价值。但闲适诗里有大量平庸之作。白居易认为这类闲适诗表现了“独善之 义”，拿它同讽谕诗等量齐观。这正是其现实主义诗歌主张不彻底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