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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与申报关于中日和战问题之讨论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与申报关于中15和战问题之讨论张玮范瑞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对日和战守问题一时成为中国朝野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而报纸作为当时舆论界最重要的载体立即对之作出回应并就此发表自己的主张与看法.是时,中国享有盛誉的南北两大舆论媒体天津大公报与上海申报表现尤甚,两报对事变的反应几乎主导了中国整个舆论界乃至社会界.不过,两报虽同属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爱国报纸,而在中日和战问题上之主张与看法却不尽相同.因此,本文选取能够集中反映两报思想主张和政治倾向的时论或社论进行考察与比较.事变发生第二天,大公报即通过天津铁路局获悉9月18日午夜
2、日军突袭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占领沈阳的消息,乃立即在当日要闻版刊载.最后消息予以报道,这是关内最早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新闻报道.20日,申报发表日军突然占据沈阳消息.随后,有关日军侵略中国东三省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一时人尽皆知,并在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大公报和申报等中国南北各大小报刊政论的中心话题.内忧外患以及民族危机达于极点之际,如何挽救国难?是战是和这一问题演成两报报人思考与讨论的主题并就此作出了各自的回答.9月20日,两报以近乎相同的题目发表第一篇评论.大公报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指陈今日之内忧外患乃是内政不修,漠视国防外交的必然结果,并指出由今念昔甲午中日战争,国难方排山倒海,
3、国力则已届气虚极弱之境,中国现时应循李鸿章之路亦不能抵抗,而应致力于内政,国防以及外交各项事业.又指出中国虽然可以通过屈让以相安,但必有举国一致之力量.而且,政府已向日本政府抗议并要求退兵,国民则务须共励政府,镇静应付此次国难.显然,大公报已开明宗旨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坚决反对与日决战,主张忍辱请成以赴国难.揣其旨意,不与日开战在于以忍辱负重之精神保存实力,以国力之大发展消弭外患.申报社评日军突然占据沈阳则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对日人暴行的愤怒,谓世界列国于此决义无坐视,号召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苏两国对日予以有效之制裁,同时告诫国人勿以国际援助为恃,而应急起共谋所以自救.9月23日,大公报社评国际发言
4、后之辽吉被占事件虽斥责国民政府所谓不抵抗和镇静是顽顿无聊乃至无耻至极,并认为国民政府之措置充不抵抗主义之解释,凡日军所到即我国所失,是最后只有双手奉送全国而后已.但又向政府进言:目前以中国环境之困难,当然努力免战,然不能免之时如何,此必须决定者.这并不意味着大公报准备转变态度而放弃不能抵抗主张,实际上更彰显出其力求避战的立场,即不到万不得已之时要绝对不抵抗,绝对镇静以免授柄于日人,其目的在于力谏政府忍耐和镇静之时亦应向国联宣布我有自救之决心并通令全国积极准备自卫,以1O8争取外交主动和安定民心.同日,申报社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则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正式立场,即反对政府不抵抗政策而坚决主张抗日.文
5、章痛斥国民政府退让即为自杀即为坐待灭亡,逞日人之野心,势非囊括我国家灭亡我民族不止,声言我国家于今日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际,亟应力谋所以抗暴力谋所以自卫.换言之,即应为维护民族作自卫之背水战,昭示国人以镇静之态度,抱牺牲之决心,化内争而共御外,并勿轻举妄动,勿无益牺牲,以此觉醒与决心奋袂而起.为此,申报还对军人,官吏以及教育界和一般国民发出全民总动员号召,明确提出他们在国难中各自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显而易见,大公报和申报予九?一八事变不久即在各自的政论中阐明了两报各异其趣的和战主张,前者沉痛呼吁隐忍准备,反对与日开战,力图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中日纷争;后者则大声疾呼朝野奋起抗争,坚决主张抗日,声明外
6、交无望之日即为中国出兵抗日之时.两报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舆论战贯穿于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之前所有评论中.在日本咄咄逼迫之势下,中国的回击之策不外乎军事抵抗和外交解决两途,其中外交解决又包括国际仲裁和对日外交两个层面,而两报关于中日和战问题的基本主张就集中通过这些方面呈现出来.在军事抵抗方面,两报均有军事抗敌与外交解决同时并举的阐述.例如,大公报11月25日社评施肇基与马占山,申报11月20日时评两支孤军,均将中国国联首席代表施肇基和抗日英雄马占山并列一起,并就此阐发自己的对日主张与看法.不过,这种情形在大公报仅为个别现象,而在申报则代表了其一贯的做法.因为,从九?-/事变到一二?八事变的
7、大部分时间里,大公报社评虽然偶尔言及军事抗战却往往将军事与外交混谈,并在通常情况下只谈外交解决而根本没有军事抗敌的话语.这种特殊情形出现于11月16日日军正式攻打黑龙江省以及国联行政院关于中日问题第三次会议开幕之时,大公报试图通过称赞马占山誓死报国之教忠,以及进谏国民政府尽速筹划实施援助马占山和黑省与我东三省全体同胞之舆论宣传,以告诫国联此时乃为中国失疆土,国联失存在之关键时刻,应积极研究如何开展对日外交斗争;呼吁政府以外交,军事互为联络之策而收外交解决之事功.I1月中下旬,全国各界掀起迎蒋北上抗日运动,并要求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出兵抗战.大公报为此于当月22日发表国家真到严重关头社评,极力劝阻民
8、众请战呼吁与抗日激情,声称在今日而号召宣战无异适中日阀之陷阱.而且,从九?一八事变两月来的实际情形观察,中国现时仍不能舍外交战之立场,只能在此之下尽力成军事战之准备,至于如何由军事外交上求最善之途径,则须相信国府蒋主席行将北来应能负责主持.11月26日,该报社评转祸为福在共同努力又进一步表达了反对与日决战的思想,谓:国难是长期的,倘若此刻开战则必败且白白耗损民族元气,应爱惜四万万同胞之战斗力而通过持久奋斗以破敌.此乃大公报之根本主张.同一时期,申报时评既讨论了外交解决的可能又兼顾了军事抗敌的选择,既勉励国联首席代表施肇基又歌颂抗日英雄马占山,体现出其在中日和战守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该报时评尽管屡
9、屡言及如何从外交上应对此次国难,但言谈之中却每多阐述外交的种种不利,并随事态的不断发展而深感外交解决不易奏效,必须在军事上抗击日本侵略.例如,10月21日的时1O9评指出:在国联压迫强国不足,压迫弱国有余的危险关头,所有国人须有坚强不屈,忍死不辱之表示.11月3日的时评又称:和平解决满洲问题方法已穷,我国人岂能始终忍耐而不急起以图自救乎?12月7日的时评则谓:国人今已准备拼生死救我民族之生存,外交上让无可让之日即我国人最后奋斗之时.1932年1月15日和16日的两篇时评更沉痛指出:由于国联的虚伪,英法的旁观以及美苏的绥靖,中国欲以外交手段消灭战祸已无可能,惟有拼死肉博之途.很明显,申报关注外交
10、应对之时并未放弃军事抵抗主张.如,1931年1O月22日的时评就专门分析了组建学生军的必要性.11月中旬以来的时评则常常热情讴歌马占山将军,号召全国人民援马抗日,劝谏国民政府派兵增援.11月21日的时评蒋主席决心收回失地更对蒋介石北上领导抗日的宣示谨以无限之热忱,表示拥护,盼望立即实现,以声援群众性的迎蒋北上抗日运动.11月26日的时评和乎?战乎?守乎?再次敦促当局立1I3JL上以鼓士气安民心,并借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的古语阐明自己对中日问题的看法.1932年1月14日的时评又陈述了东北义勇军抗击日人暴行的重大意义.在外交解决方面,两报首先对国际仲裁的认识有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报均
11、立即向全世界宣传日人暴行,或以请求或以告诫的方式争取国际公论,并都体认到国联及国际公约的局限性而强调中国自处之必要.例如,大公报指出:吾人诚不应过存依赖之念,乃应刻刻在念,作自卫之准备.申报则称,国人勿徒依赖国联,当素奋起以谋自救.不过,两报在国联及其公约效力上存在歧义,大公报虽认识到了国联及其公约仅具道义权威而无强制实力的虚弱性,却相信身处现代文明社会的日本作为国联成员国和国际公约签字国必将有述于国际公论.同时,认为日本即使不可能完全受国联及国际公约之拘束,但国民于此时确应回复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力以求争取国际公论之根本,这亦是中国自处的必要所在.申报则大声疾呼强权即公理,一语道破国联及其公约
12、所谓的公平正当之处置,认为其根本无法阻止日人扩大侵略,而国际公论效力的微薄又决定了中国必须自处.简言之,大公报常常提请政府应注重国际宣传之效率;申报则往往告诫国民惟自助乃能自救.在资讯采编及其分析过程中,两报均时刻关注国际社会有关中日问题的一切动向,从重要领导人言谈举止到报刊新闻言论消息,从正式公文到谣传说教,悉在网罗范围之内;亦均将目光置诸当时最大的国际政治组织国联和最强盛的国家美国身上,但对其信赖程度以及它们在中日问题上的态度认识不同.具体而言,对于国联以及美国的决议与声明,大公报往往过分夸大有利于中方的只言片语,申报则更能体察其动机与本意j大公报多掩饰不利于中方的裁决,甚而有谓国联和美国
13、绝无抛弃中国的计划和意图,惟迫于自身能力的有限以及国际间矛盾的牵掣而在中日问题上难以有所作为,申报则多抨击国联与美国的虚伪,指斥其每每声言和平与公理,而一旦局势有变则无论英法两国主导的国联抑或九国公约的发起国美国,均不会为和平与公理而使自身利益受损.以国联行政院第二,第三次会议为例,大公报对第二次会议以13票对1票通过邀请美国参加的决议颇感欣慰,更对会议以13票对1票再次指令日本定期撤兵的决议大加赞誉,而申报所发时评则多警告,质问,谴责或抨击之词.对第三次会议偏袒日方的行为,大公报虽也批评责难,但更多的是辩护,而申报则将怨恨和愤怒之情跃然纸上.再以美国不承认主义照会为例,大公报1932年1月9
14、日社评立即对美作出中国必不负共友的承诺;申报则在1月10日时评中发出外交危言,认为美国不承认主义照会即便有效亦至多不过如从前之以毒攻毒,以夷制夷而已固.在对日外交方面,两报尽管均对日本疯狂的军事侵略提出抗议,而其抗议步调并不相同.11O大公报初始对日抗议语气和缓且略带感情说道之嫌.例如,9月20日的社评称:日本出兵东北违背了中日亲善友邦的大道,必须速停军事行动.随着日军侵略的不断强化,其抗议才开始渐渐发力,谓日军已不仅充分发挥其军阀之威武欲,且完全宣泄其浪人之功名热,在冷讽热嘲中尽现愤怒之情.其后,又因日军攻黑省,扰天津,占锦州,抗议声浪乃越来越大.尤其是两次天津事变发生之后,大公报严厉指出津市治安不容长此扰乱,炮轰街市为人道所不容.与之相比,申报初始抗议言辞颇为激烈.如,9月20日时评怒骂日本背弃公理,扰乱和平,是地地道道的不义和黩武之举;21日,22日两日时评更将日军骂的体无完肤,而到后来则仅简单陈述日人历次暴行.当中日双方的国联外交形成对峙之时,两报又开始批驳日人外交言辞的强横狡黠.与此同时,两报在抗议和批驳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劝日反省的政论,大公报在这方面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