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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午战争1回忆:中国为什么会输？价值中国推荐 -11-17 09:50:46 三联生活周刊 甲午海战结束后，战争赔款使清政府的独立财政几乎破产，半殖民地的状况急剧加深。而这笔赔款在日本则充当了现代工业的起爆器，挣脱了半殖民地的危险，推动日本成为一大强国。日本思想史竹内好发现，日本把外来的东西作为一种痛苦，总是在抵御中接受，更新自身。19世纪的痛苦与更新由于与一种更大范畴的历史格局联系在一起，并且使日本变成了世界性的强国，这种经验显得更为深刻。 舒可文 -11-02甲午战争的成果甲午海战结束后，战争赔款使清政府的独立财政几乎破产，大量举借外债，使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新的通商口岸以及内河新航线进一步
2、被外强控制，半殖民地的状况急剧加深。被寄予但愿30年的洋务运动进入了死胡同：坚船利炮连历来不觉得意的日本都应对不成，迫使中国重新检讨和拟定富国强兵的方向；而随后的“戊戌变法”又遭失败，彻底把中国逼向了革命的方向。而这笔赔款在日本则充当了现代工业的起爆器，挣脱了半殖民地的危险，推动日本成为一大强国，并从此变化了世界政治格局，影响延续整个20世纪。甲午战争后，日本大藏大臣甚至主张向中国规定10亿两赔款，又担忧失之过苛，会引起西方列强的插手和干涉。为保证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中国补偿军费条款，规定中国补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作为战败者，李鸿章的艰苦谈判无力可依，最后，日本还是根据西
3、方列强对谈判的反映，为缓和列强的不满情绪，将3亿两的赔款减少1/3。马关公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将2亿两库平银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补偿，分8次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其他未付之款要按年加5%的利息。由于马关公约中辽东半岛的条款引起了俄国、德国、法国的不满，三国以损害了其在华权益为由以武力逼迫日本放弃侵占辽东半岛，为此，日本再向清政府规定3000万两库平银作为补偿。另约中又规定，赔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卫驻军费用，由中国每年支付50万两库平银。戚其章先生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做了更细致的计算：库平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原则，日本以库平银成色不一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并规定中国在伦敦的银行用英
4、镑支付赔款。由于连年以来，金价上涨，银价跌落，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故英镑兑换比率虽偶有波动，但镑价上扬的势头是难以遏止的，这就形成了镑亏。“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万两，“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加上赔款之外掠夺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约为库平银8000万两。总计，日本从甲午海战中所得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5.1亿日元，等于当时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说：“在获得这个赔款此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过数万万元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日元。因此，3.5亿日元巨资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觉得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
5、大的扩张了。”这笔巨资被用于发展工业、军事以及国民教育。“二战”前日本最出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1897年开创时所用的1920万日元即来自甲午战争赔款。19动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生铁总产量的53%、钢总产量的83%。被张宇燕等经济学家引用的一份材料显示，从马关公约签订到19的8年间，日本的公司总数由2844家增至8895家，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日本农商务省发布过的记录中，1891年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70%，到19便降至6
6、4%。显示出日本的产业构造发生了迅速变化，整体国力大幅度提高。战前，中日两国都还使用银本位的金融制度，欧美国家则实行的是金本位。当时的纺织业等工业设备和原料，军需品和军工生产设备都需从金本位国购入，银本位制度对日本发展工业的限制可想而知。1871年明治政府的新货币条例已经规定采用金本位制，但始终因资金匮乏不能启动。经由英国支付的中国赔款，为日本的币制改革提供了资金，1897年10月完毕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便迅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它得以在世界市场上与列强角逐竞争。佩里公园与老式日本旅游指南中，对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推介地点是佩里公园。公园里树立的佩里纪念碑建于19，碑文“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
7、陆纪念碑”出自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在这个公园每年均有名为“黑船祭”的开国纪念活动。从佩里登陆到甲午海战，时隔40年，日本地位已全然变化。佩里纪念碑真可以作为理解日本现代化起点的一种故意味的构造。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1852年就任东印度舰队的司令官，被授予“日本开国”的指令。1853年7月8日，被日本描述为“黑船”的美国军舰编队，达到了横须贺南面的浦贺海面，带来了美国总统国书。幕府通过国书理解到，美国对日本的规定是以日本为淡水、煤炭补给地，并规定与日本开展贸易。当时统治日本的幕府已经锁国2，冒着黑烟架着大炮的黑船导致了一片混乱，武士忙于备战，寺院钟声齐鸣，人们拥进神社，祷告神灵，幕府感
8、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慌，黑船导致的压力迫使幕府采用了迟延方略，等待时机。但1854年，佩里再次到来，武力威胁下，幕府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公约，这是日本第一种不平等公约。根据1854年的这个公约，1856年，美国向日本派出了外交官哈里斯。7月哈里斯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下田，自称是美国政府派驻日本的总领事，负责日美之间的外交事务。谈判新的通商公约时，幕府向诸藩通报了公约内容，有人提出应当请天皇批准，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迟延方略。通过两年谈判，1858年幕府官员告知哈里斯，公约要通过京都的“天皇”许可，哈里斯初次据说在日本除了将军之外尚有一种天皇，但不久她又理解到，“天皇是一种既无财力又没实权的没有价值的人
9、物”。她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天皇的地位：“幕府官员告诉我说，派往京都的使节定会成功地获得天皇的许可，一旦对外宣布已经获得了天皇的许可，那么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将自然平息。即便是最竭力反对公约的人，只要一听到天皇已经许可，都会体现出：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服从吧。可这种说法与日本人平时看待天皇的态度完全矛盾。日本人在平时谈到这位君主的时候，总是体现出不屑的态度。”由于这时的天皇被冷落的历史已数百年，德川幕府自然从未有过需要天皇批准一种决定的先例。她们也并没有真的去禀报天皇。1857年荷兰商人就曾以“亚罗号事件”导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事例警告日本，当哈里斯向幕府通报了英法联军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公约的消息后，
10、幕府才意识到外夷到来的情势史上未有，之前长州、萨摩藩等地的武士与西洋军舰开战，一概大败，此时如果回绝“外夷”的规定将带来战争、割地的成果，严重限度让幕府及诸藩都难以承当，才立即派出代表和贵重的礼物去京都请示天皇。而天皇无权、无兵，她所做的只是前所未有地向幕府提出了一种条件，规定幕府派兵进驻京都，保卫京都。1858年，幕府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安政五国公约，内容波及开放港口、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这时的日本也同中国同样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境地。尊王攘夷运动也从这时开始。14世纪日本曾有过君主的中兴企图，虽然没成功，但在那时的契机中写下的日本史，为近代的尊王运动提供了思想基本。作为封建
11、领地的幕府是国家更有实际功能的政治单位，但它对其她200多种封建领地并没有一般的行政权力，例如税收，幕府虽行使国家行政，却只能依托在自己领地的税收维持。19世纪时，幕府政权下的日本各阶级都已经积蓄了广泛的社会问题，屈辱的公约更带来了了日本社会变化幕府统治的规定，各阶级都规定改组社会，但社会学家贝拉分析说：没有一种阶级因此而袭击老式的中心价值系统，也不存在所谓的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反而是要“使中心价值能呈现应当具有的面貌”，这个中心价值就是武士道以忠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在尊王中发展为国家伦理。“尊王显示出日本社会在危机中对老式中心价值的依恋更强，而不是削弱。”于是，孝明天皇被推上了政治前台。1867
12、年2月，15岁的睦仁天皇继位，1868年初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倒幕派皇族、大名、武士出席，宣布“五政复古”，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改号为明治，恢复天皇亲政，废除幕府，责令幕府将军德川交出领地和财产。德川则调集兵力抵御，天皇组织了讨幕军，德川被迫投降。王政复古后，日本的封建领地仍由各行其内部行政，全国性的维新不也许推动。明治天皇的日本新政府命令各藩将土地和军队归还给天皇，并废藩置县，把日本分为3府72县，终结了封建割据状态，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1881年，明治天皇发诏书，承诺履行宪法。伊藤博文被派往普鲁士研习宪法，回国制定了日本宪法。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
13、届国会。明治政府迫于外夷的侵扰，富国强兵是维新的首要动力，因此在法律上予以军队更大的权力。虽然史学家多次提示：这个内阁制度是为天皇的现世权力而创立，而立宪制作为天皇法权的事实形式，并不是自下而上的市民政府，是老式政治体系内部的重新改组。但是，尽管地方势力尊王倒幕各有其私，但由于促成了天皇的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制度维新正好得以在老式体系中迅速完毕。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对比两国现代的起点，此时的日本刚刚完毕天皇的中央集权，虽然也存在反对维新的势力，并且不乏革命的煽动，但都被来自天皇的权威压制和铲除。而中国皇帝的集权早在前就已完毕，改朝换代到19世纪，这种集权不仅不能控
14、制地方势力，地方势力却足以阻挠进而剿灭自上而下的改良。中国被逼到了革命的角落，可自下而上的中国辛亥革命也失败了，日本思想史家竹内好对此的评价是，“败就败在它是一场革命”。也许，对竹内好而言，革命与老式相比，老式更有整合与重组的力量。但与中国不同，在日本，老式文化以另一种面貌显示着力量。甲午海战后，清朝开始向日本派送留学生，渴望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到了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留学，在这里学习基本的生物医学，她记述了在某一天里发生的令她奇怪的事：“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人们来，说：由于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吧！我大吃了一惊。目前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由于绝望于孔夫子和她的之
15、徒，因此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鲁迅所奇怪的，也许正是竹内好所指出的维新成功的另一种因素，即“没有个性便是日本的个性”，“日本对欧洲没有表达出文化上的抵御，就在于日本文化构造上的这一性质，日本文化总是面向外界的，等待着新的东西到来”，犹如早年对大唐文化的学习模仿。日本的国学派虽然回绝了中国，在明治维新时，汉学一度被剥夺了教学权，不久又得到恢复。但竹内好也发现，日本把外来的东西作为一种痛苦，总是在抵御中接受，更新自身。这种经验对日本不是第一次，但19世纪的痛苦与更新由于与一种更大范畴的历史格局联系在一起，并且使日本变成了世界性的强国，这种经验显得更为深刻。在这种日本式的历史经
16、验中，佩里公园的黑船祭显示出了独特的面貌。紧箍咒与脱亚中日两国都由于被迫而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853年，佩里到日本，185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日本开放口岸，1857年，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1863年，日本萨摩藩和英军开战失败。中国仍然以华夷逻辑看待时，日本却在当时就把这一系列事件放置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应对。1898年的武士道一书，就显示出针对欧洲文明的抗辩：“她们有着高高在上的律师乃至法官的地位，而我则可以取被告的姿态。”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说，以日本一面尊崇着老式历史，一面实现着新兴的现代国家的情势，被告是唯一的优势，由于这种抗辩的背后是来自黑格尔对东亚的否认性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