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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 一、引 言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什么是经典这个问题各有其不同的答案。关于经典性（canonicity）的不同定义具体地说明：各个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经典，除了经典的共同性质之外，更深具个别地域文化之特色，并受到各地域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投影。我们可以说，所谓经典或经典性常常是在各地域的思想史或文化史脉络中被定义的。 本文探讨的中心课题是：在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中，经典性如何被定义？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运用儒家涉及经典之特质的直接史料之外，也想从东亚儒者解释经典文本的言论之中，推敲他们心目中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之特质。二、儒家思想脉络中经典性之三个面向 从东亚儒家思想
2、脉络来看，经典性至少包括三个重要内涵：（1）社会政治的内涵，（2）形上学的内涵，（3）心性论的内涵。我们引用儒者释经的相关言论，依序加以论述。 （1）社会政治的内涵：儒家定义下的经典性，第一个组成要素就是经典必须具有社会政治的内涵，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致天下于太平。这种特质源自古代中国政教不分之传统，古代贵族以诗书礼乐等经书治理国家，统领众庶，所谓王官学就是贵族之学。从左传记载可见，春秋时代（722-481B.C.）的行人，在外交场合常引用诗书作为修辞之依据，甚至春秋各国在战事场合中也常引诗以证成自己之立场。到了贵族凌夷，王官学没落，百家之学大兴，民间学者杂然纷起，而孔子（551-479B.C.
3、）尤开其先河。 自孔子以降，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经典必须通过批导现实世界进而改变世界。孟子（371-289B.C.）可能是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哲人，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孔子之所以因鲁史而作春秋，乃是为了从史实中求史义，以致天下于太平。这种将经典视为社会政治之宝典的看法，几为汉代人之共识，太史公司马迁（145-86B.C.）解释孔子作春秋之意说：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
4、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从孟子到司马迁所主张的经典性之社会学与政治学内涵，确属言之有据，孔子早就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从孟子以降许多儒者所定义的作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经典，确实与孔子的说法互相呼应。 经典作为社会政治运作之宝典，在两汉时代不仅是经典性的重要定义，更是社会与政治运作的事实。诚如皮锡瑞（鹿门，1850-1908）所说，汉代政治实受经典之主导，武宣之间，经学
5、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在两汉时代，五经应用于施政的实例可谓不胜枚举，具体的说明经典的政治学涵义在现实世界中的落实。 如果经典性是建立在经典的社会政治性之上，那么经典中的道就是一种批导并改变现实世界的具体原则与策略，诚如董仲舒（C.179-C.104B.C.）所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这种经典中的道是彻底的人道而不是天道，这种人道并非不占时间与空间的、作为抽象范畴的形上学之道。在这种思想脉络下，汉代人特别重视春秋这部经典，实在是理所当然，事所必至。 德川时代（1600-1868）
6、的日本儒者也多半从社会性与政治性来定义经典性。从十七世纪古学派大师伊藤仁斋（维桢，1627-1705）以降，日本许多儒者都不满朱子（晦庵，1130-1200）在人道之上另立天道，他们对宋儒之形上学倾向皆特加批判。他们多半主张儒家经典中所谓道，就是人伦日用之道，伊藤仁斋在语孟字义中的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他说：道，犹路也，人之所以往来也。……大凡圣贤与人说道，多就人事上说。……凡圣人所谓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道者，人伦日用当行之路。伊藤仁斋认为儒家经典中的道，就是人伦日用当行之路，因为：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以
7、人行人之道，何谓知难行之有！夫虽以人之灵，然不能若羽者之翔，鳞者之潜者，其性异也。于服尧之服，行尧之行，诵尧之言，则无复甚难者，其道同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若夫欲外人伦而求道者，犹捕风捉影，必不可得也。……天地之间，唯一实理而已矣。 仁斋所谓实理就是具体的社会政治事物，而不是超越的形而上的世界。 十七世纪伊藤仁斋以人伦日用之实理界定儒家经典中的道，也获得十八世纪下半叶大阪怀德堂儒者中井履轩（名积德，字处叔，号履轩，1732-1817）的呼应。中井履轩解经，极力批驳朱子学，并强烈主张经典中的道的人间性格，他说：道元假往来道路之名，人之所宜践行，故谓之道也。所谓圣
8、人君子之道，尧舜文武之道，皆弗离乎人矣。易传诸书乃更假论易道天道，及阴阳鬼神莫不有道焉，并离乎人而为言矣。中井履轩认为孔孟之道皆是人伦日用之道，他解释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一语说：道，如君子之道，尧舜之道，夫子之道，吾道之道，此与人伦日用当行者，非两事。……集注解道字，或云：事物当然之理，或云：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如判然两物，不知其义果经乎？窃恐不若用一意解之。 德川儒者将儒家经典中的道从天上转到人间之后，认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是在于它能发挥人伦日用当行之社会性与政治性之作用。在对经典中的道的性格重新界定之后，德川儒者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家经典？也提出
9、了崭新的答案。伊藤仁斋主张论语、孟子二书是儒家思想的渊源，他推崇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而孟子则为论语之义疏，两者之价值皆高出于六经之上。仁斋认为对儒家经典义理的解释，应以论语与孟子为依归。中井履轩对于正统的儒家经典，也提出一套看法，他说：夫子晚年绪正六经，固非无垂教之意。然秦汉以降，礼乐已泯灭矣。诗书缺亡纷乱，无以见夫子之功。易经虽存矣，亦无功。春秋亦非孔子之笔，故传孔子之道者，唯论语、孟子、中庸三种而已矣，皆后人之绩，而非宰我所知。岂容据此等说哉？是故夫子垂教之绩，皆泯于秦火，而后世无传也。此颇吾一家之言，人或不之信，仍信用易传、春秋者，则廑廑亦唯有是二事而已。学者是取易传、春秋，通读一过以评之，何处是传尧舜之道者？ 中井履轩认为：只有论语、孟子、中庸等三部经典，才能传孔子之道，其余如易传和春秋均不足为据。总之，德川儒者与孟子以降两汉中国儒者，都将经典中的道解释为充满人间性格的道。在这种对道的理解之下，中日儒者所认定的正统儒家经典虽然互有不同，但是他们在以社会性与政治性界定经典性这点上，完全是若合符节。 （2）形上学的内涵：东亚儒者界定经典性的第二项特质是：经典必须有其形上学的内涵。关于从形上学界定经典性，应可上溯至战国末期礼记‧经解及庄子‧天下等文献，但最具有代表性的可能仍是朱子。朱子在解释他重订的中庸第32章时，对经之涵义曾提出如下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