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柳宗元迂谪后期文学创作之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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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柳宗元迂谪后期文学创作之民俗风情 论文摘要:柳宗元谪迁岭南以后,因为长久受岭南民俗文化之浸染,并吸收借鉴当地民间文化元素,使其后期的诗文创作展现出一个南疆特有的民俗风情。论文关键词:柳宗元迁谪岭南诗文创作民俗风情浸染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故世有柳河东之称。贞元二十一年,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她参与了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擢为礼部员外郎,然而仅半年时间,因为宦官、藩镇等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她于同年十一月和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在经历了十年的迁谪生活后,柳宗元奉召回京,而居长安还未满月,一纸诏书再度将其和刘禹锡等四人出为远州刺史,即今柳州市,官虽进而地

2、愈远,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卒于柳州任上。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正是这种迁客骚人式的贬谪生涯,才让其文风愈显成熟深厚,如陈长方所云:“子厚在中朝时,还有六朝规矩,读之令人鄙厌,自永州以后始以三代为师。至淮西一事,退之作碑,子厚作雅,逞其他力,便觉退之不逮。子厚直一日千里也。”有关岭南民俗风物及民间文化因子对柳氏诗文创作的渗透和影响,述及者甚少,本文以诗歌、散文为例,试分析之。一、岭南风情在柳宗元迁谪后期诗歌创作中的的渗透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关键以文章鸣世,诗歌创作则未人流派,然而细细品读,大家会感受到柳诗的风格有似柳文,似淡实浓,清峻简练,亦可谓风致独异。尤其

3、是谪迁以后,失意惆怅的苦闷心境加之迥异于中原的岭南民俗风物,使其诗歌的意境折射出一个别样的审美特征。下面分两个时期简明分析一下。(一)初至柳州之时柳宗元怀揣一腔“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政治热情,却因小人谗馅,先贬永州,再迁岭南,其愤懑之情,时人共知。尤其是从京师繁荣之地来到这千里之外的柳州城,异域的山川风物,必定会给其带来文化上的强烈震撼,带着这种复杂情感,她在寄韦珩一诗中写到:“初拜柳州出东郊,道旁相送皆贤豪。回首炫晃别群玉,独赴异域穿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斩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在今人看来,诗歌的风气稍显阴郁,色调不够明亮,尤其是“

4、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两句,读之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对于迁谪中的柳宗元而言,离去京中师友,离开繁荣城市,独赴万里征程,其心境之凄凉和无奈可想而知。因此,写出这种风格低沉、意境凄凉的作品,我们应该抱之以了解。倘若拂去诗人悲凉的主观情感,透过浩荡的漓水、高高的麻兰、阴森的野葛、悬接的虺蛇,便能窥见一幅充满神秘异域色彩的南疆风物图。将之和盛唐时期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作品比较而言,一为神秘诡异的西南边疆,一为雄奇壮丽的塞外大漠,均是迥异于中原的风物。(二)谪居柳州期间除寄韦珩以外,柳宗元居柳州以后写下的很多诗歌作品中,亦显著带有岭南民俗风情的浸染,而诗人的情感相比初至柳城之时,则从抑郁愤懑逐步转

5、归于平静淡薄,并有发愤为政之意,如岭南郊行云:“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茅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今后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其中的“瘴江”、“海边象迹”“飓母”等均是来自于岭南的物象,“飓母”乃是越地百姓对于台风的称呼,桂海虞衡志有记载云:“风,广东南海有飓风,西路稍北州县悉无之,独桂林多风,秋冬大甚,昼夜不息。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瘴者,山岚水毒,和草莽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另有赤雅有关“瘴母”的记载云:“瘴起时,上冲如注,稍顷散漫,下似黄雾空中如弹丸,渐大如车轮四下掷人中之者为痞闷,为疯沥为汗死,

6、人若伏地从其自掷则无恙。”有关“四瘴”的记载云:“春日青草,夏日黄梅,秋日新禾,冬日黄茅。皆乘草木蓊勃,日气肖欣所成,而青草、黄茅最为毒烈。”除此以外,岭表录异中亦有“飓母”“瘴母”的相关记载以下:“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比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将飓风和瘴气呼之为“飓母”和“瘴母”,从中可见古时越地的百姓对于这种灾难性自然物象的恐惧和敬畏心理,这其中或有图腾的文化因子。柳宗元以寥寥数笔,将奇异的岭南风物尽摄诗中,可见其文风之简练深厚。南省转牒欲具注国图令画通风俗小说一诗直接叙述了自己在搜集撰录

7、岭南风俗民情方面所做的详细事情:“圣代提封尽海瑛,狼荒犹得纪山川。华夷图上应初录,风土记中殊未传。椎髻老人难借问,黄茅深洞敢留连。南宫有意求遗俗,试检周书王会篇。”可见,诗人除了身体力行的参加南方风俗调查之外,并借助文件做了一定的工作。另有柳州峒氓云:“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篮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葡,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该诗直接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异服殊音”、“青箬裹篮”、“绿荷包饭”的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形象,其中的“墟”字同西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中的“歌圩”应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诗歌还直接统计了流行于西南地域的鸡骨占神习俗,充满

8、了边地民俗风情。岭外代答相关于这一习俗的记载云:“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鸡未孳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而扑杀之,取腿骨洗净,以麻线束两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处,俾两腿骨相背于竹梃之端,执梃再祷。左骨为依,依者我也。右骨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视两骨之侧全部细窍,以细竹梃长寸余者偏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亦有用鸡卵卜者,焚香祷祝,书墨于卵,记其四维而煮之,熟乃横截,视当墨之处,辨其白之厚薄而定依人之吉凶焉。”另桂海虞衡志载:“鸡b:南人占法,以雄鸡雏,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扑鸡杀之,拔两股骨,净洗,线束之,以细竹梃长寸余遍插之,斜直偏正,各随窍之自然,以定吉凶。”两则

9、文件全部具体记载了整个卜筮的过程,可见,鸡骨占神习俗在当初岭南地域百姓的生活中,应该是比较盛行的,能够将这类民俗事象摄人笔端而依旧保持诗歌的质朴清新,不难看出,柳宗元在长久的迁谪生活中,受当地民风民情浸染之深。虽尚不能够达成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豁达心境,但相比其初至岭南时期而言,也算是平静淡薄了很多。另外,在种柳戏题一诗中的“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二句,借鉴了当地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读来琅琅上口,充满了一个天真闲适和自得之趣,这在柳诗中算是难得的恬静欣悦之笔,相比同时代刘禹锡笔下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元晴却有晴”两句而言,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从侧面反应出她率领柳

10、州百姓植树造林、勤政一方的事迹。广西是歌的海洋,少数民族民间的对歌传统,自古至今,生生不息。而柳州更是歌仙刘三姐的家乡,子厚居于此地,从民间对歌的习俗中汲取诗歌创作灵感,当是没有疑问。二、岭南民俗风情浸染下柳宗元散文创作的新风貌柳宗元以文章独步于中唐,不论是论说、寓言小品、传记、山水游记、骚体杂文等,均在思想性和文学性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尤其是谪迁以后的散文创作,内结抑郁悲愤之气,外染岭南民俗风情,发而为文,“雄浑雅健,似司马子长”,正如余华先生程子山日:“前辈谓退之子厚皆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程子山道出了柳宗元后期散文创作所取得的主要

11、成就。在笔者看来,受当地民俗风情之浸染,并在后期借鉴吸收岭南民间文化因子,应该是其创作中不可忽略的主要原因。(一)人物传记和山水游记中的岭南民俗物象首先,在柳宗元的人物传记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从中窥析当地的部分民风民情,如其作于柳州时期的童区寄传中写到:“柳先生日: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她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认为俗。”其中所反应的是流行于岭南地域的一个买卖杀害儿童的残酷习俗,有关这一点,柳宗元在一文中亦有相关记述:“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扑之,杀鼠如丘。”其中再次提到了“购僮”这一风俗。作者从岭南的民俗

12、风物中获取写作的题材,并将其演绎成为一则带有传奇色彩的感人小说,经过主人公区寄和两个贼人斗志斗勇的传奇经历,歌颂了以弱抗暴的不屈斗争精神。除此以外,梓人传和取材考一文中有具体的叙述。她首先归纳了黔之驴这篇寓言的多个特点,即驴和虎是小说中的主角、虎因为驴的呜叫而吓跑、驴最终显示其真本事而最终为虎所食等多个方面,接着援引了来自印度、希腊等国的多则同类型寓言小说,和之作以比较,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在民间流行的这么的小说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它原来一定是产生在一个地方,由这地方传输开来,最终几乎传遍了全世界。柳宗元或在什么书里看到这则小说,或采自民间传说。不论怎样,这则小说不是她自己发明的。”结合柳宗

13、元在篇首所记内容,可见,这则小说既非她本人创作,也非在什么书里看到,而是取自于民间流传。另外在永某氏之鼠一篇中,经过文中提到的购僮捕鼠这一细节看来,应该也是取自岭南地域的民间传说。在柳宗元后期部分赋体文学的创作中,也蕴含有岭南民俗文化的原因。以其作于永州时期的牛赋而言,她饱含激愤,以牛自喻,认为牛即使无私奉献于社会,却不如那些赢弱的病驴笨马,最终只会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苏东坡对此曾云:“岭外俗皆恬杀牛,海南为甚”。可见,牛赋的创作,柳宗元是受了岭南民俗文化直接影响的。岭南民俗风情渗透于其后期的诗文创作中,给她的诗文增加了多元民俗文化元素,这种新的审美特征使其作品的风格和意象全部展现出一个迥异于中原地域的南疆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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