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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称论文浅析俄罗斯转轨经济的误区本篇文章是由?中国金融?，杂志以“高端权威、高层读者、高效传播为特色，以宣传金融方针政策、探讨现实金融政策、研究实际金融问题为主旨，坚持“相伴金融职场，滋养从业能力的办刊理念，效劳于金融改革和开展、效劳于金融中心工作、效劳于金融系统广阔干部职工，致力于传播和弘扬先进金融文化，在我国经济金融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步入转轨经济已经有20个年头了。后10年的经济增长大大好于前10年，这固然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但对转轨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促进改革政策朝着合理化方向转变，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2022年3月，在独立经济分析中心举
2、办的“经济政策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总结和教训研讨会上，新经济协会总裁、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维克托波尔杰洛维奇( )以?俄罗斯90年代改革的教训?为题，对90年代改革的教训进行了总结，指出了转轨经济的11个误区，认为总结这些根本教训是重新理解改革的根底。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经历了一场社会经济灾难生产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犯罪上升(凶杀、影子经济、贪污)、预期寿命减少、对民主价值失望。资本主义是建立起来了，但却是完全无效的：劳动效率低下、不平等十分严重、所有权保护乏力，看不到任何开展前景。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经济学是罪魁祸首，因为它没能阻挡在开展中的和后共产主义的国家实施错误战略的改革。
3、俄罗斯转轨经济中的误区可以归结为以下11个方面。误区1：宏观经济规律是普遍的。宏观经济的根本理论认为，要想防止长期和快速通货膨胀，必须控制货币总量的增长速度和通胀预期。1992年1月2日价格放开后，第二个因素显然没被充分估计：休克性质的改革和燃料价格急剧上调给通胀预期以十分不好的影响。另外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由于转型经济的特点没被充分考虑，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来限制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被大大高估了。企业账户资金的大幅贬值和信贷不兴旺，导致违约大量出现、易货交易量增加。这加剧了经济进一步衰退。由于生产的产品交换成货币的数量越来越少，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在原那么上，它甚至可能导致
4、更高的价格。类似的现象在许多其他转型经济体中也已经被观察到，但没有引起深入思考。甚至某些著名的西方专家坚持认为，“宏观经济规律是普遍的。这导致1992年俄罗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26倍。对放开价格是否有其他方法?毫无疑问是有的，况且改革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的一些方法中国早在1989年就实施了。中国的价格自由化历时15年，其间经济快速增长。误区2：私有制(几乎)总是好于国有制。不是所有人都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鼓吹神奇的“主人的感觉，认为私有化后企业会立即从无效向高效转变。不久前，世界银行的报告?私有化的效率和转型经济体的所有制?考察了35个样本，以比拟转型经济中私
5、有化和国有企业的效率。下面是报告作者的结论：“私有化本身并不能保证，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不能保证，运营的改善。“私有化对国内所有者的影响在东欧是正面的，而在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为零，甚至是负数。误区3：民营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条件恶化时它们解雇多余的工人。在产品需求下降、资金缺乏、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俄罗斯私有化企业的经理人想尽方法耍花招，为的是不裁员。有些人甚至雇用更多工人，就像西方经理人通常在经济繁荣时期所做的那样。关于这点和转轨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其他令人惊奇的特点，布兰查德(. )、科曼德(. )和克切利(. )等人早在1995年就详细介绍过。2022年，波尔杰洛维奇在其著作?改革的理
6、论根底?中也曾指出。这种公司治理的类型在前南斯拉夫十分典型，但在西方极其罕见。误区4：硬预算约束总比软的好。在苏联，当本钱超支时可能会责骂经理，但通常情况下，债务被一笔勾销。雅诺什科尔奈( )称之为软预算约束。显然，软预算约束不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由此人们普遍相信，在改革之初，就应通过银行提供资金，后者如人们料想的一样，总是对硬化预算约束更感兴趣。但改革的经验和后来的理论成果说明，在一个不好的制度下严格控制对社会可能更不利，因为它将导致过多的破产。误区5：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守夜人。这一论断意味着，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要借助“正确的法律，并确保其实施。此观点长久以来在国际专家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
7、位，正是这些专家20世纪80年代在拉美国家和90年代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激进的自由化方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研究者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在公共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前瞻性的课程里，关于国家的工业和社会政策的论述也不少。在塞弗(Cypher)和迪茨(Dietz)的开展经济学教科书(1987年)中，论断竟然完全相反，即所谓的“正统悖论：“改革时期国家的作用加强。有效的自由化要求稳固国家的力量。数据显示，改革时期，在那些更为成功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国家干预企业决定的程度比俄罗斯要高。令人吃惊的是，2000年，政治风向有了很大的改变：数百篇文章宣传民营企业与政府
8、之间的各种合作形式公私合营、技术平台，等等。就连传统产业政策也已不再是禁忌。误区6：方案没必要，市场自行解决一切。作为第五个误区的后果，这个误区特别值得一提。俄罗斯改革之初方案体制就完全被摧毁。到了2000年，我们才开始明白，没有规划不可能实现快速开展。中国人抵抗住了摧毁方案的诱惑，由“社会主义时期的方案体制一步步创立出实行指导性方案的现代企业制度。历史经验说明，这样的体制对成功赶超、创造“经济奇迹是必要的。误区7：必须继续改革不计本钱。90年代有人不断跟我们重复必须继续改革，没人想到过什么本钱。今天我们知道，任何改革都伴随着从传统投资领域抽出资源、消解结构和寻租过程加快(游说、腐败和影子活动
9、等)。改革作为一个工程，开始之前我们就应该比拟它的预期收益和本钱。一旦发现它的延续不能带来正面效应，就应该准备改变改革方案，甚至放弃它。不幸的是，即便在现在，这个错误也经常重复。误区8：对制度互补性的误解。为了有效地改变这些制度，需要同时改变那些制度，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讲制度的互补性。举例来说，外贸自由化和开放国内市场是两项改革，完成后将对彼此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然而，不能得出结论说，两项改革应同时进行：静态时它们是积极互补的，动态时它们可能就会对彼此产生负面影响。比方，如果外贸放开了，而价格改革没有跟上，就会极大地刺激寻租行为的产生，如俄罗斯1992年就曾创造出巨大的、利用
10、国内外差价来寻租的时机。1992年，俄罗斯有色金属价格数十倍低于世界价格，而世界燃料价格是国内价格的一倍。巨大的而且逐渐减少的利差使企业主不惜任何代价寻求出口权，以运出上述资源的现有储藏。这时就不仅存在保障国内需求的任务，增加这些出口资源生产本身(需要时间)也失去了意义。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新西兰大约在同一时期正推行类似的改革，一位专家坦率地指出：在放开国内市场前不能实行外贸自由化。在中国，这两项改革从1979年逐渐展开，到1992-1993年，在国家监督下根本完成。误区9：政府不应实行“民粹主义政策。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另一个口号。这反映了过去的许多改革者脑子里的典型意识：愚昧的民众无法
11、估计到改革给他们带来什么，因此应该尽可能地对他们的意见置之不理。1992年的自由化使居民失去了存款，企业失去了周转资金。生产和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第一阶段即1992-1994年的私有化改革完全没有按照方案执行。改革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社会调查结果和1993年秋季议会反对政府政策的“起义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政府仍无视这些信号，继续改革。抵押拍卖是最可恶的措施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定了在俄罗斯私有财产的非法性。经验说明，为使改革成功必须形成一种积极的体制预期，也就是人民对体制效率要有信心。为此必须在改革的各个阶段不断提高主要居民群体的生活水平。因此，要考虑对体制改革中的失败者给予补偿。顺便说一
12、下，不仅中国的改革者，欧盟的创立者也严格遵循这一原那么。误区10：休克疗法是最好的策略。这一论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改革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事实上，它违背了业已存在(但没被充分认识)的国际经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中国的“大跃进(1958-1961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都是休克疗法最鲜明的事例。对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974-1983年在智利的改革和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改革的最初评价使休克疗法更为流行。皮诺切特改革的最初成果被视为“智利经济奇迹。但是，后来人们认识到，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现在智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低于俄罗斯。撒切尔改革的“休
13、克性质在激进程度上与转轨经济改革没有任何可比性。况且就连这些改革的成效也遭到质疑，有些人甚至认为，正是1986年进行的证券交易自由化，当时也被称为“大跃进，给现在的危机埋下了祸根。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科尔奈对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支持者之间的辩论进行了总结：“大多数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具有影响的西方专家主张加速私有化而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俄罗斯。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不可逆转的坏作用导致财产和权力令人难以置信地集中现在，10年、15年过去了，多数专家都不得不成认，主张逐步过渡是正确的。误区11：引进的总要好一些。俄罗斯在改革中犯了一些错误，到现在为止这些错误仍在发挥影响，并且经常反复。这
14、些错误包括：实施五级所得税(1992年);公布破产法(1992年);建立短期国债市场(1993年);以住房抵押贷款代办处为根底形成的抵押(1997年);渔业份额拍卖(2000年);福利货币化(2022年);养老金改革(2022年)。总结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教训是重新认识改革的根底。从上述11个误区可以得出根本结论：为了从某个较为兴旺的制度环境中引进制度，将其植入欠兴旺环境中，需要从与后者环境相匹配的制度入手，努力消除其现有的文化、体制、技术和其他方面的限制。随着限制被削弱，在最终目的没有实现之前，应该采用新的过渡性体制。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按照这个路线进行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适宜的制度空间构建出具有连续性的过渡体制。没有终极药方，但找到适宜的路径，并选择最为合理的方案，这是准备改革和正在改革的人们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