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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方法的解构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解构“导论之二”陈治国* 作者简介：陈治国（1977-），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生，主要研究现象学与诠释学、宗教哲学和比较哲学。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摘 要：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贯穿于其玄思生涯的始终，而作为方法的解构之策略乃是推动并刻画这种关系的一副“拐杖”。本文以文本解读和历史考察的方式追踪并分析了这幅“拐杖”的来龙去脉及其使用方式、路线乃至变形。其要义在于，以远取路德、近接胡塞尔的综合能力，海氏形塑了自己的解构方法，并娴熟运用于同形而上学之关系的各个阶段：在“现象学的十年”
2、中，海氏着重发展的诠释学或诠释学的现象学就在于通过解构古希腊-基督教人类学构造出一种基础存在论，从而在系统的意义上为形而上学建基；在“形而上学的十年”中，海氏的解构表现为一种对存在论历史的重演，力图在历史的意义上为形而上学建基；作为诠释学的解构和作为存在论历史之重演的解构之基础都在于此在的历史性，而1937年前后以来海氏的解构工作更多地表现为基于存在历史的新观点来克服形而上学本身，这种克服并非是要消除形而上学，而是在思及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意义上经受形而上学。 关键词：实际性的诠释学；存在论历史；存在历史；解构；形而上学根据对贯穿于其一生的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之复杂关系的简单梳理， 我们认为，海德格
3、尔与形而上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现象学的十年”（1917-1927年）中，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基督教人类学的解构而发展出一种基础存在论从而为形而上学建基；“形而上学的十年”（1927-1937年）中，海德格尔在对传统形而上学即存在论历史的解构中致力于通过“把在其整体中的存在者主题化”之后存在论（metontology）研究而正向建构形而上学；1937年前后以来的第三阶段，海氏基于存在历史的背景而努力克服形而上学本身。“解构”的姿态或者说作为方法的解构始终是刻画这种关系的一副“拐杖”。但是关于这幅“拐杖”的来龙去脉及其使用方式、路线乃至变形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现在我们就转入这
4、一问题。一、“诠释学就是解构”如所周知，当前汉语学界的“解构”一词往往是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流行一时的后现代理论或解构理论尤其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学说中的“解-构”（dconstruction，deconstruction）一词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德里达的“解-构”（dconstruction）正是对海德格尔的“解-构”（Abbau，dismantling，即“挖掘”、“拆解”或“分解”）一词的翻译。 德里达对“解-构”（dconstruction）一词的解释，参见Jacques Derrida, “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 in D
5、errida and Diffrance, eds. David Wood and Robert Bernasconi,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5; Jacques Derrida, The Ear of the Other, ed. C. V. McDonald, tr. Kamuf and Ronell,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5, pp. 86-87.“解-构”（Abbau）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乃是后来海德格尔有时以连字符形式书写和使用的“解构”（Destruktion，de
6、struction或destructuring）一词的同义词，但是并不能完全代替海德格尔对后者在其漫长哲学生涯中那种灵活多义的理解、使用及其变形，并且海德格尔的“解-构”（Abbau）本身同德里达的“解-构”（dconstruction）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距离作为一定意义上等同于“解构”（Destruktion）的前者同样深深地植根于海德格尔对时间性和历史性的沉思，而后者更多地刻画了对一种字面意义上的颠覆之中性的、准形式的操作 Dominique Janicaud, “Overcoming Metaphysics?”, in Dominique Janicaud and Jean-Franoi
7、s Matti, Heidegger from Metaphysics to Thought, trans. Michael Gend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 4.，我们在此决定以“解构”（destruction或destructuring）来对应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 如前所述，在“现象学的十年”期间，海德格尔致力于发展一种此在的现象学或者说基础存在论来为形而上学建基。在此过程中，作为其方法来源的胡塞尔现象学显然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胡塞尔那里，“解构”正是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环
8、节，并且虽然他主要使用的是“Abbau”一词在经验与判断中使用了“解构”（Destruktion）这一术语，但是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迟至1919年夏季学期讲稿现象学与先验价值哲学，仍然没有使用之，而是受康德的影响，更愿意使用“现象学的批判”。例如，海德格尔在该讲稿“导论”部分阐明课程目标的时候写道：“具体而言，我们所靶向的东西是对先验价值哲学进行现象学的批判。”“真正的批判总是积极性的，并且现象学的批判有鉴于它是现象学的尤其像那样地只能是积极性的。”“现象学涉及到一切精神生活的原则以及对于一切自身被规定（principled）的东西的洞见。同时这意味着现象学的批判其积极性的目标在于观看并寻视精神
9、生活本身真实的、真正的源头自身仅仅从事诸如倾向于通过批判的现象学研究导入真正的问题领域之类的哲学直观。” Martin Heidegger,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Ted Sadler, London and New Brunswick, NJ.: The Athlone Press, 2000, pp. 108-109. 凡来自海德格尔原始文献的引文之注释，当同一原始文献首次出现的时候，笔者给出详细的出版信息，其它时候一般仅仅给出简略出版信息，包括作者、文献名称、文献来源、具体页码。不过，伴随着对路德的阅读青年海德格尔的挚友
10、雅斯贝尔斯回忆说，他清楚地目睹了1920年春季海德格尔针对路德的高强度研究，海德格尔在1919-1920年冬季学期讲稿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首次使用了“解构”（Destruktion）一词， Martin Heidegger, Grundprobleme der Phnomenologie, GA 58, Hg. Hans-Helmut Gander,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2, S. 139ff. 在那里，他提到路德对中世纪荣耀神学以及作为其源头的亚里士多德的攻击。我们知道，路德在这种攻击中，使用的正是术语“解构”（destruc
11、tio），“destructio”显然与拉丁语“de-struere”（struere意味着“放置、堆积或建立”）具有亲缘关系。所以，在路德对中世纪荣耀神学以及作为其肇事者的亚里士多德之经院主义解释的解构之鼓舞和引导下，海德格尔在1920-1921年冬季学期讲稿宗教现象学导论和1921年夏季学期讲稿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中，对“系统神学”、“教会教义”神学等展开了朝向原始基督教的解构，并在1921-1922年冬季学期讲稿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中突入到对包括亚里士多德经院主义的整个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乃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本身的解构，以实现所谓“哲学的终结” Martin H
12、eidegger, Ph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 Einfhrung in die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GA 61, Hg. Walter Brcker und Kter Brcker-Oltman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5, S. 35.。不过，真正要把解构发展为作为方法的诠释学现象学的一种基本品格，要推至1923年夏季学期讲稿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这个时候，海德格尔正致力于把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改造为一种此在的现象学或
13、实际性的诠释学。在这里，现象学或诠释学的现象学就意味着“解释”，而“实际性”（facticity）的解释作为一种主格意义上的表达就是意指本己之此在的自我解释，并且经由这种解释使得此在是其所是。海德格尔写道：“在这里诠释学和实际性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对象的把握和被把握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前者将仅仅在那种关联中不得不衡量自身。毋宁说，解释（Auslegung，interpreting）本身是实际性的存在特征之可能和独特的如何。解释是属于实际生活本身之存在的一种存在。”“这种诠释学研究的主题乃是每一本己的此在，后者实际上是在诠释学上探问关于并且基于它的存在特征，旨在在它之中为了自身发展一种彻底的觉醒。”
14、Martin Heidegger, Ontology: 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 trans. John van Bure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2.但是，此在并非总是本真性地解释自身，因为“此在以某种如此这般的方式谈及自身、看待自身，但是这仅仅是在自身面前所穿戴的一副面具，从而使得自身不再感到恐惧”，它采取了常人（they）的解释。 Martin Heidegger, Ontology: 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
15、y, p. 26.这里的常人实际上就是传统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进而，这也就是说，存在或者说此在之存在本质上把自身隐蔽在传统之下。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初始状态去达到对摆脱了遮蔽的主体事情的把握。为此有必要揭开遮蔽主体事情的历史。哲学追问的传统必须一直回溯至它的主体事情的最初源头。传统必须被解-构（Abbau，dismantling）。只有以此方式，关于主体事情的始源状态（primordial position）才是可能的。这种回溯再次把哲学置于决定性的语境面前。” Martin Heidegger, Ontology: 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 p. 59
16、. 这里的“传统”主要是指在古希腊和基督教经院主义合谋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有关人的那种僵硬观念，例如，“人是理性的动物”。因而，在此对传统的解构也就是对哲学人类学历史或基督教神学人类学的解构，参见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第一部分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五节；实际上，在前一年，即1922年，海德格尔为应聘马堡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职位临时撰写并寄给当时马堡大学哲学系那托普（Natrop）教授的报告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诠释学处境的显示已经初步提出、刻画了传统人类学的路线图，并力图发展一种“现象学人类学”，即此在的诠释学或者说后来的基础存在论的雏形。他写道：“着眼于实际性问题，在我们当前处境的存在特征中起作用的重要的、构造性的作用力量的缠绕交织状态，可以简略地称作希腊的-基督教的生命解释。这也应当包括由希腊的-基督教的生命解释决定、与这种生命解释相关的那些当代
