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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出土唐人墓志对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 唐人墓志是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唐代历史地理新的实物资料，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新出唐人墓志对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唐人墓志因系唐代埋入地下的第一手历史实物资料，弥足珍贵，是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唐代历史地理新的实物资料，一定意义上关系到隋唐史及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突破和深化。近年来随着在陕西、河南及全国其他地方唐人墓志的不断发现，业已引起国内考古学、中国古代史、文学史、书法史及历史地理学界学人愈来愈多的关注和重视，作为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最新文物资料而不断引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被饶宗颐先生称之
2、为 继甲骨、简牍、敦煌写卷、内库档案之后第五种新出史料;。晚清以来劳格、陈寅恪、岑仲勉、唐长孺、谷霁光及西人沙畹、伯希和及近年日本学者户崎哲彦、气贺泽保规等均曾利用新发现唐人墓志进行隋唐舆地研究，并取得一些重要个案成果。迄今学术界对唐人碑铭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考古学、文献学、书法史及历史人物生平本事考订方面，利用唐人墓志研究唐代历史地理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引人瞩目。唐人墓志中有丰富的唐代地名、政区地理、军事地理、交通地理、文化地理包括唐人地理观念信息，都是正史文献很少记载的资料，值得给予充分重视。迄今学界对唐人墓志中的历史地理资料还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唐人墓志中所涉及的生态、灾
3、害、交通、政区、地域、人地关系、地域观念等更是很少有人问津。笔者因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近年对出土唐人墓志中的历史地理资料作了一些初步研读、整理，深感其对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下面试从四个方面加以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请教于方家。一、新出唐人墓志与唐两京地理研究的深化唐国都长安及其陪都洛阳时称西京和东都，是公元7—9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建筑规模最为雄伟壮丽的国际大都市。关于唐两京的规模、形制、坊里等问题，考古、文物、历史地理学界已经探讨多年，历史文献如韦述 两京新记、宋敏求 长安志、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在复原唐两地区
4、都城原貌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卓越贡献，但对两京大量的街市坊里、苑囿渠池、名人宅第的分布和位置来说，许多问题仍然尚未明了。而目前出土的唐人墓志以两京地区数量最巨，唐人墓志中的相关记载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空白，诚如学者所说唐人墓志 对研究隋唐两京的城市建设、古都风貌都是弥足珍贵的新史料;。长安、洛阳作为大唐王朝的国都与陪都，号称东、西两京，是唐朝政治、文化中心，加之长安城东、西、南郊诸原与洛阳北郊邙山为唐朝达官贵戚墓葬集中地，因此两地出土发现的唐代碑石资料最为集中和丰富。近一个世纪以来出土的唐人墓志大约百分之九十即来自两京地区。长安、洛阳地区出土的唐人墓志于唐两京城市及其郊区地理研究价值重大
5、，清人徐松、今人武伯纶、杨鸿年、辛德勇、李健超、赵振华、张剑等均利用唐人墓志对唐长安、洛阳城坊 (里)、名人宅邸、郊区景观等作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刊布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尚在探索之中。据李健超多年的研究，隋唐墓志首先补充和丰富了两京坊里宅第研究的内容，在增补两京名人宅第 (包括两京建造者的宅第)、公主王孙宅第、陈朝陈氏皇族后裔宅第、宦官在两京的宅第、西域胡人在两京的宅第、唐代文学名人及其书画家的宅第、流寓隋唐两京的高丽、百济人的府第名称、位置等方面，一些原来无法明了的问题都因出土墓志的发现得到证实，墓志还对当时两京城内外一些佛寺、道观，包括外来的祅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的寺院位
6、置、分布有重要的佐证意义。清代学者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虽为研究唐代长安、洛阳城市地理的经典名著，但记录多有阙略，且详于长安而略于洛阳，甚至于一些重要的坊里如西京延祚坊、通善坊，东京福善坊、德懋坊、进德坊、富教坊、嘉猷坊中的宅第在该书中皆无具体内容，而墓志中则很大程度补充了这方面的空白。目前墓志中涉及的两京坊里宅第已经与文献提及的原数目相接近。同时新出土的唐人墓志还对 唐两京城坊考有重要检验、印证意义，得出 从出土唐墓志来检验(唐两京城坊考)，绝大部分内容是正确的、可信的;结论。张剑则利用近年来洛阳地区出土的墓志揭示了洛阳城近郊王城、成周、谷城、祝融城、唐米城、北月城、新城、河阳城等八座古城的存在
7、及其部分古城的坐落位置。如果说隋唐两京城坊多少还有历史文献作为基本记载的话，那么若要复原唐两京所辖乡里分布及其地名，唐人墓志就更是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据宋敏求 长安志，唐朝长安城郊有104乡，其中万年县有45乡，长安县有59乡，但至北宋时人们对此已经知之甚至少， 长安志仅记13乡8里;虽然北宋张礼 游城南记、元代骆天骧 类编长安志有所补充，但距实际乡里数字仍然相差甚远。幸运的是上世纪以来随着西安、洛阳城市建设的发展，出土了大量唐人墓志，并且大多被有关考古、文博单位收藏和整理出版，为钩沉考索已经湮没在岁月烟尘中的唐代两京郊区乡村里提供了有力的新资料，使得一定程度上复原唐东、西两都所辖乡里成为可能
8、。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至今，武伯纶、杜文玉、李健超、张剑、程义、王原茵及日本学者爱宕元等皆曾运用出土唐人墓志所载葬地对长安、洛阳城郊的乡里进行考索，丰富了对唐两京郊区乡里的认识。其中武伯纶考证出了长安、万年县七十二个乡里，大大超过了宋敏求 长安志所载的数量，拓荒之功不可磨灭。王原茵通过对出土于西安郊区的隋唐墓志分析，复原了墓志所见的乡、村、里、原所在方位，并探讨了葬地与出土地古今地名的演变。近年来程义又继武伯纶研究之后，以新近出土墓志资料增补了隋代14乡、5里，唐代16乡、33村、19里，并发现唐代长安郊区的乡名基本上沿袭隋代之旧，但乡和里分属不同的系统，之间无统辖关系。近年出土的杜玄礼墓志
9、载墓主生前于开元七年 于京城西开远门外七里临睪 (皋)驿前，预修砖堂塔一所。北边秦甸，斜接上林。南望周原，旁临通漕。左瞻凤阙，右接鲸池。平陆坦然，寔为信美;。寥寥数语，将 唐长 安西郊馆驿、漕渠、陂池、原野等景观摄录下来，十分逼真形象，是为唐长安西部郊区的一条新史料。按 临睪驿;当为临皋驿之笔误，该驿在长安开远门外龙首乡。宋敏求 长安志云： 临皋驿在县西北一十里 开 远 门 外，今 废;。关 于 此 临 皋 驿，除杜玄礼墓志外，另有两方唐人墓志也曾提及。王守节墓志称墓主葬于 临皋驿之平原;史堵颖墓志也称史氏葬于长安县龙首乡小严里，并说 小严村即开远门外临皋驿西南;，可见并非孤证。这三方墓志对于
10、复原唐长安西部郊区交通与景观地理有重要实证价值。张剑则利用洛阳出土的大量唐人墓志对北魏、隋唐洛阳近郊的县乡里村分布、乡里地名及其变迁、今古位置差异复原作了富于成效的研究，认为墓志反映出北魏洛阳城北郊和西郊分为洛阳、河阴两县，其中洛阳县计有8乡69里，到了隋代河南、洛阳两县的乡里村名则与北魏时期已经完全不同，墓志表明唐代洛阳县有15乡，33里，17村，墓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平阴乡有平阴、南陶、陶村、凤凰、吕乐、安善、积润等十三个里，而且唐代洛阳乡里隶属关系复杂瑏瑠，有里隶村的记载，也有村辖里的情形，俱见于墓志中。应该说利用唐墓志资料开展对唐两京郊区乡里分布的研究是唐代两京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一大亮点，
11、富有拓展意义。虽然墓志多有对墓主生前歌功颂德的谀辞，但卒葬的时间与地点等却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无须虚构粉饰，因此利用墓志中墓主卒地和葬地来复原唐两京近郊乡里村落无疑是一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因而也具有较高可信度。二、墓志所涉唐代政区变迁资料及其价值出土唐人墓志中包含有丰富的唐政区及其变迁记录资料。墓志虽然以记录墓主郡望、家世、生平仕宦、生卒年月、葬地及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但有墓志的唐人大多生前曾经仕宦多个州(郡)、县，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墓志的叙述客观上留下了当时政区沿革的第一手资料。近百年出土发现的数以万计唐人墓志中所记录的仕宦政区，几乎可以覆盖唐朝所有道、府、州 (郡)、
12、县，换句话说，唐朝设置过的政区包括在两 唐书·地理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政区地名几乎都可以在墓志中得到坐实，还包括文献记载遗漏的若干州、县、乡、村、里。出土唐墓志中的政区资料大致具备如下特点：一是墓主仕宦州县名称与两 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对照基本上可以相互印证，成为唐代政区地名资料的又一记载系统，并由此证明历史文献对唐代政区记载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二是唐朝一些曾经短暂设置、省并的州、县以及特殊原因设置的特殊州县在墓志中也能找到相应的记载;三是唐代不同时期墓志所载政区大致能够反映出唐朝行政区划及其地名演变的基本过程，而且对古籍文献失载阙漏者有重要补充价
13、值。笔者目前正在进行出土唐代墓志所涉政区地名统计比勘，已经汇集大量数据，俟后整理刊布。在这其中，最有意义的莫过于那些唐代曾经短暂设置、昙花一现的州县的记载。唐人墓志于政区地理最重要的在于客观记载下来了不少建置短暂的政区，因墓主曾经亲历任职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如墓志数度提及的 仙州;，就是一个典型个案。仙州为唐玄宗开元年间于河南道设置的行政区，存在时间十分短暂，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6汝州：开元三年，於县 (叶县)置仙州，以汉时王乔於此得仙也。二十六年废仙州，属许州。其年，又割属汝州;。如此则仙州作为州一级政区在唐代仅仅存在了二十三年时间，无怪乎在唐史文献中很少有关仙州的记载，但唐人墓志铭中却多次
14、到仙州，证实其曾经确实存在，如 杨岌墓志说墓主 解褐补仙州叶县尉;，知仙州辖有叶县。无独有偶，崔杰墓志也提及崔杰之父崔志廉曾任仙州刺史。崔杰卒于天宝十五载，则其父授仙州刺史肯定在开元十五年前，此期间仙州尚未撤并，因此墓志记载可信。不仅如此，更有实证意义的是洛阳新出土 衡守直墓志明言仙州为 新造之邦;：特拜仙州刺史。夫仙州者，新造之邦也;。衡守直很有可能为仙州历史上第一或第二任刺史。墓志还有如下记载：仙州 人希土旷，难安易扰。洪惟启迪，式践棐彝。均井邑以居之，通贸迁以利之，谨行量以平之，垂礼让以节之。犹是繦负而归者，动以万计;。表明衡氏治理仙州颇有政绩，农商并举，招抚流亡，参之以儒学教化，将这一
15、初创的新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新近出土的 程伯献墓志中也有其由夔州刺史任转授仙州刺史的记录。虽然没有记载具体时间，但根据仙州的置废时限，也当在开元前期。程伯献为初唐名臣程知节孙，墓志载程氏以开元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薨于仙州任上，享年六十有五，则其出任仙州刺史时该州确实置立不久，与 元 和 郡 县 图 志 所 载 仙 州 置 废 时 间相符。武则天时期设置的鸿州为时更短，不过十年即废罢，但在唐墓志中仍然留下记录。 阳俭墓志有墓主 寻授持使节鸿州诸军事、鸿州刺史; 的记载，正是证明。据 藏怀亮墓志，唐玄宗时期的镇守北疆名将藏怀亮入仕不久即迁鸿州长道府左果毅长上;，由此可知唐在鸿州设立有折冲府长道府，也显示了鸿州军事地位的重要。 卫子奇墓志则言墓主以门荫入仕，选授鸿州参军事;。按鸿州置于武则天天授二年 (691年)，治渭南县 (今陕西渭南老城北)，领渭南、庆山、高陵、栎阳、鸿门五县。大足元年 (701年)，废鸿州入雍州。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天授二年置鸿州，分渭南置鸿门县，凡领渭南、庆山、高陵、栎阳、鸿门五县。寻废鸿门县还入渭南。大足元年，废鸿州入雍州也;。因设置短暂，仅仅十年时间，见于唐书列传任职该州者甚少。 阳俭墓志和 藏怀亮墓志的出土，无疑是为唐鸿州行政区的存在提供了新资料。再如鄚州，也是唐代短暂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