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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代王小勇楼继伟：论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1月28日，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作了主旨演讲。楼继伟称，以后一段时间需求管理的空间并不大，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以下为楼继伟先生在会上的讲话，敬请阅读！文/楼继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快乐参与此次论坛。根据会议安排，围绕新时代宏观经济形势这个专题，我关键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看法。第一，年度经济指标是超预期的，反应出良性改变的趋势。2021年关键经济指标全部在可接收的范围
2、，部分指标甚至在上限区。从经济总量看，GDP达成万亿元，增加%，为2021年以来首次增速回升，对全球经济增加贡献率超出30%。从经济活跃度看，整年新增就业1351万人，连续5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新登记企业607万户，增加%。从经济结构看，服务业主导特征愈加突出，GDP中第三产业占比为%，比第二产业高个百分点，对经济增加的贡献率为%，比上年提升个百分点；消费继续成为经济增加的主动力，最终消费对经济增加的贡献率为%，比资本形成总额高个百分点。从经济质量看，万元GDP能耗比上年下降%，大家能够切身感受到环境情况的改进、雾霾天数的降低，其中当然有“天公作美”的原因，但也反应了污染治理的成效；居民
3、消费升级态势显著，居民恩格尔系数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2021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和11%，显著快于人均消费支出%的平均水平。伴随“制造业、服务业+互联网”的深入推进，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带动高端消费向中等收入群体覆盖。总而言之，2021年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反应出良性改变的趋势，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方法，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宏观经济向好发展发挥了主动的关键作用。比如，我们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政策在各地全方面推行，打通城镇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实现义务教育资源
4、可携带。我们推进土地要素流动和用途配置市场化的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始在用途管制下相同入市，农用土地三权分离可流转，农产品价格改革使得土地使用配置优化。我们加紧对外开放步伐，根据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在自贸试验区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削减贸易壁垒。我们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关键是解除不妥行政管制，大幅降低了市场自由准入门槛。我们推行司法体制改革，最高法院设置6个巡回法庭，实现全覆盖，协议的实施率稳步上升，跨区域民事诉讼案件审判的公正性有效增强。在北上广分别设置知识产权法院，加强产权保护。上述一系列方法使得中国营商环境
5、显著改进。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78位，比2021年大幅跃升了18位。第二，以后一段时间需求管理的空间并不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党的十九大没有再提出GDP增加的预期目标。但要实现十九大明确的分两步走的宏伟蓝图，需要保持合适的经济增加速度。立足现实情况，要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取向必需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关键，以后一段时期实施需求管理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一是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从财政政策看，历经前期多轮刺激，大规模集中基建的余地不大。首先，地方债务风险凸显，不宜再增加基建债务；其次，根据合适超前的标准
6、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假如超前10-20年就必定会沦为“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经典的如最近被叫停的包头地铁项目。当然，伴随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经济上可行的基建投资还有宽广连续的空间。从货币政策看，多年来中国货币乘数快速提升，从2021年的提升到2021年的，同期M2和GDP的百分比也由%上升到%，表明经济快速货币化。但和此同时，GDP增速却呈下行态势，说明货币供给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用在逐步下降。所以，经过货币政策实施总量刺激，只会加剧过分货币化，深入放大“脱实向虚”，而拉动经济增加的效用有限。二是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发力，和
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还有较大的空间。比如，收入方面能够经过减税推进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提升经济活力；支出方面能够经过对支出结构的调整，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并引导资源向符合宏观调控方向的产业流动，改进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水平。在这些方面，财政政策应该大有可为。而货币政策从原理上讲仅有总量属性，不具有结构调整的功效。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除非出现外部重大冲击或内部系统性风险，才有必须采取类似美国的货币政策扭曲性操作或欧央行创设的多个结构性政策工具。需要说明的是，欧盟因为只有统一货币，没有统一财政，才不得不由欧央行经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长远
8、，问题导向，久久为功。十九大汇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关键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加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足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提出，中国社会关键矛盾的改变，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定，中国仍处于并将长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立足上述基础判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适应社会关键矛盾的改变，以问题为导向，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其次也要着眼长远和机制建设，不停推出改革举措，逐年释放改革效能，久久为功。第三，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分关键问题。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部分深层次的矛盾
9、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大致能够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趋势性的客观现实，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定表现，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另外一类属于体制机制扭曲形成的效率损失，能够经过改革校正扭曲，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加水平。对于第一类的趋势性问题，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做出合适改进，但不可能根本改变。比如，中国劳动力总量从2021年开始净降低而且呈加速态势。2021年，16-59岁劳感人口亿人，比上年降低548万人，比上年多减近200万人。60岁以上人口达亿，比上年增加1000万，占总人口的%，老龄化深入加剧。放开二孩后，即使有利于增加人口总量，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但带来的近期劳动参加
10、率下降又成为对冲原因，最终的结果难以预料。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看，为适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加大了工作力度，但在归还欠账的同时，也对GDP增加形成压抑作用。另外，外部环境也面临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经济全球化相互碰撞，短期内极难说“东风压倒西风”或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也是我们难以左右的不确定原因。总而言之，从经济增加角度看，对于这类不可扭转的趋势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改进问题的表征或做出合适的延缓，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经济运行不发生大的波动，保持合理的增加水平。对于第二类的体制机制扭曲问题，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择其关键点，以后一个时期应关键应关注
11、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推进要素自由流动。多年来城镇化步伐加紧，户籍制度改革全方面推开，农村土地流转开始试点，土地使用形态的市场化配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部分低效种植地域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结构有所改进。2021年库存较多的玉米种植面积调减了%，豆类播种面积增加了%。农民即使辛劳部分，但杂粮、豆类价格更高，收入取得改进。但也应该清醒认识到，束缚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还很多。在劳动力流动方面，部分城市以户口限制车子、房子、学籍的做法仍较为普遍，不但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也不利于改进收入分配效果。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是含有收入分配改进效果的。2021年中国基尼系数为，连续两年上
12、升，即使幅度很小，但说明尽管城镇化进程在加紧，实际上人口自由流动仍有障碍，所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应该考虑去除户籍附带的种种福利，推进“租购同权”，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础公共服务方面和购房者享受相同待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么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改进收入分配，降低劳动力成本。二是推进简政减税降费。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大力气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成效当然显著，但从国际对比看，我们的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下一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尤其是要把握好含有外部性事项的处理，确保“好事办好”。在减税方面，2021年整年财政收入万亿元，增加%。这一增加是含有减税效果的。假如财政收入和%（%
13、+%平减指数）的名义GDP增加同时，整年财政收入应为万亿元，比实际收入多出的约5000亿元表现了减税效应。考虑到财政收入增加和PPI的关联度更高，假如按去年%的PPI估算，上述测算的减税幅度还会更大。这说明我们的减税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超出8%，PPI上涨%，CPI上涨%，说明压力向中下游逐步传导，税收即使更多地来自前端，但调整收入分配的效果是有限的。深入分析，仍有减税的空间，应该推进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避免个税异化为“工薪税”，形成逆向调整。在降费方面，对于缺乏上位法规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类的收费
14、项目，现在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全部清零，但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一类“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应该作为下一步降费的工作关键。三是加大民间投资保护力度。2021年开始，中国消费对经济增加的贡献率超出投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增加已经到了以消费驱动为主、投资拉动为辅的拐点。实际上，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仍有较大的增加潜力。从国际经验看，后发的日本、韩国全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投资、高增加阶段。从中国实际看，即使多年来居民杠杆率增加较快，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幅依然高于消费增加，说明储蓄仍在增加。以后，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要求，居民杠杆率会稳步下降，我们还能够维持一定水平的储蓄率，这为保持可
15、观的投资增加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在政府集中投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以加强对产权和契约的有效保护和提升司法公正为关键，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确定的外部环境，充足调动民间投资的主动性。四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高擎全球化的大旗，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多种保护主义，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加强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实施愈加主动的进口政策，落实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承诺，继续扩大其它领域市场准入。对标国际优秀规则，给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提升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总结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方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市场
16、环境。上述要素流动、简政放权、保护民间投资、扩大开放等领域的一系列工作假如到位，中国的营商环境会深入改进，我们也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加完全能够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水平。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终关键说，是因其太主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目前，中国M2和GDP的百分比超出200%，和日本的水平大致相当，超出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21年中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美国为%。中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过分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停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