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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觉得有五个转变最核心：第一，资源配备信号由筹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当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干发明出最大的价值？在筹划经济下，没有一种合理的原则，完全依赖于筹划官员想象中的“社会需要”。例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由于筹划官员固执地觉得，对一种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因此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成果导致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平常消费品都需要靠票证才干买到。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鼓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后来，引
2、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应，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到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备，并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公司之间的配备。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某些重要资源（例如钢铁原材料）基本都是由国家筹划配给国有公司，后来，由于乡镇公司和民营公司浮现它们效率更高，乐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公司使用的资源，通过多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备，远比国家筹划更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发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渐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种重要特点。
3、双轨制保证了从筹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和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种帕累托改善，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今天，价格信号不仅在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并且也在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足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备的重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足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公司和外资公司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我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我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
4、、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当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当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公司家。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备都是由人做出的。公司也好，政府也好，自身只是一种组织形态，不会做任何决策，真正做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筹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公司家。公司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公司家的转变，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公司家做决策的时候，要预测将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的；要看一项投入发明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
5、损，她就面临破产，因此她的决策指向在多数状况下与发明社会财富的规定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精确，公司利润越多，资源配备越合理，发明的社会价值越大。而官员不同，她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重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怀利润，虽然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她们的职位升迁。因此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挥霍性投资。事实上，筹划经济下政府官员挂在口上的“政治账”、“社会账”，一般但是是她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目前我们仍然处在官员决策和公司家决策并存的阶段，我们经济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是经济决策权没有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到公司家导致的。在诸多产业，我们仍
6、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司投资需要政府审批；政府出台的某些政策直接对公司的经营自由导致损害；政出多门，政策多变，公司家总是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拟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毕的体现。如果我们能给公司家更多的自由，让价格信号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源配备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会更为迅速，腐败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第三，个人权益基本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筹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有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有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一方面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
7、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发明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她的因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体现为社会财富的发明过程，而更多地体现为财富再分派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干被用于权力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消灭，而不是财富的增长。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来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状况下，一种人要获得财富，一方面要为她人发明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体现为社会财富的发明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种人只有比她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犹如样的资源发明更大的市场价
8、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能发明同样的市场价值，才干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的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而带来的。然而，也是由于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毕，社会中基于官职的权益与基于财产的权益同步并存，有官职的人仍然拥有巨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将来，只有将经济制度的利益基本由政府职位彻底转向私人财产，我们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根除腐败，减少无效率的收入差距，最充足地激发中国人发明财富的热情与智慧。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
9、方竞争。在老式的筹划经济下，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制定的，资源是由中央动员的。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财政大包干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带来的成果。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包干制度于一九八年一方面引入，一九八四年做了某些调节，一九八八年完全实现制度化。按照这一制度，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以及相似级别的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这一政策事实上相称于对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
10、了财产划分，将整个中国经济划提成诸多小的公有经济体，每个地方都成了一种“公司”，每一级别的地方政府变成了其管理的公共经济的实际所有者，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财力就大，官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权益。在这样的体制下，发展经济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的，由此导致了地区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刺激了乡镇公司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尽管地方政府也许会使用行政筹划手段来控制本地公司，但是只能采用讨价还价的措施。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剧了中央筹划体制控制的难度，最初迫使公司和地区通过“物资串换”的方式走向市场，整个经济走上“双轨制”，最后迫使中央筹划体系逐渐崩溃。尽管分权制随
11、着着地方保护主义的浮现，但它同步也是摧毁市场分割的重要力量。经济越是有效率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越有能力进入其她地区的市场，运用全国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地区间的竞争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吸引外来的投资者。第五，经济运营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运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的确，早在二百近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经济发展取决于分工，而分工限度受市场范畴的限制。也就是说，市场范畴越大，分工限度越高，互换越发达，经济越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再次启动的中国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范畴，使中国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技术和
12、管理制度，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发明国民财富，从而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基本。 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引入制度竞争，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经济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查体制优越与否的原则，筹划经济和国有公司的弊病暴露无遗，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公司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正是国有公司与外资公司（和民营公司）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公司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渐退出。在开放的市场上，消费者用她们手中的货币投票。当国有公司失去了市场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对外开放还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
13、游戏规则。例如前几年，我们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的权力、废除审批制方面做的许多工作，是跟加入世贸组织(WTO)密切有关的。由于加入了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本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个去掉。因此说，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就。以上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和问题的核心。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浮现的某些舆论，政府出台的某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多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支持下屡屡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长；公司
14、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公司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本源都归咎于她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白，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筹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发言之后完全承认市场，通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目前，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更多地演变为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就会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导致致命性的伤害。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对某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三十年的历程，但改革的前景仍然布满不拟定性。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短期内起核心作用的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选择，长期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深切盼望，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将有助于构筑良好的大众理念，推动中国改革继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